辽宁
1965年9月，聂海芬在浙江省杭州市。
从小她就怀揣着当警察的梦想，并且一路的成长都在为这个梦想不懈努力。
到了1986年，21岁的聂海芬终于达成了心愿，加入了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成了一名既优秀又干练的女刑警。
进入警队后没多久，聂海芬就凭借出色的能力和业绩，很快就被提拔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的大队长。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的时候，聂海芬带领团队办理的案件数量已经达到了350起。
她亲手装订的案卷堆起来，能塞满一间30平米的小房间。
聂海芬天生就是干刑侦的料，面对那些棘手或者复杂的案件，她总能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找到破案的关键。
因此她在警队里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破案专家”。
在聂海芬的职业生涯中，她侦破的刑事案件接近200起，为国家和人民追回了大量的财产。
因为表现出色，她还成为了杭州市警校的常驻教官，向新一代的年轻警员传授自己的宝贵经验。
2006年，聂海芬因为战功赫赫，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甚至登上了《人民公安》杂志的封面，还参加了央视的访谈节目。
一时间这位优秀的女刑警名声大噪，成为了全国警员心中的偶像。
然而世事难料，多年后这位备受尊敬的女刑警被查出曾参与办理过一桩冤案。
在没有确凿证据和目击证人的情况下，一对无辜的叔侄被错误地送进了监狱，无辜受牢狱之灾长达十年。
这桩案件就是震惊全国的“5.19奸杀案”。
2003年5月19日凌晨，杭州西湖区的一个水沟边，一位拾荒者偶然发现一具尸体并报了警。
警方火速赶赴现场。
经过仔细勘查，确认死者王冬是先遭强奸后被掐颈致死。
警方根据王冬生前最后一通电话的线索，在张高平和张辉叔侄送货的半路上，将他们拦下，并带往警局协助调查。
起初张高平和张辉以为只是简单配合一下，谁承想这一去竟是长达十年的苦难开端。
警方调查发现，死者生前最后搭乘的是张氏叔侄的货车，并且在下车后还曾用张高平的手机打过电话，这使得叔侄俩进入了警方的调查范围。
然而在货车上，警方并未找到任何与犯罪有关的痕迹，死者体内也未检测出张高平和张辉的体液，其指甲里的DNA也不属于叔侄俩。
负责这起案件的不是别人，正是被誉为“第一女神探”的聂海芬。
尽管这些证据都表明叔侄俩无罪，但聂海芬却有自己的想法。
她坚持自己的判断，开始了有罪推定。
为了证明叔侄俩有作案时间，聂海芬派人找了一辆空车，按照她推测的作案路线反复模拟。
“从这里到抛尸地点，再返回主路，按这样的速度，时间完全吻合。”
张高平愤怒地拍着桌子反驳：“你们这实验根本不对！我们货车拉着货，根本跑不了那么快，跟你们的空车能一样吗？”
可聂海芬根本不听，一门心思只想尽快结案，维持自己那所谓的100%破案率，好为升职铺路。
面对货车上和死者身上都没有指向叔侄俩的证据，聂海芬强行解释。
她指着抛尸现场的照片说：“这里有水，一夜的冲刷很可能把被害人体内的强奸痕迹冲掉了。”
对于指甲里不属于叔侄俩的DNA，她更是轻描淡写地说：“这可能是死者生前和其他人正常接触留下的，与本案无关。”
为了让叔侄俩认罪，聂海芬不择手段。
张辉被单独关押在狭小的审讯室里，连续7天7夜罚站，双手反掰在背后，身体极度疲惫，双腿颤抖得几乎无法支撑，额头满是汗珠，可他依旧咬牙坚持：“我没犯罪，我不会承认的！”
张高平则遭遇了更惨的待遇，审讯人员让他嘴里叼着点燃的烟头，还塞着打火机，不准用手碰，稍有不从就是一顿毒打，还不给饭吃、不让睡觉。
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叔侄俩最终被迫招供。
但由于分别受审，他们的口供存在诸多矛盾，如犯罪时谁在驾驶位、谁实施了犯罪行为、被害人衣物如何处理等细节都对不上。
聂海芬仍不死心，还安排“狱霸”在狱中协助。
这位“狱霸”本因倒卖淫秽录像被判六年，却与警方“合作”成为“狱侦耳目”，在狱中作威作福。
张高平刚被关进监狱，“狱霸”就凑了过来，先是假惺惺地递上一支烟，然后故作神秘地说：“兄弟，我看你印堂发黑，这案子怕是悬了。听说你这案子是公安厅督办的，很快就要判死刑了。”
张氏叔侄不懂法律，一开始对“狱霸”的话半信半疑，也不配合他的要求。
“狱霸”见状，冷笑一声，威胁道：“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写认罪书，有你俩好受的！”
在他持续的威胁恐吓下，叔侄俩逐渐意识到自己处境艰难，内心充满了恐惧。
最终他们在极度无奈之下，写下了认罪书。
2004年4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
法庭上仅凭漏洞百出的口供和聂海芬歪曲的证据解读，法院就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
叔侄俩听到判决结果，瘫倒在地，泪流满面。
张高平急切地喊道：“这认罪书是那‘狱霸’逼我们写的！他在监狱里威胁我们，不写就要挨打，甚至说我们会被枪毙！我们要求他当庭对证，让真相大白！”
然而法官却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张高平满心悲愤，怒视着法庭，大声质问道：“你们现在是大法官、大检察官，手握司法大权。可你们敢保证，你们的子孙后代将来也都能身处高位、不受司法不公的侵害吗？要是他们也遭遇像我们这样的不公，被冤枉定罪，含冤而死，你们又作何感想？法律的公正难道能被如此随意践踏吗？你们这样的判决，如何能让民众信服？”
但法庭对此充耳不闻，维持原判。
叔侄俩不服，提起上诉。
半年后浙江高院二审，张辉由死刑改判死缓，张高平由无期改判有期徒刑15年。
由于叔侄俩一直喊冤，考虑其影响其他罪犯，于是被转移到新疆看守所。
一般的罪犯，入狱一段时间后，要么自暴自弃，要么努力表现争取减刑。
可张高平和张辉不一样，张高平总是独自沉思，一有机会就向狱警询问申诉的进展。
有个和张高平关系还算不错的老罪犯，私下里对他说：“老张，我在这监狱待了这么多年，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你们叔侄俩和其他人真不一样，我相信你们可能真的没干那事。”
张高平听后，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谢谢你相信我们，我们真的是被冤枉的，一天不洗清冤屈，我们一天都不会放弃。”
也有狱友劝他：“别再折腾了，认了吧，说不定还能少受点罪。”
张高平立刻怒目而视，大声吼道：“我没犯罪，为什么要认？我要是认了，我们这个家就彻底完了！我们不能背着这黑锅！”
张高平不断地写申诉材料，但都如石沉大海。
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噩耗不断传来。
张高平的妻子本就体弱多病，在得知此事后，病情愈发严重。
丧失主要经济来源，又要四处借钱打官司，最终带着遗憾离世。
张高平的两个女儿在学校里，因为父亲和哥哥的事情，不堪其辱，辍学打工，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张辉的未婚妻，在巨大的压力下，无奈地打掉了腹中的胎儿，然后离开了张辉。
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
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高平在一本杂志中看到了河南有个叫马廷新的人，他的经历和自己很像，也是被冤枉入狱，五年后才沉冤得雪。
马廷新说，他那时被扔进了一个狱霸的牢房，受到了极其残忍的对待，最后实在受不了折磨就认了罪。
而那个狱霸，就是袁连芳。
张高平听到这事，心里一惊，背上都冒出了冷汗。
这个袁连芳就是当年打自己的那个狱霸。
这事儿让张高平更加坚定了要讨回公道的决心，他赶紧把这事儿告诉了外面的哥哥张高发。
张高发一听，二话不说就去找了律师朱明勇和检察官张彪。
他们三个人一起，仔细查阅了袁连芳和“5.19奸杀案”的案底，结果越查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劲，疑点太多了。
张高平叔侄的案子迎来了巨大反转，聂海芬这下坐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