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蒙灭金到端平入洛

一切历史剧变的起源，也许都是一些当时看来琐屑细微的事件：公元1200年，也就是南宋庆元六年夏天，适逢金章宗完颜璟生日，于是南宋照例派遣了一位官员前往贺寿。这位名叫赵善义的官员，在归途中，因为一些外交礼仪上的琐事，和随行的金国官员发生了争执，在口角之中，赵善义口不择言，居然威胁对方说，如今局势今非昔比了！小心南宋联合新近崛起的蒙古，灭了你们！

当然，在回国之后，赵善义因为口不择言，被南宋朝廷罢官，但这种看似冲动的言论背后，反映的却是南宋朝野被压抑已久，针对金朝的复仇情绪：毕竟，双方虽然处于和平状态，但靖康之变所带来的耻辱与挫败感，依旧深深地镌刻在南宋朝野上下的心中。更糟糕的是，在1163年，急于兴兵雪耻的宋孝宗发动了隆兴北伐，但仅仅打了十八天，北伐宋军就在符离集惨败，被迫撤军，再度求和；可谓是旧恨未雪，又添新仇。在这种形势下，南宋急于兴兵复仇的狂热情绪，与自身孱弱的军事实力之间的矛盾，自然会产生一种以非常规手段解决问题的共识，而现实中可能最大的选择，就是赵善义所说的“联蒙灭金”。在金国以北的草原上，崛起了另一个彪悍善战，并且与金国不共戴天的骑马民族，叫蒙古。这个情报其实早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南宋国内，让南宋朝廷上下的主战派，欣喜若狂。

1211年，蒙金战争爆发；九月，在张家口附近的野狐岭，金蒙两军在这里展开了双方第一场大规模遭遇战，机动性和战斗意志都占据上风的蒙古大军，利用前后夹击的战术，几乎全歼了金军主力，导致此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金朝都凑不出一支足够大的野战军和蒙古人交手。由元朝人编纂的《金史》甚至直白地说，金朝的灭亡，在这一战已经被注定。就在这一年，南宋使节余嵘恰好在金国境内，亲眼看见了从前线溃退下来，惊慌失措的金朝残兵败将，对蒙古武士的战斗力，有了一些直观上的认识。十月，余嵘就回到南宋首都临安，把自己掌握的蒙金战争情报，向宋宁宗做了当面汇报，并建议朝廷立刻整顿边防军事，以待其变。此刻，朝廷上的文武百官，又分成了两派，一派借口“唇亡齿寒”，要求立刻援金抗蒙，而另一派则主张对金强硬，中止合约，收复失地。不过，这种分歧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金国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从1217年到1219年，金宣宗三次出兵攻击南宋，试图通过掠夺南宋的土地和人民，来弥补蒙古入侵造成的损失。此时，由于蒙古大军的攻势，金朝已经不得不把首都迁到了昔日北宋的首都汴梁，疆域也只剩下河南陕西两省；幸亏成吉思汗决定暂时放过金朝，转而西征中亚强国花剌子模，这才给了金朝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联合蒙古灭金，自然就成了南宋朝廷顺理成章的选择。

1221年，南宋使节苟梦玉远赴西域，见到了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任何实质协议，但似乎已经有了初步的默契；但金朝由于国力衰微，在1224年选择暂停对南宋用兵，又让蒙古南宋双方的外交沟通陷于低潮。同时，有些南宋官员向皇帝建言，说千万不要忘记，一百年前“海上之盟”的惨痛教训：当时，北宋的老对手辽国日益衰微，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于是宋金结盟，共同灭辽。结果，由于燕云十六州归属等一系列纠纷，最终导致金兵大举南下，北宋灭亡；所以说，有如此惨痛的教训在先，不可不加以警惕。话虽然说得恳切，但南宋朝廷上下却没有做出什么实际措施来应对：在权相史弥远的操纵下，南宋一方面对蒙古方面的结盟需求置之不理，同时在军事、内政方面毫无筹划。这种懈怠与粗疏，为日后的悲剧打下了最初的伏笔。此时的金国，以潼关和黄河为依托，在金蒙边境集结了三十万重兵，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于是，向南宋“借道”，使得蒙古大军可以绕过防线，出其不意攻击金国腹地，就成了蒙古最为迫切的诉求。1230年，继任为蒙古大汗的窝阔台曾经派出使节前往南宋，要求“借道”，但又惨遭闭门羹。

既然文借不成，蒙古人索性就“武借”了。1231年3月，蒙古人兵分三路，直指开封。由于在骑兵方面兵力绝对占优，加上空前绝后的机动能力，所以窝阔台制定了一个堪称天才的三路围攻战略：东路军进攻开封以东；弟弟拖雷率领西路军，从陕西境内渡过渭河南下，迂回到金朝潼关黄河防线的后方；中路军则由自己率领，从北面直指洛阳，再到开封。次年正月，在今天荥阳西南的三峰山，金军主力和拖雷率领的蒙古西路军展开了正面对决，由于缺乏骑兵，天气寒冷，金军最终大败，仅存的主力部队损失殆尽，距离灭亡仅仅一步之遥。顺便说一句，这次蒙古大军的“借道”，近乎不宣而战，沿途的南宋驻守部队毫无战斗力，可以说一触即溃，从而导致蒙古军队过境之处，生灵涂炭。更糟糕的是，这次借道，让蒙古人不仅对南宋境内的山川地势、气候风物有了了解，更直接见识到了南宋军事实力的孱弱，为日后的破盟宣战，提供了重要的动机。

三峰山一战后，金朝即将灭亡的现实，已经是无可争议，所以南宋外交的重点，自然就过渡到如何与咄咄逼人的蒙古搞好关系。所以，当1233年6月，蒙古使节再次来到南宋时，受到的待遇和之前相比，近乎天壤之别，双方迅速达成了盟约。1233年9月，蒙古再次出动大军，包围了金朝的最后据点蔡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汝南县；同时南宋也应约出兵，派出大将孟拱率军两万参与围城，并供应蒙古大军粮食十余万石。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34年正月十日拂晓，小小的蔡州城，终于在蒙古与南宋两国大军的攻击下沦陷，不想背上亡国之君名号的金哀宗，宣布将皇位传给大将完颜承麟，随后悬梁自尽，金朝由此宣告灭亡。

蔡州一役，也是蒙古与南宋两国外交关系的巅峰时刻。但双方之间的外交蜜月期，仅仅维持了几个月。表面上看，和平似乎会延续很久，蒙古南宋两军在蔡州城下把酒言欢之后，各自向南北两个方向回撤。根据协议，金朝残存的领土被双方瓜分，实际领土以蔡州至陈州，也就是今天的汝阳至周口这条线为分界。南宋在联蒙灭金中收获的宿州、海州等地，也正式划归为南宋的领土。然而，对于这样的成就，新近登基的宋理宗并不满足，他想要的更多。具体来说，宋理宗的梦想，在于“收复三京”，也就是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以及西京河南府，分别是今天的开封、商丘以及洛阳。如果达成这个目标，那么直接就能把黄河，变成南宋与蒙古的国境线：既收复了沦陷已久，属于北宋的大片国土，更能巩固国防，利用黄河天险阻挡蒙古可能的进攻。

自从扫除权相史弥远，亲自执政后，宋理宗就进入了一个事必躬亲，高度勤政的状态，力图给自己树立一个有为明君的人设。在几个月内，他就三次派遣使臣前往洛阳附近的北宋皇陵，名为祭拜，其实上也有进行军事侦察的意图。另外，从1234年农历四月开始，宋理宗还在朝堂上让群臣开始讨论所谓的“和战攻守”问题，官员中那些机灵乖巧的，已经察觉到，皇帝已经在策划收复河南的军事行动了。1234年6月，尽管有许多文武大臣表示反对，宋理宗一手推动的北伐行动终于展开。由于当时宋理宗的年号是端平，而洛阳是此次军事行动的重要目标之一，所以史称“端平入洛”。

然而，从军事角度看，这次撕毁盟约的北伐非常仓促，投入的兵力仅有六万，几乎全是步兵。本来，宋军计划三路出兵，三大边防战区四川、荆襄、江淮全部参战；但荆襄、四川战区的统兵大将史嵩之和赵彦呐，在战场上见识过蒙古铁骑的彪悍实力，于是索性按兵不动，就只有江淮战区的部队，发动攻击。对于宋军的攻击，蒙古军队采取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在起始阶段，宋军居然在开战之后40多天内接连收复开封、商丘、汴梁与洛阳；但随着战线的推进，宋军的后勤补给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到了七八月，以逸待劳的蒙古军队开始了迅猛的反击，虽然出动的仅仅是由北方金朝境内汉人组成的辅助，二流部队，但宋军依旧无法抵挡。最终，后撤变成了溃败，这场虎头蛇尾的“端平入洛”，最终以宋军伤亡过半，仓皇逃回进攻出发点而告终。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场轻佻的“端平入洛”，单方面撕毁了蒙古与南宋之间的和平协议，直接引发了宋元战争，是直接导致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

表面上看，“端平入洛”，确实是南宋的决策失误，终结了蒙古与南宋之间脆弱的和平，但即使“端平入洛”没有发生，也只不过是给了南宋一段有限的缓冲期。毕竟，在1234年7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就在部落大会上，提出了日后灭亡南宋的构想。正如研究蒙古历史的资深历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分析的那样，蒙古人，作为崇尚武力的草原民族，对于其他民族和政权，是没有平等意识的。后者要么选择臣服，成为附庸，要么变成敌人，接受被消灭的命运。在这种实力对比悬殊的大形势下，军事实力占据绝对劣势，缺乏博弈资本的南宋，决策空间其实非常有限；然而更不幸的是，“端平入洛”代表了一条最糟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