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叙事 || 文昌村记
说到故乡,文昌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文昌也叫立新,而提到文昌,人们往往会想到大屋陈家这个地方。
大屋陈家的夜晚,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老木头的气息。四十多年前,我还小的时候,曾经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蜷缩在同学陈岳新家那张雕花木床上。那时,天井檐角的露水一滴滴地滴落在青苔上。陈爱民老师的黄铜台灯发出柔和的光,照亮了他正在阅读的线装书页上的小字。樟木箱子散发出的独特气味,让人仿佛置身于文昌阁楼里存放的古老族谱之中。那天晚上,闪电劈裂了阁楼的一根梁柱,泛黄的纸张像白蝴蝶一样在暴雨中飞舞,陈老师赤脚冲进雨中的身影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陈岳新的父亲是月田镇教育组组长陈爱民老师,他是一位非常有学问的人,但平时不苟言笑。那时候,爱民老师每晚回文昌老屋,我与岳新就住在爱民老师的房间里,有时会偷看他的工作日志和几位老师的检讨书,特别是某位初三语文老师写的散文形式的检讨书,一直印在脑海里。
大屋陈家有二十三个天井,它们串联在一起,像是时光的链条。七步岭下的八字形大门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朱红色,看起来就像一块风干的胭脂。有一次,岳新带我穿过这些幽暗的走廊时,手指轻轻划过冰冷的青石门臼,他说这些石头是从百名石匠从山腹中开采出来的青玉岩。最东边的一个天井角落里堆放着半块残碑,上面的“光绪壬午科”几个字被苔藓覆盖。据说当年运石料的马队不小心踢碎了陈家祖上的功名碑,但是当家的太婆婆却让马夫喝了三碗米酒来安抚他。
关于那位传奇的太婆婆的故事总是伴随着枣红马的响鼻声。岳新告诉我,在百名木匠完成最后一扇花窗雕刻的那一天,她独自留下了那个鳏居的老木匠,并赠送给他东厢房的两间耳房以及一把紫竹烟杆。“马厩里的十匹枣红马,春天驮谷种,秋天驮租子,却比不上太婆婆烟锅里那点火星通透。”岳新说话时,天井上方的云层中漏下了一丝月光,正好照在写着“耕读传家”的匾额下的新结的蜘蛛网上。
清明时节,祠堂里总是飘荡着糯米酒的香气。三块黑色的功名碑竖立在青石铺就的天井中央,烛火映照在“进士及第”的金色漆面上,形成一道道细流。我常常看到宜春老师弯腰将《朱子家训》贴在墙上,宣纸的边缘因为浆糊变得膨胀,就像他布满老人斑的手背一样。有一次突然下起了大雨,他穿着蓝色的衣服被淋成了深色,但他紧紧地把写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宣纸抱在怀里,仿佛那是需要保护的小鸟。
我的记忆中,文昌有很多人才。比如我的初中老校长陈平波老师也是文昌人,他还跟我练习过气功。还有宜春老师的儿子陈哲元同学,他在29岁时就成了处级干部,30岁辞职南下创业,如今打下了一片丰饶的天地。
文昌阁的残旧匾额仍然在我记忆中晃动,小时候我和岳新一起在阁楼上抄写《千字文》,油灯将我们的影子投射在斑驳的“文光射斗”匾额上。窗外的雨丝和芭蕉叶在宣纸上晕染开来,形成一幅水墨画。现在,阁楼的梁柱间挂着燕巢,只有当年抢救出来的族谱锁在铁皮箱里,箱角还留有陈老师赤脚踩过的泥印。
艳刚舅舅家的廊柱上的朱漆已经龟裂,他在大屋前的公路边做了栋二层的小楼。四十年前,他还揪着我的衣领去班主任那里告状,谁也没想到后来他会给我碗里夹腊肉。他的父亲,一位退休的老团长,总喜欢坐在祠堂门槛上的石墩上卷烟,烟灰掉进了青砖缝里,竟然长出了几丛野薄荷。喝醉酒时,他会拿出一枚生锈的勋章,说在朝鲜战场上,即使雪粒钻进领口,他也能闻到文昌柴火饭的香味。
前些日子,我再次回到大屋陈家,发现二十三个天井只剩下了两处。野蕨从破裂的石门臼中探出身子,麻雀在进士碑顶筑了巢。唯有艳刚家小洋楼外墙上留有宜春老师的墨迹,经过风雨侵蚀,变成了青灰色的痕迹,仿佛太婆婆烟杆里冒出的最后一缕轻烟。老团长外公常坐的石墩上长满了青苔,当年落下的烟灰早已融入其中,成为地衣的一部分。
当夕阳渐渐隐没在七步岭之后,文昌阁残留的飞檐挑起了一弯新月。归巢的燕子掠过功名碑上的金漆,仿佛百年前报喜的差役骑马疾驰而来,唤醒了整个村庄的稻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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