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王刘湘击败刘文辉后，为何没有斩草除根，反而将西康留给他？

民国期间二刘相争，胜利的刘湘为何不乘胜追击反倒放任刘文辉退守西康？

说起民国时期各大军阀混战，人们或许更多了解的是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中诸如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等人物。

这些军阀在当时搅乱风云，使得本就内忧外患的国家局势更加风雨飘摇。

当时，全国各地几乎都陷入各地军阀的掌控中，而四川自然也不例外，统管四川军政大权的正是发源于本地的刘湘。

刘湘的野心从始至终都是四川这块地，甚至很早就立志成为“四川王”成就一番大事业。

然而不知何时，同样在四川起势的另一军阀势力刘文辉隐约有与刘湘分庭抗礼之势，这对刘湘而言无疑是一个心腹大患。

于是，二刘之间一场势力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四川这片土地上。

当胜利的天平向刘湘倾斜时，他本可以赶尽杀绝地将这一威胁除去，结果他却做出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

他竟然放任刘文辉退居西康，不在意对西康的控制权！

消息一出，对此事的质疑声更是从未间断。

为什么刘湘会在关键时刻放过刘文辉呢？这二人之间又究竟有何更深的渊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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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回溯最初，其实二刘的关系并不差，甚至刘文辉可以说是刘湘提携扶持起来的。

可惜，当双方逐渐势均力敌时，在各方利益冲突下，矛盾与龃龉也就不断出现了。

二刘之战的导火线始于一次港口扣留货船，船上这批军火正是刘文辉斥巨资从国外购回的先进武器，而扣船者正是刘湘的师长王陵基。

这看似平常的一件事背后，在刘文辉几度交涉失败后也恍然大悟：背后必然是刘湘的指示。

如果光是这件事显然不足以挑起后来几乎长达一年的纷争，此前双方早有嫌隙，此事不过是将彼此的矛盾终于摆到明面上来。

也因这次扣船事件，直接导致了后来刘湘遇刺、刘文辉设坛诅咒刘湘等正面冲突。

至此，双方也再无和谈妥协的可能。

于是，1932年10月初，刘湘指示驻守在武胜的罗泽洲率先发难，向当时驻军南充的刘文辉部队打响了第一枪，由此掀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

四川的这一番动乱，显然都逃不过当时已经大权在握的蒋介石的眼睛，或者说，这场内斗有一部分因素是他所挑起的。

一直以来，对蒋介石一派的态度，刘湘始终站在蒋派一边并曾出兵对其进行援助。

反观刘文辉自始至终都是秉持着反蒋的态度，甚至多次与反蒋势力结盟。

此等对比下蒋介石会站在哪一边自然没有悬念。

后来二刘争川之战的前夕，刘湘曾致信蒋介石，信中所阐述的他所订制的解决刘文辉派的作战计划，也得到蒋介石肯定的批复。

不过，尽管蒋介石一直以来是偏向刘湘一派，但在刘湘经过一年大战后胜局已定之际，却也是他代表国民政府发出电报，对此番军阀间的混战紧急叫停。

为什么蒋介石要在这个节骨眼勒令刘湘停火呢？是他开始偏向刘文辉吗？

实际不然。

在二刘相争期间，以蒋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势力也趁虚而入深入四川，蒋介石所在意的从来不是二刘大战的结果，而是趁此机会插手四川。

加上当时恰赶上工农红军建设、发展川陕苏区，二刘相争不仅反倒使得正在困境中的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制造了良好机会，更是从另一层面上牵制和削弱了围剿红军的力量，促成 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大发展。

蒋介石对此可谓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既不想看到工农红军高歌猛进，也不愿看到四川军阀从混战中变得统一。

为此，他必然不会让刘湘一家独大，而是需要保留有刘文辉的势力对刘湘进行牵制。

这等野心刘湘未必一无所知，但在当时的局势下，蒋介石背后的国民政府站在整个混沌局势的制高点上，所要求的也恰是人民所希望的停战命令。

刘湘可以与刘文辉为敌，但他不可能与民心为敌，更不会愚钝到站在所谓“正义”的对面。

因此，种种思虑下，蒋介石的命令他不得不审慎考虑，这也确实是刘湘最后未对刘文辉赶尽杀绝的一个原因。

二刘争川之战落幕之际，战胜者刘湘竟任由刘文辉退至西康，这会是放虎归山吗？

要说为何刘湘没有对多次冒犯他、甚至野心勃勃要与自己夺四川的刘文辉斩草除根，很大一部分原因或许是二人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鲜为人知的是，二刘之间实际是本该以“叔侄”相称的亲戚关系，这也是为何会有两人都是刘姓这种“巧合”。

二人同是四川大邑县人，彼此为堂叔侄关系，刘湘比刘文辉年长六岁，但从辈分上论刘湘是侄，而刘文辉是刘湘的幺叔。

也正因这中间的年龄差异，刘湘比刘文辉更早投身戎武，加上他一路过来走的皆是“速成”的道路，因而比刘文辉有更多时间积累力量，聚结成属于自己的强大势力，很早便是四川本地有名有势的军阀派系。

后来，刘文辉也不甘落后，同样投身于军伍之中，开启了他的从军之路。

对自己幺叔，一开始刘湘当然也是能帮则帮，像军事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亦或是政治上的掩护等，刘文辉后来势力能壮大如此可以说有很大一部分是有赖于刘湘的提携。

遗憾的是，随着刘文辉势力庞大后野心膨胀，同样对四川的执掌大权起了私心并渐渐形成对刘湘的威胁后，这对叔侄间的情谊也算走到了末路。

虽然彼此间的混战几乎把所谓的亲情消耗殆尽，但在争战尾声，刘湘最终还是手下留情，放刘文辉一条生路任由他带领余下兵力退至西康。

这个决定一方面确实出于对这段叔侄关系的考量。

刘湘与刘文辉相处过来，他深知刘文辉的性格，认为不能让刘文辉腰杆挺硬，这人腰杆子一硬就要生事。

而刘湘也没有要完全搞垮刘文辉的想法，他此战更多是想削弱自己幺叔的气焰和势力，但也期望着让他保留部分部队，也能留个后手，等到西康正式建省，就能由刘文辉担任主席。

出于这层考虑，他还将雅安、荣经、芦山、天全等十县都划给了刘文辉，也算对这段叔侄关系有个交代。

而另一方面，刘湘此举也是出于对家族关系的进一步考量。

当时大部分地区都把宗族关系放到很高的地位，一个家族格外重视子孙和睦，共同奋进，同族相残这种事必然是一个大家族的禁忌与耻辱。

四川在这方面自然也不例外。

正因这种观念，一个人在外面势力再大，地位再高，回到家族中到底也是家族的一份子，个人的出身也不能不罔顾。

刘湘自然也不想自己落下个“残害族叔”的骂名，他也会怕被同族人“戳脊梁骨”，更不能让自己一家成为整个刘氏家族的耻辱。

再加上当时刘氏家族在四川根基深厚，子孙后代遍布军政各界，刘湘这一路扶摇直上确实少不了同族的帮助。

而这也是他不能完全摆脱家族关系，忽视族人意见的重要原因。

如果因为追杀刘文辉一事而与家族产生嫌隙，那他往后的军政后路很难保证不会受到影响。

于情，他始终不能完全断绝与刘文辉的亲戚关系；于理，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得罪刘氏家族。

这般看来，倒也不如放刘文辉一条生路，或许既能成全自己个‘有情有义’的美名，日后也算保留有刘文辉部分势力作为后手了。

3、

民国时期军阀叔侄争雄四川，为何刘湘最终决定放过刘文辉？

站在刘湘的角度看，在二刘之战后他选择放过自己的幺叔刘文辉，除去亲缘层面上与社会舆论上的枷锁影响外，现实因素的限制也至关重要。

一来，当时许多四川军阀见二刘混战都纷纷加入其中，或许不排除有些是真心实意要襄助刘湘，但显然更多人是怀着浑水摸鱼的心思的。

虽然田颂尧、刘存厚、杨森 、李家钰、罗泽洲等人是借着所谓“剿共”和武力制止纷争的幌子卷入联合到攻打刘文辉的混战，并与刘湘形成“联军”。

但在局势初定之际，刘湘也有冷静下来重观局势，考虑到李家钰 、罗泽洲都曾是四川另一军阀势力——邓锡侯的旧部，如果在与刘文辉这场争战后他们三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且将来联合起来对付他，那他无疑又将出现一个争霸对手。

这绝非刘湘所期望看到的。

可见，当时的刘湘非但要防着刘文辉随时作乱，还不得不深刻在背后对其他军阀势力多防一手，这确实让他多少感到分身乏术了。

而他也深知，自己决不能在这场对刘文辉的作战里倾尽全力，否则战后等他的指不定是在背后只等坐收渔利的其他势力。

二来，虽然二刘之战显然是刘湘的实力与兵力更占优势，但在这一年的混战里也是消耗巨大，刘湘这方虽然损伤不比刘文辉，但多少也到了歇下来休养生息之时，毕竟长久的战事连手底下的将兵也会烦腻。

再有，俗话说，穷寇莫追。

综合上述种种原因来看，若是刘湘非要对刘文辉势力赶尽杀绝，确实很难想象被逼到绝处的刘文辉如果选择鱼死网破还会造成怎样的损失。

反观当时西康环境恶劣，几乎没多少发展空间与资源，而自己在这场争斗里已经夺得四川大部分沃土，就此收手反而可能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于是，1933年秋，轰动一时的二刘之战落下帷幕，这场折磨了四川民众许久的煎熬也总算走到尽头，几乎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从数据来看，刘湘刘文辉这段叔侄之战，显然是四百多次四川军阀战争中破坏规模最为庞大、持续时间最为漫长的一次混战，更成为川内最后一次大战。

二刘之争战争从1932年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33年9月为止，这前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波及无数，战地涉及绵川北、川西、川南等数十县，动用兵力更是多达30余万人，后来更是引得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其中。

这次战争中所造成的死伤几乎数以万计，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对四川这块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宝地而言无疑是场巨大的浩劫，对四川人民更是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而随着二刘之战的落幕，四川军阀的混战也由此终结。

战后不久，刘湘就不得不充当蒋介石的急先锋 ，纠集四川主要军阀“六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结果被便是被已经发展成规模的工农红军打得落花流水。

再说刘文辉，他对于西康这片土地其实也并不陌生。

早在1926年，他就曾作为川军第24军的军长打败了当时西康的屯垦使刘成勋，结束了民初以来西康的混乱政局。

之后，他又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与川军各系军阀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遂任命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兼管西康。

因而西康在他手下的管辖时间其实算不上短，他不仅在当地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基础，也多少了解该如何对这块土地“对症下药”。

在刘文辉败退雅安后，他深知东进无望，只得栖身康、宁两属，在刘湘划分给他的这片地界上专心搞建设。

1935年，刘文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并迅速制订了经营西康的“三进主义”和“三化政策”，这不仅显示了其非凡的政治才能，也道出了刘文辉以文治康的理念。

如刘湘所设想的，1939年1月，西康省成立后由刘文辉担任省主席，他就这样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康王”。

在刘文辉治理西康的 20 余年内，其对于西康经营、开发的深刻内涵较之一般人有着更为透彻的理解。

西康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开创了西康近代化的进程，这些成果的取得，确实与刘文辉在西康实施的各种措施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