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地 | 哲学研究的“三跨”：哲学翻译如何影响人类思想？

只有从跨文化、跨学科和跨语言这“三跨”视角出发，才能真正实现哲学学科研究的科学化。

原文 ：《哲学研究的“三跨”视角》

作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教授 刘立群

图片 |网络

从古希腊和中国先秦至今，哲学研究历经曲折持续了两千五百年以上，涌现出大量著述和学说，有学者试图对此作出某种总结并对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作出某种预测。本文从跨文化、跨学科、跨语言（简称“三跨”）的视角出发对此进行探讨。

跨文化哲学研究

西方哲学的源头是古希腊，中国哲学的源头是先秦，印度哲学的源头是吠陀和奥义书时代，雅斯贝斯称此时代为“轴心时代”，这些都与当时各自文字体系诞生后能较完整详细地记录思想并进行书面交流和流传密不可分。此后哲学先主要是各自发展，自近代以来发生愈益增多的交流和碰撞，产生相互影响。学术界目前已开展跨文化哲学或比较哲学研究，包括对德语哲学、法语哲学、英语哲学、汉语哲学等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国内外均出版了比较哲学研究著作（如张祥龙《中西印哲学导论》）及刊物（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编《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如学界普遍认为英语哲学（英美哲学）的经验论传统强，欧陆哲学的唯理论传统强，这与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及语言特点表达不同等都有关，但又都相互产生一定影响或启发。

跨学科哲学研究

笔者在《哲学与逻辑学、心理学及语言学关系简论》一文中指出，科学研究离不开学科划分，没有学科划分就没有科学研究。两千多年来，科学学术的发展创造出数千个以上不同的学科，而且会继续创造出更多的学科，不过从某种角度上说，只有两大类学科即哲学与实证科学。古希腊开始的“哲学”主要指广义的科学学术研究，近代以来各门实证科学纷纷脱离哲学而自立门户，哲学研究的道路似乎越走越窄，但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对哲学研究的要求越来越高，如胡塞尔便提出“哲学应成为严格的科学”。

跨语言哲学研究

古希腊时仅使用希腊文，不需进行翻译，从古罗马开始便把希腊文文献译为拉丁文，之后拉丁文成为整个中世纪的主要语言。近代以来，欧洲各种民族语言和文化愈益发达，把希腊文及拉丁文文献相继译为英、法、德等文。西方语言相互之间翻译大多使用音译即转写（transcription）。汉语翻译外文词必须以意译为主，其原因在于，绝大多数汉字本身都是有意义的，古汉语大多一字一词，若仅实行音译就必然导致抛弃汉字，但汉语口语区别能力相当弱，完全拼音化会使汉语口语和书面语都陷入混乱，失去语言文字的表达功能。

西文词意译为汉语科学学术术语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把单义的西文词译为单义的汉语词，双方都是等义词，例如“hydrochloric acid”译为“盐酸”，“sulfuric acid”译为“硫酸”；二是把一个多义的西文词分解词义，译为几个不同的汉语词，如“law”译为“法律、规律、定律”，“sign”译为“符号、症候”；三是把两个或更多不同的西文单义词译为一个汉语多义词，如“plural”和“complex number”都译为“复数”。第一种情况主要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第二种情况主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翻译中，迄今有不少分歧、争论乃至混乱；第三种情况很少，主要通过语境即使用范围解决。中国翻译西方哲学术语单义化在一定意义上改造和发展了西方哲学，对哲学科学化有特殊贡献。

语词的意译其实是一种再创造，而且一个新的译名在诞生后需由使用者即学术界或社会来检验。如德国有学者在18世纪创造出“Weltweisheit”一词来意译“philosophia”一词，但此德文词未被广泛接受和流传。日本学者西周曾把这个古希腊词用汉字译为“哲理学”等，也没有被广泛接受，而“哲学”这个译名在创造出来后很快被广泛接受，这与“哲学”一词表达简洁明确有关。所谓“概念史研究”其实也部分涉及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笔者在《超越西方思想——哲学研究核心领域新探》中从跨语言的视角讨论了中外文若干重要哲学术语的词义情况。中西语言的差异相当大，如把西文系动词“to be”及其现在分词“being”译为“存在”还是“是”就有较大争议。因此，要对中西语言作较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果。

有德国学者把约翰·穆勒的“the moral sciences”一词译为德文词“Geisteswissenschaften”，后英语学界则普遍把“Geisteswissenschaften”一词译为“humanities”，这是英文和德文表达上有差异并使各自思想观点不尽相同的一例。另一例是德语学界多把英文（和法文）的“idea”译为“Vorstellung”（此外也译为“idee”），英语学界后大多把德文“Vorstellung”（汉语译为“表象”）译为英文“representation”（汉语多译为“表征”），由此必然产生思想观点差异，也导致中国学界的翻译和研究出现某些分歧。对这些复杂情况都要作深入细致的跨语言研究，研究者要尽量查阅原文，同时也离不开跨学科和跨文化视角。对于这类研究，西方学术界做了一些，但还不够充分彻底，尤其是没有和哲学观点的差异以及哲学理论创新密切结合。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还大有可为。

笔者在《超越西方思想》中把哲学研究分为核心领域与外围领域。哲学外围领域指各门实证科学基础研究，这本身就是跨哲学与实证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哲学核心领域则要以跨学科、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为基础，同时必然涉及两千多年来哲学术语翻译的单义化趋势，这些努力的目标都是使哲学研究科学化。有学者（如胡塞尔）虽致力于使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但只有从这“三跨”出发，才能真正实现哲学学科研究的科学化。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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