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与少壮派的纠葛：滇西反攻前后的暗潮涌动

1943年3月，重庆山城被潮湿的雾霭笼罩着。蒋介石站在黄山官邸的露台上，目光越过长江，看向西南方向。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惨败，像根鱼刺卡在他喉咙里，让他难受极了。十万远征军溃败，不仅折损了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还让他在盟军面前丢了面子。就在这时，他决定把最信任的陈诚推出来，让他负责重组中国远征军。陈诚兼任六大战区要职，有“小委员长”之称。他一上任，就在楚雄司令部挂起一幅巨大的缅北地图，整面墙都被盖住了。他拿着红蓝铅笔，在野人山、密支那等地的地图上比划着，发誓要洗刷之前的耻辱。

在恩施第六战区长官部旧址的梧桐树下，34岁的少将参谋王凤起把烟头使劲踩灭。王凤起是黄埔七期毕业生，他看着手里那本泛黄的《陈诚将军治军语录》，心里满是激愤。1942年长沙会战，因为派系斗争，错失了战机，从那以后，他就认定国民党高层被“妥协派”腐蚀了。陈诚调任远征军时，带走了大批青年军官，王凤起便秘密联系了胡翔、梅含章等200多名少壮派军官，在重庆南岸成立了“青年军人将校团”。
1943年秋天，一个雨夜，重庆枇杷山戴公馆的电话突然响了。军统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发来加密电报，戴笠看完，惊出一身冷汗。原来，他们在陈诚旧部中发现了“清君侧”的兵变计划。当时，王凤起已经调任重庆卫戍司令部作战科长，正偷偷联络驻璧山的青年军203师。戴笠连夜开车赶往黄山官邸，车里的收音机正播放着陈诚在楚雄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必当率虎狼之师，扬威异域……”

军统审讯室里，凌晨三点，电灯白晃晃的。王凤起被反绑在老虎凳上，额角的血迹已经凝成了暗痂。特务头子沈醉拿着记录本，轻声诱导他：“只要承认陈长官知情，马上送你去美国治枪伤。”王凤起冷笑一声，声音嘶哑地说：“你们怎么不去问问腾冲前线的弟兄，陈长官的胃病是不是装出来的？”特务们连续审讯了七天七夜，得到的回答始终只有一句：“这事和陈长官没关系。”
蒋介石的紫檀木办公桌上，摆着两份文件。左边是戴笠呈报的“兵谏”计划书复印件，页眉上写着“诛杀何应钦、徐永昌”；右边是陈诚亲笔写的《滇西反攻方略》，字迹因为陈诚胃痛发作，有些扭曲。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小声提醒蒋介石：“辞修吐血住院的照片，被美国记者拍到了。”蒋介石听后，突然抓起青瓷茶盏，摔得粉碎。他想起三天前，何应钦在军政部会议上阴阳怪气地说：“三昌将军又要去缅甸创造第四昌了？”
1943年11月17日，重庆中央医院特护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掩盖不住政治斗争的火药味。陈诚半躺在病床上，看着卫立煌带来的缅甸柚木雕，这是远征军将士托新长官转交给他的礼物。“俊如兄此去，一定要注意霍揆彰和宋希濂之间的矛盾。”陈诚说着，又咳出血丝。卫立煌摆弄着美式M1钢盔，苦笑着说：“辞修，你知道吗？你这病房外有六拨人在盯着呢！”

在曾家岩官邸的密室里，蒋介石用红铅笔划掉了何应钦提交的《严惩肇事军官议案》。“达令，把这些交给陈小姐保管。”他把王凤起等人的自白书锁进保险柜，里面还放着1936年西安事变的原始档案。第二天，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军政部长何应钦突然改变态度，说：“陈辞修虽然管理部下不够严格，但滇西整军效果显著，不适合临阵换将。”大家都很惊讶，这时，陈诚穿着病号服出现在门口，他脸色苍白，却把腰杆挺得笔直。
野人山的雨季来得很突然。卫立煌在怒江前线签发总攻令时，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的地牢里，审讯还在进行。军统司法科长李希成把伪造的“陈诚手谕”推到王凤起面前，说：“签了它，明天就能回楚雄带兵。”王凤起戴着铁链，放声大笑：“你们这些坏蛋，等陈长官打下松山……”话还没说完，注射器的针头就扎进了他的脖子。三天后，《中央日报》角落里登出一条简讯：“前卫戍司令部王凤起等六人，因盗卖军火被处决。”

1944年5月，滇西反攻成功，腾冲被收复的捷报传来时，陈诚正在汉中整训第一战区的残部。他特意让副官买来重庆版报纸，头版是卫立煌接受美军授勋的照片，内页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刊登着何应钦调任陆军总司令的任免令。杜聿明带着驻印军会师芒友的捷报赶来时，看到陈诚正盯着地图上“松山”的位置发呆。松山埋葬着八千远征军将士，其中有27个“青年将校团”成员。
1946年，南京国防部成立典礼上，陈诚取代何应钦，出任参谋总长。在休息室里，他碰到了刚出狱的梅含章。梅含章向昔日的长官敬礼，陈诚抬手还礼，露出手腕上的住院手环，不锈钢牌上“1943.11.7”的字样还能看清。礼堂外，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陈诚仿佛又看到了楚雄司令部那幅被红蓝铅笔划满的缅北地图，在历史的风雨中，慢慢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