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三年了，我还是会哭”：那些经历丧亲之痛的年轻人，如何与哀伤共处

对所有人而言，“至亲的死亡”都是房间里那头被刻意回避的巨象，有朝一日，终须面对。

少有人知道，丧亲之痛——伴随丧亲而来的哀伤，也是一个学术研究课题。

曾经，李昀鋆对此也一无所知。直到母亲的骤然离世让她成为一个陷入哀伤的年轻人，又成为一个研究哀伤的年轻人，并因此，遇到同样在哀伤中的年轻人。

时间治愈不了一切

人生的变故发生得太快了。

2014年夏，正在教室自习的李昀鋆接到母亲中风入院的电话，匆匆赶往医院。4天后，她失去了母亲。

接下来的事，都发生得太快了。

母亲的遗体被推出来，她俯下身，按母女俩的习惯，亲了母亲4下，额头、左颊、右颊和嘴唇。

火化炉开启，她亲手把母亲的遗骨拾起，装入骨灰盒。

那时，这个21岁的女孩好像比大部分同龄人更镇定、更知道该做什么。

从本科到研究生都攻读社工专业，李昀鋆做过各种实习，包括去医院做安宁疗护志愿者。

专业训练让她从不吝于表达爱意。母亲生前，李昀鋆常常亲她、拥抱她。母亲临终时，她像安宁疗护志愿者培训时教的那样，跟昏迷着的母亲讲了许多话，道谢、道爱、道歉、道别。

葬礼上，李昀鋆哭得撕心裂肺，“没有压抑，有意识地去宣泄”。

她想，接下来，自己会逐渐从悲痛中走出，“正常”地生活下去，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时间能治愈一切。“我真的以为会这样。可等葬礼结束，却发现整个事情都跟我想象的不同。”

外人眼里，李昀鋆很快放下了悲伤，继续在复旦大学的硕士学业，开始忙着申请读博。但她觉得自己快“疯掉了”。思念随时袭来。她爬楼梯爬到一半，会哭；骑车去教学楼的路上，会哭；拿起手机，想到打不通母亲的电话了，会哭；晚上迟迟不敢回宿舍，在校园里逛来逛去，找没人的角落偷着哭……“没有人告诉过我，失去亲人的生活是这样。”

她向家人倾诉，但每个人都劝她放下。父亲开始相亲，所有人看上去都已释然，只有她放不下也不愿放下。

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自己这么难过？为什么痛苦这么漫长？自己是不是不正常？“我一直在想我要哭多久。也许是21年，因为她养了我21年。”

硕士毕业后，李昀鋆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计划做长者群体的研究。入学后选导师，她在学院官网上找做相关研究的老师，看到陈智豪教授的研究领域里，有个从没见过的英文单词：bereavement。

“我打开词典，一查，‘丧亲’。‘哐——’地一下就哭了。”她用物体撞击的拟声词，形容那个落泪的瞬间。

那是李昀鋆第一次知道，原来丧亲也是社工的研究领域，而她的难过、痛苦等情绪在这个领域有专属的名字：grief，“哀伤”。

她不打算做这类研究，“害怕触动自己”。她选陈智豪做博导，但只跟他聊长者研究。对于隐藏丧母之痛，她已经驾轻就熟。

入学后第二学期，陈智豪给本科生讲通识课《与哀伤共存》，李昀鋆是助教。

课上，陈智豪说：“哀伤就是爱，你爱一个人多久，就会哀伤多久。”

那一天，李昀鋆从课上哭到课下，坐校车离校时还在哭。“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释放。原来我的哀伤不是有问题，是对我母亲的爱。”

两个月后，李昀鋆遭遇一场车祸，在医院里躺了19天。她开始考虑改变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我发现即使年轻，也可能会死。我开始思考人生里有什么对我非常重要，是死之前一定要做的，我决定研究丧亲和哀伤。我想知道我的哀伤是怎么回事？究竟要怎么处理？它真的太重了，是我生命里一个好重的东西。”

被遗忘的“人生第一次”

“为什么研究这个？有什么意义？”更换研究课题后，李昀鋆发现，自己需要“花很大力气”反复回答人们的质疑。

同样的问题不会抛向她那些研究老年人群或流动儿童的同学。但是，丧亲者的哀伤？那不是随着时间流逝就会自愈的东西吗？

“因为我导师就是做这个的。”“因为丧亲者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彼时，李昀鋆会藏起真实的初衷。有时候，连她自己也怀疑，这个“自私”的研究真的有价值吗？

其实，学术界对丧亲之痛的探究已逾百年。1917年，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中提出“哀伤工作”理论，主张丧亲者需要撤回对逝者的情感依赖，从丧亲之痛中恢复。作为哀伤研究的奠基性理论，这一观点影响深远。

此后，学界对丧亲与哀伤的研究不断发展。国外学者逐步形成一个共识：哀伤是高度个别化的过程，丧亲者应有“哀伤权”，以自己的方式和节奏表达哀伤，并获得社会的承认与支持。

研究中，李昀鋆留意到一块空白。

检索中国大陆地区的哀伤研究时，她发现相关文献数量有限，且多聚焦汶川地震幸存者、失独老人等群体，几乎没有对年轻丧亲者的关注。

事实上，主流哀伤研究也长期忽视年轻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第一本探讨青少年哀伤的著作才得以问世。

然而，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人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多。参照西方数据，李昀鋆推算，这一人群约占年轻人群的3.4%-11%。他们尚未完全独立，处于人生发展和建立身份认同的关键期，对死亡缺乏心理准备，是哀伤调适困难的高危群体。

李昀鋆指出，如果缺乏死亡教育，这些年轻人往往在毫无准备下，遭受人生中最初、也最沉重的离别。他们对自己强烈的哀伤手足无措，同龄朋友没有相关经验和知识，不知道怎么回应，社会支持也十分有限，令他们倍感无助。

李昀鋆将这种状况概括为：“被遗忘的‘人生第一次’。”她想关注的正是这种“第一次”。

“我们”的故事

一度，李昀鋆担心自己毕不了业。要找到愿意接受研究访谈的丧亲者太难了。在熟人网络和公益机构几经碰壁后，她试着写了封访谈对象招募信，发布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

信写得真挚。将心比心，她明白，在对死亡讳莫如深的氛围里，许多丧亲者渴望有机会光明正大地倾诉哀伤，又怕被人轻率对待。这封邀请信当天就获得大量阅读和转发，191位丧亲者填写了报名信息表。

从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李昀鋆完成了106次对中国大陆地区丧亲者的访谈。随着选题范围的聚焦，其中44位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人成为她博士论文的书写主体，包括33位女性，11位男性。

他们多为独生子女，在10-30岁间经历了父母的离世——27位父亲离世，15位母亲离世，2位双亲离世。接受访谈时，最年轻的19岁，最年长的34岁，平均丧亲时间5.37年。

母亲过世后，李昀鋆总觉得自己是个孤独的“异类”。现在，她遇到了44个“同类”。

她曾迫切地想了解其他人怎样处理自己的哀伤，怎样理解自己的经历，又怎么继续“好好生活”。现在，在受访者敞开的诉说里，她一点点触及哀伤真实的肌理。

李昀鋆发现，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有一个相似经验——他们极少与他人展露自己真实的哀伤感受。

访谈结束时，许多人会说，这是第一次袒露自己隐秘的哀伤，连最亲密的家人也没听过这些。有人告诉李昀鋆，之所以愿意参加访谈，一个原因是“我也真的很想讲”。

在李昀鋆看来，尽管“80后”“90后”被视为更具个性、更勇于挑战传统的群体，但大家普遍遵循传统规则，把哀伤深埋心底。“少数人跟我一样，尝试过与家人分享，但我们都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处处回避。”

绝大多数受访者在父母离世数年后，仍然“无法接受”“非常痛苦”，这与李昀鋆自己的体会一致。有人说这种情绪猝不及防，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东西”；也有人问李昀鋆，“母亲过世三年了，我还是在难过，是不是不正常？”

李昀鋆试图在社会文化情境中探究这份哀伤，以一些完整的叙述，展现从父母离世，到葬礼以及葬礼之后，这些年轻人经历了什么，如何一步步藏起哀伤。

“我很有意识地这样做。”李昀鋆解释，丧亲经验常被视为个人的、内在的心理过程，结果是人们容易去责怪丧亲者，比如，你为什么不去跟家人朋友求助？你为什么不够坚强，不能放下？

通过44位受访者的讲述，李昀鋆记录下他们身份转变的过程，也记录下他们重构人生意义的挣扎。李昀鋆认为，哀伤会重塑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就像她在母亲过世后，感受到人生的“不公平”，许多受访者也有类似感受，但令她惊讶的是，“他们对于死亡、生命、家庭和爱的想法，他们对意义的追寻比我丰富太多了”。

为保持客观，访谈中，李昀鋆没有透露自己的丧母身份。但在研究后期，她会不断跟受访者更新研究进度，将这一研究称为“我们的故事”——她和他们，45个失去至亲的年轻人共同建构的故事。

2020年，李昀鋆完成了博士论文《父母丧失、追寻意义和身份改变：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经历父母离世的中国子女如何在其“成人初显期”与哀伤共处？》，这或许是中国大陆首个对年轻丧亲子女的质性研究。

她选了这年的7月29日作为论文答辩日，这一天是她的母亲甘瑞珍的忌日，后来，又成了她自己的结婚纪念日。

也是在准备论文答辩期间，李昀鋆不再隐瞒自己的研究初衷。“我决定说出来，我经历了母亲的去世，我很痛。刚开始，也会怕别人议论，怕被说像祥林嫂，但我好像找到了一些说出来的意义。”

她想让世界看见、承认和尊重那些年轻人丧亲后的哀伤，让他们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

与哀伤共处

“博士论文写完后，我的哀伤依然很强烈。它并没有带给我所谓的和解，和想象中的答案。”李昀鋆觉得，做这项研究的过程不是自我疗愈，而是自我探索，“像去海底潜水”。

最终，她没有找到最初想找的那份宝藏，却在整段旅程中遇到很多可爱的小鱼，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探索。整理、分析访谈资料的那两年，她沉浸在受访者的故事中，“我很痛苦，觉得哀伤是一个想不明白的东西，一个巨大的疑惑，一个没人愿碰的东西。我真的能把研究做好、做出来吗？大家把那么珍贵的东西交给了你……”

回过头看，她感叹自己的幸运，有机会走过这样一段旅程，遇到这样一群“同行者”，奢侈地花3年时光叩问一个魂牵梦萦的人生命题。

“做完这个研究，我跟我的哀伤好像经历了一次很深刻的交往。”李昀鋆发现，她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的哀伤、理解自己的难以释怀了——把她的哀伤如洋葱般层层剥开，最内核的部分，是她无法接受母亲生命意义的虚空。

如今，她不再被动承受哀伤的影响，而是自主地做出选择。“我选择不和解，也接纳了自己这种选择。其实哀伤从来不能‘走出去’，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只能跟它相处。”

导师陈智豪的那门课，叫“与哀伤共存”，写论文时，李昀鋆化用了这个题目，改成“与哀伤共处”。“‘共存’的话，感觉哀伤更多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没办法对它做什么。而‘共处’，是说丧亲者能自己决定与哀伤相处的方式，可以主动靠近一点点，也可以离远一点点。”

李昀鋆一再强调，哀伤的本质是爱，是想继续爱那个重要的人，但所爱之人已不在这个世界上。正如汉代声训学经典《释名》所言：“哀，爱也。爱乃思念之也。”

人们不必因哀伤的难以止息而自责，怀疑“只有自己有问题”，那实在只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爱的代价”。有这种感受的人很多，大家只是各自沉默。

2024年，李昀鋆去公益机构实习，为丧亲者做哀伤辅导。她注意到很多丧亲者的诉求，都是想“恢复正常”“把病治好”。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在2018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里，将病理性哀伤从抑郁症里分离出来，定名为“延长哀伤障碍”。但在李昀鋆的观察中，绝大多数想“治好病”的丧亲者都不符合延长哀伤障碍的诊断标准，并未因哀伤导致日常生活、社会关系、工作学习等功能受损，他们只是非常痛苦。

李昀鋆会耐心解释，这种哀伤不是病，无需“治愈”。她希望更多人不要像她当年那样，对自己有那么多责怪和不理解。“我们对丧亲者的耐心太少，对哀伤的了解太少，留给哀伤的生存空间太小。”

她希望人们能给哀伤中的丧亲者更多理解和善意，让他们知道自己不用独自承受一切。毕竟“不幸但又无法逃避的生命真相是——我们所有人都将是、正是或曾经是与哀伤共处的人”。

她鼓励丧亲者正视哀伤，观察自己的哀伤究竟什么模样。“这种直面会很痛苦，但也能帮助他们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变得更有力量。”

她提起自己看过的一个说法：对于丧亲者，哀伤有点像一块石头。最开始背它，你被压得喘不过气，觉得好辛苦，但又没办法扔掉它，只能背着它继续往前走。慢慢地，你觉得石头没那么重了，路人劝你扔掉它，可你不想扔，你把石头放进口袋，选择带着它继续走下去。

“你可以做选择。当你发现这块石头对你很重要，就背着它继续走好了。”李昀鋆说，“其实石头还是开始那块石头，它的重量从没减轻过，是你变强壮了。”

“追求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2025年春，脱胎于李昀鋆博士论文的著作《与哀伤共处》出版，此时，距其开始相关研究，已过去了8年。

李昀鋆一直觉得，这些记录着年轻人真实哀伤的文字，不应当只存放在学术数据库里。当年，她如果能遇到一个了解哀伤的社工、读到一本讲述哀伤的书，或许就不会在摸索着与哀伤共处的过程中被撞得伤痕累累了。

博士毕业后，她多次尝试出版，都未如愿。后来，论文里的一位访谈对象大学毕业后进入出版界工作，为她牵上了线。

为这本书作序的陈小姐，也是李昀鋆的访谈对象。序言里，她以轻松的口吻对读者们说：“现在，你有机会以一种‘无痛’的方式走走我们之前的路……不要害怕讨论哀伤和死亡，勇敢地翻阅下去，成为一个更懂爱人的人，多好呀！”

陈小姐告诉李昀鋆，她的妈妈听说这本书的作者是之前找她做研究的姑娘后，“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说她在访谈后，发生了很多好的改变。

“我希望这本书也能给人们带来哪怕一点点小小的改变。”李昀鋆说。

她承认这是本很“情绪化”的书，特别是在她将学术性内容进行高度浓缩后。“但这些情绪都是真实的，或许未来某个丧亲者读到这本书，会感到安慰，知道有很多哀伤就是非常强烈，自己不是唯一的一个。”

最近，为配合新书宣传，李昀鋆开始走到台前，接受采访。“我的性格真的特别内向。搁在几年前，我未必愿意做这件事。在我的经验里，没人愿意关心丧亲者的感受太强烈了。现在，有人愿意关心了，我要求自己勇敢一点，把握住机会，尽量多分享，让更多人了解哀伤。”

她抓住各种时机，跟不同人做哀伤知识的科普。例如，她鼓励人们使用清晰的词语描述丧亲和哀伤，也身体力行地试着打破“避谈生死”的禁忌。一次采访中，有记者全程用“那件事情”指代她母亲的过世。“哪件事情？”她问，“我的母亲死去了”。

结束相关研究已4年有余，现在，李昀鋆为自己的人生建构了一些新的意义。

意识到比起做学术、写论文，自己更想去真实陪伴需要帮助的人，这几年，她一边做博士后研究员的全职工作，一边读了个侧重实践的社工专业硕士，学习更多实务技能。

她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离开学界，投身哀伤辅导或临终关怀工作。“我不知道这个选择对不对，也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岗位，但对我来说，没做过这块工作，会觉得人生有很大遗憾，而我现在做每个选择，都是以临死前会不会遗憾做参照系的，比如做这个研究、出版这本书。”

现在的李昀鋆，已经能够更好地与哀伤共处。在她眼里，人生充满意外，但也正因如此，才更要鼓起勇气，主动选择，坚持自我——“追求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