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泥之上

《暖流》 版画 1986年 杨凯生

□邹小林

哈尔滨的春天总像个孩子，爱耍小性子。前晌暖得让人卷袖口，后晌便扬手撒下雪粒子，街边的冰凌刚缩脖子，转眼又被踩成泥汤子。冰碴儿混着泥水的路上，一个臃肿影子顶着大风，歪歪扭扭地蹬着自行车。车轱辘碾过雪壳子，咯吱咯吱，像啃着冻硬的馒头，车把上挂的铝饭盒叮叮当当，震得锈住的铃铛簧片直哆嗦。

我姐又来了。她顶着满头雪糁子进屋，被风吹乱的围巾下，一绺长发黏在渗汗的鬓角上。“给你捎了黏豆包”，棉手闷子一摘，塑料兜往灶台上一撂，冰碴儿簌簌往下掉。

那是1996年，我新婚，住在郊区的新房。说是“新房”，其实是单位分的旧居。常常早上一开门，就看见被药迷糊的老鼠堵在门口，陀螺似的打转转。

爱人出差，我平生第一次独居，心里发慌，我姐说下班后夜里来陪我。我坚持道：“姐，你犯不上天天跑！我不怵，再说路远泥泞，不通公交，骑自行车太遭罪。”她眉毛一挑：“这会儿嘴硬，夜里耗子挠墙可别哭。你打小就觉轻，睡不好又该生病了。”这话让我想起十三岁那年病中，夜里我高烧不退，她拿纱布蘸着白酒给我擦身体。酒精凉，她手心烫，冰火两重天似的烙在我的脊梁上。

那阵子她天天来。二十里雪路，自行车链子嚼着冰碴泥块，呱啦作响。有一回，我趴在窗前，见她停车，右脚棉鞋卡在脚蹬子里拔不出，整个人像棵遭风的歪脖杨。她也不恼，单腿蹦着卸车锁，围巾散开半截，露出了冻紫的耳垂。

我常笑她像极了咱妈，说话时嘴角绷着，仿佛每个字都拿秤砣压过，在我心里字字都有分量。其实她不过大我三岁，是姨家的女儿，早就改口称我妈为“妈”了。她家在偏远农村，小时候跟姨妈进城时，缩着脖子，攥着衣角，活像淋雨的麻雀。我那时幼稚刁钻，嫌她寡言木讷，连呼吸声都嫌粗重。

她十六岁那年，中考落榜来我家小住。我正生重病住院，父母忙得脚不沾地。于是她留下陪护我，闲时帮忙洗衣做饭、照看小弟。三个月竟把小弟养得只认她。出院那日，小弟搂着她脖子不撒手，她顺势赖进我的小屋。我气得用毛刷在大床中间划界，毛刺全冲她那头。夜里故意扭亮台灯，光柱劈在她蜷缩的影子上，她却什么也不说，只是用手臂遮眼，翻个身又沉沉睡去。

每天天不亮，她就蹑手蹑脚熬粥做早餐，一边做饭一边洗衣，连我爸的粗布裤都被她搓得泛白。我妈搓着手叹气：“还是个孩子呢！”这话像根银针，扎得体弱懒散的我耳根发烫。

我父母开始为她的前程奔波，他们只是普通小学教师，人脉有限，于是我姐也只能每天在冰糕厂站足八小时，摆冰棍、插木签。后来区里一家建筑中专招生，应考者众，父母鼓励她去应试。那时中专比重点高中难考，她天资不笨，中考仅差几分落榜。这次加倍拼命，白天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冷库摆冰棍，夜里蜷缩在炉火边，借着手电筒的微光背书。录取那天，她攥着通知书的手直抖，油墨字被汗洇得发皱。我第一次感到，我姐那身宽大的衣衫下面，裹着股蛮牛劲儿。

再后来，她像棵移栽的杨树，硬是在水泥缝里扎了根。当材料员时跟钢筋水泥较劲，升预算员后和数字打擂，办公室里挑灯夜战，工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奔波，最后竟熬成了区里的预算行家，端上了区政府的“铁饭碗”，领导同事们都夸她“踏实肯干”。假日我去她家小住，深夜起床，仍见书房里有亮光，我姐还在盯着案头垒成山的图纸苦算。忽然想起我病重那年，她弯腰喂我菜汤，勺子刮碗沿的声响，与此刻计算器的咔嗒声竟有些相似。

我姐二十五岁时，在当地已属未婚大龄青年。我妈急得嘴角起燎泡，频繁找人相亲，她却稳坐钓鱼台：“不挑长相家境，只要聪明善良”。未来姐夫到我家相亲那日，我姐却慌了神。姐夫是大学生，相貌端正，嘴唇微翘，有点小骄傲。彼时我姐因长期驻扎在环境潮湿的工地，得了关节炎，吃激素导致身材微胖，“颜控”的姐夫勉强待了一小会儿，正欲离开，却被我爸拉住，要陪他下棋。这边棋事正酣，我姐赶紧去炖酸菜白肉，厨房的铁锅里咕嘟作响，香气顺着门缝往外钻，蒸汽在窗玻璃上凝成蜿蜒的河。姐夫的棋子啪嗒落下，敲打着一个少女的心扉。

我姐端来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酸菜白肉，自己却扭捏着不上桌吃饭，而是笑吟吟地倚着门框上织毛衣。姐夫额头上沁着汗珠，鼻梁上的眼镜片蒙着白雾，尝了一口香气四溢的酸菜白肉，再抬眼看我姐，只见竹针在热气里穿梭，勾出毛茸茸的光晕，姐夫红着脸，腼腆地笑了。

在一家人的热情助攻之下，我姐终于圆满地嫁了出去，结婚那天，我妈用一个亲妈能做的一切，风风光光地送她出了嫁，语重心长地叮嘱，要她好好过日子。我姐泪眼婆娑，轻伏在我妈耳边，说出只有我们三人才能听到的话，让我至今记忆深刻，她说：“妈，你放心，小山子要再敢‘翘愣’（注：‘翘愣’，东北方言，意为不服管教），看我怎么收拾他。”

婚后，我姐住在一间租来的平房里。半年后我去做客，大清早就见姐夫在厨房里忙活，见我嬉笑，小声道：“你姐夜里算图纸，算到三点。”灶台的瓷砖上凝着层薄霜，姐夫系着围裙煎蛋，围裙带子在腰后勒出个潦草的结。他铲起个荷包蛋，蛋黄颤巍巍的，“让她多眯会儿。”

两人和和美美过了十多年后，在女儿升学一事上却有了分歧。他们的女儿学业优异，考高中时，是选在家门口的市重点，还是三十里外的省重点？市重点离家近，大人孩子都省事儿，但教育资源相对弱；省重点离家三十里路，需要大人陪读。我姐力排众议，带女儿在省重点附近租房安家。此后三年，酷暑严寒，雪里泥里，她每日奔波，一如当年陪我过夜，只是那辆泥泞的自行车换成了挤作“人饼”的公交车。

又过了十年，她的女儿博士毕业答辩，我陪她去北京观礼。我姐坐在前排一直搓手，把一张“会议须知”反复折成纸船。当“通过”二字响起时，她突然攥住我手腕，掌心热烫，就像三十年前我病重时，用纱布为我擦酒的那晚一样。

如今我姐住在市中心的三室两厅，女儿在深圳当医生。大年夜，她发来微信照片：一家三口漫步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星光大道上灯光璀璨，我姐身姿挺拔，双眼笑成两枚弯月牙。看着照片，我眼眶微湿，恍惚之间，又见多年前那个臃肿的身影，雪泥路上，把老旧的自行车骑成战马。

窗外又落雪了，纷纷扬扬盖住泥泞，鞭炮声中，旧日子已然过去，雪泥之上，幸福正悄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