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寯之後，再無園林。

文字 |「誰最中國」

圖片 |「來自網絡」

上世纪50至80年代，在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中大院一楼阅览室的某个固定座位上，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天都会坐着一位老者，埋头读书，做着笔记。他像一只座钟一样，每天早晨7点准时离家，步行前往学校，端坐在同一个位子上，他似乎总是板着脸，紧抿着嘴角，透过厚厚的镜片，是一双凝视着的严厉眼神……

在那段黯淡的岁月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令人感到性格孤僻、寡言少语的老者，经年累月地收集、整理着些什么，那些存放于资料室中的索引卡片上，又琐琐细细地记录了些什么……

这位老者，名叫童寯，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此时却早已淡出大众视野，被人渐渐遗忘。在1966、1980年中国建筑学会第四届、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名单中，这位曾与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并称“中国建筑四杰”的建筑界泰斗，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出现。可能更不会有人想起，1931至1952年，童寯作为著名的华盖建筑事务所的三巨头之一，主持设计了120多件作品，遍布南京、上海……

时至今日，对很多人来说，童寯更加陌生，可能连“寯”（jun四声）字都是第一次见到。

沉在历史的迷雾中，童寯仿佛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集合体：他的建筑作品与理念，以拥护现代主义、反对复古的保守主义而具鲜明个性；同时他骨子里又似极其传统的文人，对江南园林一遇则倾心不已。他遍访江南名园，以一己之力手摩步测，数载惨淡经营，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园林调查研究。一本《江南园林志》，成为近现代园林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继明代计成《园冶》之后最有影响的园林研究著作之一。

童寯身上，似交织着现代文明与古老文化的矛盾。当被遗忘的童寯终被我们想起的时候，我们在其中发现了许多自省的意味。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从他的时代，看到了我们自己的时代。那个严肃的老者，似乎永远孤独地坐在那个固定位子上，然而拨开时空的洪流与迷途，我们却很想回到那个地方，望着那令人敬畏得难以承接的眼神，仍希望他给予我们一些什么答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留有一张老照片，是一群师生与一位老者的合影。教师中有吴良镛、汪坦、胡允敬、辜传诲、李道增等等，他们都是成就卓著、桃李满天下的学者，他们在四周站立着，表现出对坐在中间的老者的尊敬，同时也欢笑着，掩饰不住与这位老师久别重逢的喜悦。

然而，与众人的笑逐颜开形成对比，于中央端坐的C位主角，却是双唇紧闭、眉头微锁，默然于这个欢快的场景之外，仿佛与周围的后生们近在咫尺、又形同路人，身在这个场景的中央，心中却并无参与之意。

这位老者，当然就是童寯。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童寯都像是一位特立独行、不近人情的隐士。

童先生家中那间靠南的书房，对他的学生来说，意味着每个周二、周四的“难熬的下午”。上课时，童寯的面孔通常板着，凝视学生的目光严肃犀利，只要学生的英文作业——《古文观止》英译不合要求，或是问出“不符合建筑系研究生水准”的问题，便会遭来一顿斥责。

二十多年后，他的弟子方拥已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研究生，成为了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教授，然而当他跟人谈起童寯时，第一句话仍是：“我很怕童先生。”

不仅是学生，建筑系的教授们也都领教过童先生的严厉。童寯对建筑制图要求极其严格，一旦不合规范，他便一言不发，拿起6B铅笔直接在正式图纸上涂改。方拥曾亲眼见到，一名50多岁的教授，因为论文不够严谨，被童寯斥责得痛哭流涕。

对别人严厉，童寯对自己更加严格。直到八十岁高龄，童寯每天早上依然坚持步行半小时，到阅览室看书，风雨无阻。学校看他步行辛苦，提出安排汽车接送，却被童寯一口回绝，理由是：“汽油宝贵，不要浪费在我身上。”

校方无奈，为他购置了一辆三轮车，谁知童寯更为生气，怒道：“我最看不惯别人哈腰卖力气，自己坐在车上！”在校方的坚持下，童寯最后还是应允，但是提出条件，要由自己的儿子、电子系教授童林夙蹬车。

于是，在南京工学院的校园里出现了一道别致的风景：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童教授，吃力地蹬着三轮车，另一个童教授坐在车上，一言不发，表情淡然。目睹此景的一位校领导不禁叹道：“如此不近人情，实为世间少见。”

童寯的不近人情，几乎不分对象。他曾经因为拒不收受建筑商的礼物，甚至当面摔还礼品，而在建筑圈子里得了“憨大”的绰号。

不过，表面上不近人情的童寯，却也有温情的一面。童寯的家，是抗战胜利之后他亲自为妻子设计的，妻子不幸早逝后，他终生没有再娶，而且妻子生前房间的摆设，一桌一椅，分毫未动。

尽管十分敬畏先生，但童寯的学生也非常感佩他的学识修养与人格魅力,回忆里充满温情。学生私下里称他为“活动图书馆”，因为“即便是书本上查不到的问题，只要去问童先生，就一定会有答案。”曾设计过天安门观礼台、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的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说：“童老不仅建筑设计好，学问大，而且道德高，我一生最佩服童老。”

童寯晚年癌症复发，有着近60年友谊的杨廷宝也因病昏迷被送进医院，病床上的童寯便让自己的儿子先去照看杨廷宝，直到杨家子女远道赶来。杨廷宝逝世以后，童寯甚为悲痛，泪水涟涟地撰写悼念文章：“一代哲人今已矣，更于何处觅知音？”稿纸上，尚能看到斑斑泪痕。

有意思的是，平时看似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的童先生，却时常会在学术论著中，表现出他的风趣幽默，妙语连珠。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建筑界盛吹西化之风，童寯深感忧虑：“诚恐茅顶不禁欧风，竹窗难当美雨。”不过，面对当时国内头脑简单的所谓“建筑文艺复兴”浪潮，比如把中式大屋顶放在现代建筑上，他却是更加鄙夷：“若是复兴只是把寺庙屋顶放到工厂屋顶上，那么把一条辫子放到死人身上或能使之复活？”他嘲讽那些不伦不类的建筑是“穿西装戴红顶花翎”，对那些肤浅的“蟒袍玉带下，穿毛呢卷筒外裤和皮鞋的‘文艺复兴’绅士们”深感厌恶。

童寯与同学过元熙（中）、陈植（右），陈植后来也是华盖建筑事务所合伙人之一

童寯早年公费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与梁思成、杨廷宝同窗学习，后赴欧洲多国考察。因为这种经历，他对西方理念的衣钵并不避讳。他回国创立华盖建筑事务所，力图成为“求新派”。

他的第一个设计项目是南京外交部大楼，突破了当时呆板的古典模仿手法，将传统风格进行简化和提炼，造型庄重，比例匀称，功能合理，造价经济。在后来的许多建筑项目中，童寯都展现出全新开放的姿态，更与当时国际潮流相平行的建筑风格，也在现代建筑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童寯会以更豁然的态度来对待文化价值问题，处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对建筑风格的评判，他不以单一的民族文化特征为标准，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讨论。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在中国创造按外国方式设计与建造、而又具有‘乡土’外貌的建筑，正是一个令中国建筑师大伤脑筋的问题。”同时他也乐观地认为：“我相信中国旧式建筑制度，会在世界上发扬广大，直有如目下吉普车，在任何地方都风行一样。”

中国建筑发扬到世界上，其实并没有等很久。1978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苏州网师园殿春簃为蓝本，在一个庭院里按1:1比例营造了一座中式园林，是为“明轩”，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俨然“文化输出”的一个经典案例。

然而，在童寯看来，这是一件颇值得质疑的事情：“园林这般充满生气之活物，能否按照无生命之博物馆珍品，摆放陈设，供人观览？”

在他的《东南园墅》里，童寯也用了很大篇幅来讲述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园林所持有的是一种有机生命状态。把中国园林复制到美国博物馆，它能跨越大洋彼岸，在光照固定、没有变化的一个由玻璃天棚所围合的干燥环境里，得到完整的呈现吗？

“采用砖瓦复制园林是一回事，再生复兴，激发生命精神，则全然另一回事。”

童寯对中国园林，所抱持的态度，正关乎这样一种生命精神。

“园之妙处，在虚实互映，大小对比，高下相称。”

“中国园林不使游人生畏，而以温馨的魅力和缠绵拥抱他。”

“于文人而言，中国园林实为现世之梦幻虚境，臆造之浓缩世界，堪称虚拟艺术。”

童寯通过自己的视域，打开一扇很不一样的大门，对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的本土性发起新的讨论。今天哪怕一个园林爱好者，也可以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讲出一些园林的美学特征。然而，在童寯展开园林研究的时候，虽然园林在江浙一带非常普遍，但几乎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凝聚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载体，正是童寯开启了这种意义上的研究。

童寯还会时常说出一些妙趣横生，令我们瞬间错愕，又恍然大悟的话。

建筑师董豫赣经常借用童寯的一段话，来表达对当今城市中规模巨大、却缺乏生活诗意的草坪景观的不满：“中国园林必不见有边界分明、修建齐整之草坪，因其仅对奶牛颇具诱惑，实难打动人类心智。”每每说起来，真是痛快又解气。

建筑师王澍上世纪80年代末在尚未出版的《童寯文选》中读到“中国的园林建筑布置如此错落有致，即使没有花草树木，也成园林”这句话时，心中也获得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因为这句话对做设计的建筑师是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因为它带出了园林的抽象结构，使得园林语言和西方现代建筑语言之间形成可能的对话关系。”

童寯对江南园林的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正当他的事业最繁忙、设计最高产的时期，他只能从紧张的事务中见缝插针。然而，就是在从沈阳到上海的不到五年时间里，童寯几乎从零开始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江南园林志》。今天中国建筑学界普遍认为，童寯是近现代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的第一位学者。

人们或许很难想象，出生于东北满族八旗家庭，后来赴美留学、游历欧洲，受教于西方学院派建筑传统，推崇结构理性主义，致力于现代化建筑，同时外表严肃、行为近乎刻板的童寯，能够倾心于山野林泉，对中国园林情有独钟。

那个时代的学者，在民族文化遗产面临凋零毁灭之时，普遍有一种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因而，梁思成走遍了全国各地，对寺庙与宫殿做着坚持不懈的研究。刘敦桢在为《江南园林志》写的序言中，也提及童寯著书的动机是因为“目睹旧迹凋零，虑传统艺术行有渐灭之虞”。

然而，尽管童寯并不缺乏这样的责任感，但他选择了园林这样一个在当时无人关心的边缘领域，背后的缘由也值得深思。园林能够对童寯产生吸引力，也是出于童寯的天性使然。

童寯出身于传统文人和官僚世家，喜欢自然山水，他留下过诗集《西南吟草》，用诗句表达对诗书耕读、江渚渔樵生活的向往，他在创作大量现代风格建筑的同时，也曾追随文人画家潜心学习水墨画。园林承载的文化氛围，和童寯自己身上的精神力量，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关系。童寯的孙子、东南大学教授童明也表示：“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被园林所‘同化’了，因为精神世界太相近了，或者说，他本人的精神世界深深受到园林这种对象的影响。”

也正因为一种遗世独立、独善其身的气质，在上世纪50年代华盖建筑事务所关闭之后，童寯似乎也逐渐远离了尘世的喧嚣，每天独自往返于自家小院和学校，只专心做着他的学术研究，平时交际圈子也很小，任时光的砂子缓缓地埋没，在功利时代，更显出他的不起眼。

“建筑，不就是那么点事情嘛……”

2012年，王澍成为第一个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人，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演讲时，他引用了童寯的这句话。

王澍获奖后，许多人被他自称“业余建筑师”的狂傲所吸引。其实，这个名号也来自于童寯。童寯在《东南园墅》中，称中国园林“实为不能度量之艺术，可谓不惜任何代价，以避僵硬几何、刻板秩序”，而能够营造雅园的人，绝非从西方建筑体系中训练出来的“园艺学家或景观建筑师”，“唯文人，才能因势利导，筹谋一座中国古典园林。即便一名业余爱好者，虽无盛名，若具勉可堪用之情趣，亦可完成这一诗性浪漫之使命。须记之，情趣在此之重要，远甚技巧与方法。”

王澍比童寯小一个甲子，却堪称童先生的知音。他说：“1997年，我在把《东南园墅》反复读出了六遍之后，兴致盎然，就把童先生的《江南园林志》拿出来重读，于是，‘情趣’二字就跃入眼帘，直中我心。我意识到，园林营造不从理论开始，不由方法左右，和重要与否无关，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字：情趣。”

情趣，只能生于个人经验的身心感知。苏舜钦在《沧浪亭记》中写的“情横于内而性状，必外寓于物而后遣”是情趣，计成《园冶》里“移竹当窗，分梨为院；溶溶月色，瑟瑟风声；静扰一榻琴书，动涵半轮秋水，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是情趣，沈复《浮生六记》中讲的“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也是情趣……

对情趣的看重，决定了童寯会采用一种非科学理性的研究方法。如果说其他许多学者研究园林时靠的是图纸、文献和测量仪器，那么童寯用的则是自己的身体和心。童寯也以其扎实的基本功测得了许多园林平面图，但是对其精确性却没有加以足够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时间和条件的局限，更重要的是他从观念上就认为，严格的准确性对中国园林而言并不必要，平面图的作用也有限，“身临其境”才是“以穷其妙”的唯一途径。

王澍最早对山水画产生新的认识，是被童寯的《东南园墅》提出的问题刺激出来的。在《东南园墅》中，童寯一个关于假山的发问印象深刻：“一个正常的人，怎么能住进那么小的洞中？”

后来，王澍在给这本书的新译本作序时写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当时浑身一激灵，脑袋轰的一下。这个看似幼稚的问题，切中园林语言的特殊逻辑，这是我以往没有想到的……它让我一下子理解到园林语言中那种小与大并存的矛盾的尺度逻辑……这就点出了园林语言中视线和差异空间的现场关系，明白了这个，深浅、进退、开阖、高下、疏密、大小……这些和园林有关的术语才会有活的意义。”

王澍说，这种问题是建筑史学者不会问也问不出来的，“只有像童先生那种对设计过程有深刻体会的建筑师才会问得出来。”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园林是一种情趣与理想的载体，与个人主观精神息息相关：园林并非只是一个被研究的客体，而是浸润其中、身心得以安顿的生活方式。

童寯对园林的调查研究，正基于这样发自内心的爱好与热情，也是对文人精神传统的秉承：只将艺术作为业余生活，而与职业无涉。在园林的世界里，他注重在完整的文化情境中进行传统情趣的表达，虽然也注入了现代科学的方法，但仍注意与西方概念和体系保持距离。

童寯的个性中有一种“孤傲的性格和对于独立人格的追求”，这种深植于性格中的独立性，是支持他从繁忙的设计事务中抽身、用业余时间独立完成江南园林调研和文史研究的内在力量，更与传统文人追求一致，使他“认同于中国传统的士精神和士文化”。

童寯的文字同样体现出文人的气质。《江南园林志》一书非常具有传统特色，无论从体例，还是风格上，都更接近传统文人的笔记、丛谈和杂录。梁思成赞其“文笔简洁，有如明人笔法”，散文家黄裳称之“笔墨干净而富于情感”、“着意欣赏的是一种古趣”。在文人情趣溢于言表的同时，也饱含着个人的深沉情感，读来往往使人动容。

“他不是掉书袋，不是去解释，而是以一个出色建筑师的眼睛和身体去发现园林的意趣，这和建筑史研究的角度很不同。”

童寯水彩画：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令人感到惋惜的是，童寯虽然开启了近现代的园林研究，但他的研究方式后来并没有成为主流。更多的时候，中国园林在通过西方的学术视角与分析方法，进行着冷静客观的剖析和科学严谨的解释，却只停留在外表，而没有触及本质和灵魂。

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引自西方的概念与方法，已成为理解中国园林精神内核的阻碍。而童寯那种从中国内在传统脉络之中研究、同时又极具开放的视野，正与今日反思后的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取向相一致。

晚年的童寯曾经自称“世界主义者”，也自认为是一个“十足的个人主义者”。并存的世界主义与个人主义倾向，使得童寯的人生品格与学术精神在他的时代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他当初用英文写《东南园墅》，初衷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园林，在书中免不了对东西方园林进行对比。在他看来，中国园林必须在整个中国文化之中方能被恰当理解，西方的视角和方法因与中国文化属不同体系，而不可被简单搬用。

然而，他又会审慎地避开东西文化优劣的论调，而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去看待不同地域文明下的生活。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让中国融入世界，让传统的元素在现实领域中焕发新的生命特征，也是童寯的理想与抱负，放到今天仍不过时。

童明在一篇讲述童寯的文化建筑观的文章开头，引用了保罗·利科的一段话：“每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支持和承受世界文明的冲击。这就是矛盾：如何在进行现代化的同时，保存自己的根基？如何在唤起沉睡的古老文化的同时，进入世界文明？”

对今天的我们而言，童寯像是一面镜子。这个世界的样子似乎并没有变得更清晰，甚至我们还未清楚自己的定位，就被嫁接到了一个个庞大的机器系统里。今天的我们，拥有了许多整饬一新的园林，却是否还能拥有童寯那般具体的人格、那般开放的视野，在茫然的环境中辨别前行的方向，寻找到那个最令我们为之心动的价值选项？

编辑 | 丘畔

- 参考资料 -

《东南园墅》童寯

《世界与个人——童寯先生的文化建筑观》童明

《童寯的职业认知、自我认同和现代性追求》赖德霖

《童寯与刘敦桢的中国园林研究比较》顾凯

《童寯：不近人情的建筑师》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