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版《永吉县志》中记载了哪些旗人“哈喇”改为汉姓

在历史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不仅汉族、满族等中华民族，甚至周边的日本、越南等国也深受影响。甚至在现代社会中，寻根问祖之风仍长盛不衰。在民国版《永吉县志》中，与之相关的“氏族志”排序靠先，其序言中更是强调“氏族之重，由来尚矣……述先德则有一家之谱，论世族则成百家之谱”。

原本吉林先民受汉家礼法影响有限，但不乏早早即有宗法意识，在文字未普及之际，就有“结绳记人”的“子孙绳”出现，后来仿效内地也有了文字记载的家谱。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鉴于“入主中夏，百十年后，生聚衍蕃”，遂由鄂尔泰等奉敕编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至清乾隆九年（1744年）成书。此书辑录了当时的1114个满洲姓氏，为每个姓氏中勋业最显著者立传2240，并“附载”了各姓中的名人4938。以便“后之考史者得有津筏，不但八旗勋旧赖以千古焉”，算是由官方完成的大号“家谱”。

满语称姓氏为“哈喇”，作为满族的发祥地之一，据《通谱》所载，许多古老的姓氏都以吉林乌拉为“郡望”发源。所谓“郡望”也称“重望”，即某家族在某地人丁兴旺，人才济济，有很高的声望。在民国版《永吉县志》的“氏族表”中，不仅录有纳喇、瓜尔佳、索绰络等多个家族相对完整的族谱，还附有吉林地方称“重望”的一些满蒙姓氏。

其中满洲姓氏有：瓜尔佳、钮祜禄、舒穆禄、他塔拉、伊尔根觉罗、佟佳、伊拉里、富察、纳喇、颜扎库、毕鲁、库雅拉、库雅拉呢玛奇、萨克达、鲁布哩、察、扎思鲁里、索绰络、鄂卓、鄂济、托阔罗、禄叶勒、赫舍里、额哲特、乌扎拉、那木都鲁、喜塔喇、完颜、扎库塔、郭络罗、兆佳、葛哲勒、栋鄂、嵩佳、觉罗、阿颜觉罗、吴扎库、吴尔古禅、台禇勒、宁古塔、费莫、戴佳、马佳、珠尔格德。蒙古姓氏有何图哩、杭阿塔、巴林。纳入满洲的蒙古姓氏：博尔济吉特。

尼玛

另外，在吉林地区，还存在有大量满蒙普通姓氏，民国版《永吉县志》中也有补录。其中满洲姓氏中的托尔佳、巴雅拉、阿哈觉罗、觉尔察、性（兴）佳、乌雅，以及蒙古姓氏的莽努特、伍弥特等，在历史上不仅族系庞大，且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

从晚清开始，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吉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愈发紧密，域内的满族人汉化进程加速——此时不仅日常语言渐渐放弃了满语，一些家族也开始使用汉姓。进入民国后，满族姓氏陆续汉化，或取原有“哈喇”的含义，或取汉字书写“哈喇”的首字，或取“哈喇”的谐音，或者放弃哈喇取某位长辈名字首字（如钟颖的后人有以“钟”为姓氏），情况非常复杂，在民国版《永吉县志》中附有一篇《满蒙形式译文表》，罗列了一些与原有姓氏有关的汉化情况。

当然这个表格介绍的比较简单，如满洲八大姓之首的瓜尔佳氏，本身族系庞杂，史料中还出现过郭勒家、关佳、卦勒佳等诸多姓氏写法，又有苏完瓜尔佳、纳音瓜尔佳等区分，足见族源繁复。在民国版《永吉县志》只记载“满洲瓜尔佳氏为关姓”，显然也不够全面，如吉林地区的瓜尔佳氏也有改姓“罗”的分支，即民间称谓的“罗关”。

除瓜尔佳氏之外，其他情况如下：

陈满州钮祜禄氏为郎姓，陈满州瓜勒佳氏、博依珲氏为关姓，

满洲舒穆鲁氏为徐姓，陈汉军马佳氏为马姓（原为回族），

佛满洲他塔喇氏为唐姓，满洲舒舒觉罗为迈姓，

佛满洲佟佳氏为佟姓，满洲纳喇氏为那姓，

新满洲伊拉里氏为伊姓，新满洲颜扎氏为鄢姓，

陈满州萨克达氏为骆、祖、海三个姓氏，满洲库雅拉氏为徐、张、洪三个姓氏，

满洲乌苏氏为吴姓，满洲察为杨、倪两个姓氏，

尼玛

新满洲伊尔库勒氏为赵、伊两个姓氏，汉军章佳氏为章姓，

满洲扎思瑚理氏为张姓，满洲索绰络氏为索姓（另有改为曹姓），

满洲鄂济氏为鄂姓，陈满州吴鲁氏为吴姓，

陈满州扎拉里氏为张姓，满洲鄂托氏为敖姓，

满洲洪吉理氏为洪姓，新满洲尼奇理氏为尼姓，

满洲卦尔察氏为关姓，陈汉军洪佳氏为洪姓，

满洲图门氏为万姓，蒙古克尔德氏为克姓，

汉军武佳氏为武姓，蒙古乌苏氏为孟姓，

汉军崇古喇氏为丛姓，陈汉军朱佳氏为朱姓，

新满洲瑚雅拉氏为胡姓（疑即库雅拉氏），汉军高佳氏为高姓，

新满洲吴察喇氏为吴姓（疑即乌扎拉氏），陈满州乌雅察氏为吴姓，

汉军费佳氏为费姓，蒙古莽果氏为莽姓，

陈汉军申佳氏为申姓，陈汉军瑚佳氏为胡姓，

满洲拜察氏为白姓，新汉军郎佳氏为郎姓，

陈满州禄叶勒氏为葛姓，新满洲赫舍里氏为何姓，

满洲亨克勒氏为何姓，陈蒙古白尔佳氏为白姓。

伊尔根觉罗氏为赵姓，满洲富察氏为傅、李两姓。

事实上，民国版《永吉县志》的记述只是晚清以来吉林地区满族、蒙古族旗人更改汉姓的一部分内容，其中许多家族姓氏的变迁并没有被录入书中，如漏掉了改为吴姓的乌雅氏、乌定克氏；对一些族系庞杂的姓氏出现的特殊变化也没有记录，如纳喇氏中就有改为钱姓的叶赫那拉氏分支等等。研究空间仍很巨大。毕竟在当代的吉林，旧时的宗法制度虽早已灰飞烟灭，但姓氏文化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的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了解满族、蒙古族、汉族在边疆地区发展史和文化史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