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25日，山西“订婚强奸案”二审开庭。未当庭宣判，但在互联网上却引起舆论哗然，到处都是口诛笔伐审判机关的声音，仿佛这就是“冤假错案”。可以说，辩方试图通过舆论施压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毕竟，纵观那些引发舆论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都不难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方的声音往往是最大的，看起来是声势浩大的。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受害方处于式微的境地，还有公检法一方被按住反复鞭挞。
基于“谁声音大谁有理”和“先发声就抢占先机”，以及“当官的没一个好人”的朴素民间原理，观众们自然而然地站到了辩方这边。纵然他们忽略了只是辩方的“一面之词”而不掌握全部事实的情况，也忽视了受害人、司法机关不便发声的处境及司法机关具有专业知识、严格程序和责任追究制度的情势。
因此，客观上，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未必就是正义的一方。这点应当予以重视。何况，本起案件中，因于新闻媒体及官方对案情的披露有限，就现有发表意见依然不够客观公正。当然，今天所讨论的主体并不案件本身，而在于舆论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
梳理不难看出，这场讨论中口诛笔伐的声音几乎全部来自男性，可以看作是对这些年“女拳”兴风作浪的反击，更深层次则是商品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副作用。女性被资本调动，理想被商品吞噬，人格被金钱物化。人们不再以抽象的直观感受和内心喜悲衡量感情，代之以具体的物质贵贱和金钱多寡。理想可以商品化，感情可以买卖论。
其实，之前的“翟欣欣案”“货拉拉司机案”等一众涉女性刑事案件中，包括“党志军报复女法官案”，都能看到男性网民在其中的“群情激愤”。原因既有女性在被“蛊惑”下的地位提升，挑战了长期的男性主导社会，导致部分男性的焦虑，也有对理想主义的追崇，及对人格被物化的憎恶。
可见的是，在物化的情势下，2009年播出的《蜗居》中角色“海藻”的风评发生了翻转，彼时对其的普遍批评已然变成了理解乃至支持和推崇。相比那“无能”的男朋友，能轻松帮海藻解决的宋思明已然成为“好男人”——我们“终于（还是）”到了“笑贫不笑娼”的年代。
这在去年播出的电视剧《凡人歌》中，更是被摆上台面。谢美蓝的呐喊“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已经撕破从前还在遮掩后来欲弄还羞的感情“遮羞布”。而路总的“慷慨”，显得那么正义和光明——“还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男人了”。
如宋思明、路总一般能提供充分金钱的爹系“男人”被奉为圭臬，哪怕裸露，哪怕在公众场合谈论自己的“势利”，再也不会感觉到羞愧，反而理直气壮得很有底气。有人说，现在“海藻”满大街都是。反正理想和感情都已经“死去”，还不如谈点实际的物质，这也成为当代人新的处事法则。
于是，那些资本和商家成为这场变革中的获利方，那些掌握资源和金钱的男性也成为其中的优势方，而占更大多数的男性女性则在红海中厮杀，从相互伤害到性别对立。他们不仅在物质上遭受压榨，而且在话语权上遭遇压迫和“洗脑”。这体现在司法案件、舆论事件等方方面面。
这个意义上，恰如鹬蚌相争而渔翁得利，杀死理想和消灭感情的资本和商家如看客观猴。没人可以独善其身，我们都被裹挟在时代的滚滚洪流，在各种不得已中向现实低头。
理想和感情可以是宣传的口号，却不能作为果腹的食物，哪怕只是精神食粮，也被看作天真幼稚。而随着入世越深，越发不自觉地为“我们和社会都是输家”的论点增添论据。
但就此丧失信心了吗？非也，因为再宏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和商家本身也同样被资本裹挟而导致人性异化。
是的，看起来相距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目标很远，却在物极必反的客观规律下，敲响了资本最后的“丧钟”。何况，我们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但在此前，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关于物化的舆论和宣传固然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多时候，它们不过是在让你付出仅有的宝贵资源，去换取并不珍贵的东西，或超越现有实力或需求付出。
人不能被物质，也不应被物化；理想主义同样不该被现实招安。如《哪吒之魔童闹海》等一系列优秀的影视作品获得市场的认可，恰说明人们对美好事物最本真的热爱，也是在给那些长期喂屎还要“教育”观众的资本和商家一记响亮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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