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到电报后,很快组织突围。十一个团共五六千人,分五路突围,每路一千多人。
我们那时选定一路到福建,去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那里,他们是红军长征前从瑞金到福建的。那里是苏区,说是可以坚持。而且靠漳州、香港比较近,可以找到长征部队的关系。困难是有大山大岭。
二路是到湖南南部。从于都南部突围到那里要十天十夜不断行军,要渡赣江,很险恶,没有船不能过。
三路是突围到东江。这个地方离于都南部不远,两天两夜可以到,是沿河地区,敌人交通便利。但东江的游击队根本没有,在那里站不住脚,很危险。
四路是突围到井冈山。到那里最好,地区很大,横跨湖南江西两省,估计还有游击队。但也要渡赣江,敌人完全控制了,过不去。
五路是突围到赣东,到南昌、 抚州、广昌附近。
我考虑到赣南、瑞金这一带地方我熟悉。像泰和、万安、吉 安、吉水、永丰、黄陂、石城、乐安、于都、兴国、赣县等地,哪里有条山, 哪里有条水,哪里有一个庄子,哪里有一个交通站,我都记得。
本地人只知道一、二十里,我们在那里搞了五次反“围剿”,至少知道一、二百里。因为项英不赞成,还是没有去。最后决定到五岭,跟着长征的路去。
走这条路的好处第一是长征队伍走了一趟,有政治影响。
第二是空虚,长征队伍到了贵州、云 南,敌人不追了,敌人以为我们不敢来。
第三是地方熟悉。
油山、大庾岭是南康到大庾之间的一座很大的山。我在那里搞了三年,什么新城圩、长安圩、 坑口圩、黄三埔、黄云台、上杨梅、下杨梅等,这一带的大庄子差不多我都住过。老百姓差不多都晓得陈毅这个名字。
打游击战一定要有个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讲,“叫花子打狗靠面墙”。因此,一支游击队起码要有几十家老百姓做依靠,就是几家也好。大的游击队几百个,小的游击队几十个,最小的几个人一组,每一个找一个靠山,像鸟儿一样要一个窝,有了窝就好办。
第 一,白军来了,群众给你送情报,使你耳不聋眼不瞎;
第二,给你送东西、搞给养、搞报纸、香烟;
第三,打伤了可以藏起来。
我和项英讲,他同意了。
五路突围都失败了,突围到福建的被消灭了。
东路突围只有汪金祥跑出来了,张凯剩下两三个人,其余全部被消灭了。
到湘赣附近的也完全没有了。像上犹、 崇义附近的,只剩下几十个人。
最后剩下我、项英、贺昌三个人了。项英这点还好,还坚决,就是政策上不对,是机械唯物论,要改变不改变。
我们三 个人带着最后剩下的一个团,决定到油山去。当时贺昌①同志很急躁,项英同志很拘谨,在那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要当机立断。
①贺昌: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
项英一定要发电报给中央(这点还是好的)。当天下午我们就要突围了,太阳都落坡了,他坚持一定要把电报发出去。从早晨开始,一直发到下午4点钟,才把电报发了。向中央作了报告,通知他们这个电台我们不能再维持了,要转入游击战争。他一直呆在无线电台旁边,队伍在大路上等。
贺昌不等了,他说他先走。我说:“你无论如何要过会昌河,你先过河掩护我们。我和项英同志在最后一批。”并交待他过会昌河很危险,要小心。
他带上那个营先走了。电报发完了,天也黑了。 我们跟着营部就走,一走就打起来了。队伍全散了。
我抓营长,营长不见了。 我抓住一个排长,要他集合一下,搜集了二三十个人。我告诉他我们在坳子上,不要开枪,别打着自己人,等敌人冲上来再打。
和敌人打了一阵,我们抢上了一个山头。这时项英不见了,到处找不到。正好那个村子里有电筒在照,我要守着队伍。我一离开,队伍就要垮。
我把排长找来,叫他带两个人去看看,是不是贺主任(贺昌是政治部主任)在联络。
我说:“我们的任务是过会昌河,现在才深夜2点钟,还有三、四个钟头才天亮。你们快去,不要慌, 不要开枪,问清楚了就回来告诉我。”
他去了,当时全营共三百人,打散了一 百,剩下二百人了,只剩营政治委员,营长也不在了。我分析敌人扑了空以后,就会返回去。他们到于都、瑞金还可以捞一把,他们可以发洋财。于是, 我们便统一集中到山里头休息,做饭吃(大家都带有三天的米),等着会师。
到3点钟,那个排长回来了,说根本没有事,是赤卫军见敌人来了,打了几枪就走了。那里离会昌河还有二十里。这个情报证明附近没有敌人。会昌河有枪声,说明那里有敌人。我很为贺昌同志担心。
天开始发亮了,渐渐地太阳 也出来了。项英回来了,他自己乱走,不知躲在哪里。会昌河边在打仗,不可能打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先休息。六、七点钟了,于是部队吃了饭就睡觉。我 们和部队连长、排长开了个会,研究了一下继续突围的问题。
下午,跟贺昌走的人也回来了一部分,说贺昌同志被打死了。过河时, 一上岸,就被敌人打伤了,从马上掉下来。敌人喊捉,他自杀了。这个同志死得真英勇。
当天晚上,我们就组织突围。第一天晚上还很顺利,没有什么敌人。
第 二天晚上就和敌人打上了。四五百人的队伍又散了。我们将一些零散的队伍 集合起来,有三、四十人。那时为了照顾项英同志,他有两个警卫员,我有两个警卫员,共四个警卫员,还有一个警卫排。在突围时打得七零八落,只剩 下几个人了。突不出去,只好又倒回来。
我跟项英说:“不能走了,很危险, 南北敌人会合了,中央苏区最后一个庄子都不属于我们了,只剩下几个山头是我们的。我们上山找个树林躲躲吧。”
项英只是唉声叹气:“完了!完了!”
我说:“你叹气也没有用处,完了还不是完了?!那有什么办法?!”
我们在 山上呆了一下,就派人下去收容残兵败将。
多亏了曾纪才和老乡们暗地里的帮助。这天,派人下去后,找到南康的一个总支书记。这人叫曾纪才。原来是 于都南部的地委书记。因为机会主义错误,罚他劳动改造抬担架。这个人很 老实,是个知识分子,他抬担架很积极。
整个中央苏区一垮,也没有谁改造谁了,劳动改造队也散了,各人走各人的了。他一个人跟着担架队,想找队伍,满山遍野到处走。他们每人拄根棍子,捡个反动派的钢盔,饿了拿钢盔 煮饭吃,煮过饭后把钢盔戴在头上避风雨,钢盔里面有锅巴,外面有烟灰,就 这样戴起来。弄得不像个人样子。
曾纪才上了山,一见到我就哭:“首长,没想到今天还能见到你啊! ”
我认识他,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他们斗争我,说我是机会主义,劳动改造了两年。如今队伍打散了,根本不晓得党在 哪里,不晓得党的政策怎么样。”
我问他:“你现在打算上哪里?”
他说:“我 本来想回家乡去,怕白匪杀我。我的亲戚都被白匪杀掉了。想去找部队,又 怕他们说我是机会主义,不要我。还怕他们夜里把我杀掉。”
我说:“你怎么 讲这个话,他们哪会杀你?斗你机会主义是错误的。你不是机会主义。中央 苏区失败了,将来会重新检讨总结的。现在我们在一起,重新打游击好了。”
我们把带来的炒米、冷饭给他吃。他说好几天没有吃饭了,饱吃了一顿。
我们的目标是到油山去。这一路曾纪才很熟悉,他过去跑过行商。从于都到信丰要过一条河。那时虽是二、三月里,还穿着棉衣,不能泅水。河西岸 广东军阀布置很严,天天晚上,砰砰叭叭地打枪。
他说没关系,我们这几个人可以过去。说好后,我们就动身走。我们每天晚上走二、三十里,连走了四 天四夜,就到了江边。
我们找到一个打鱼的老百姓询问,那个老百姓说没什么,可以过,就是到了晚上有人查。我们便在村子里暂时住下。我们几个人 分成几个队, 一个人带一个老百姓。
我交待他们一定要沉着,不要慌, 一抓住就糟糕了。
这时敌人南北合围已成,他们宣传说:“会剿”“已经结束了”。 地主讲:“这下共产党完了,江西地方算完了。刘伯坚①、阮啸仙②、贺昌都给打死了,项英、陈毅跑掉了。要是抓到了给五千块、 一万块。”
这里的老百姓 一般对我们还好。有的老百姓对我们怀疑,但不害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从 那边跑过来的,但我们是不是重要角色,他们不知道。那些群众很聪明,也不多嘴。我们在那个庄子里吃了很好的一顿饭。
第二天早上我们7点钟起来, 一个人带一个老百姓就往江边走。路上往来的人很多,三三两两,卖鱼的,卖鸭的,挑柴的,挑果子的,老太太,小孩子,很大一批。
我很担心过去我们司令部在这一带住过,要是有人认出我是陈军长(曾任红二十二军军长)就糟了。
①刘伯坚。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②阮啸仙:时任赣南军区政治委员。
我们来到河岸边,船还没有开,南边开船了。可以看见广东军阀的兵在搜身,很简单,摸一摸就过去了。因为人多,敌人没有办法。
我对项英说: “你要后上船,后上船的先上岸,先上岸的可能搜得马虎一点。他们不认识你, 可以混过去。我可能有人认识,我要后上岸。这里到圩镇不远,街口上有个百货店,那个店老板认识我。必要时我还可以往河里蹦。”
他说:“他们会打死你。”
我说:“我会泅水,往下游。万一打死也算了,我还要挣扎,不能这样甘心被抓。不过,你和曾纪才两个人无论如何别离开,要到油山去。我会讲本地话,懂得一点情况,我到油山再找关系。”
就这样说好了。我坐在船的最后, 项英同志坐在船的中间。船靠岸后,很多人挤在一起。第三个上岸的是农民同志,他没见过大世面,慌得很。他想绕过去争取第一个上岸,哨兵把他拉 下来打了他几鞭子。因为人多,敌人哨兵忙不赢,只是摸。最后我上岸,摸 一摸就算了。
上岸后,我进街去,看见街口有两个卫兵,我马上转弯进了厕所里。曾纪才和项英同志看到我们在厕所里,就说:“不能停,赶快走!”
我叫老曾赶快把那个挨打的农民找来。
他说:“没有事,赶快走!”
过了河就到了白色区域。我们一共七个人,这时只剩下五个人,那两个人不来了,过了河他们就回家去了。
一路上我们看到庄稼人在打麦子,木匠在做小活,有的人在砍柴。他们都以惊异的眼光来看我们。看来他们有点害 怕我们,他们怀疑我们是游击队。
我们走得很快, 一直走了四十里。天晚了, 我们找了一个树林蹲起来商量。路过街上时老曾买包纸烟,买了些饼干。这 时我们就打开来吃。
我说:“旧的生活结束了,新的生活开始了。”
商量了一 会儿,我想到信丰、南康、龙回地区去找游击队。曾纪才提议到他丈母娘家 里去。这里到他丈母娘家有二十里,是游击区,就住在公路边上,能看到山里。
我说:“这是个办法。”
敌人万万料不到共产党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来这 边。相反地,高山大岭敌人倒更注意。那天晚上又走了四十里(因不敢走大 路,只好弯路走)。走走就到了。狗叫得要命,哨兵的电筒乱照,实在危险。
我们找到一个四面不挨庄的小山休息,他们睡觉我放哨。天刚亮,约5点多钟的样子,我就叫曾纪才去。
我嘱咐他:“你要注意啊!可不要到庄子里面去, 你就在房子附近找个坟藏着来看。我们到后面一个山头集合。如果你被反动派发现了,可不要直接往这里跑。带反动派来抓我们可不好!”
等到八、九点 钟,老百姓都出来做活了,他说看到几个人,好像认识,但不敢喊。还是晚上下去。我说:“好!”
到了黄昏时,我们两个人一同去。6点多钟我们到了那儿。恰巧他丈母娘到小河沟淘米,我就叫他到桥边的小竹林里去喊她。
他跑过去,喊了两声,见到了。丈母娘看到女婿哭了一场,说到女儿死了,中央苏区失败了,很伤心。
我问她这附近是不是有游击队?她讲:“游击队经常到公路上来打广东军阀队伍,打土豪。但不到庄子上住。”
我说:“这是个希望。我们今天半夜来,请你搞一餐饭给我们吃。你送到这里,我们来拿。另 外,给我们探听一下情况。”
她说:“可以。”
我又说:“我们的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家里的人也不要说,打听消息也别漏风声。你到街上看看,茶馆里面、店铺里探听一下就行了。”
到半夜,她来了。肉啊,酒啊,很好的菜,一 大篮子。她说:“我看了,没什么。听说游击队都在油山那边。”
我们很感谢她。她又说:“听街上的人讲,有一个篾匠前几天被抓了,说他通共,打了一 顿,又放出来了。那是个老头子,你们是不是找找他?” 这个篾匠我们认识, 是个革命同志。
吃过饭,我们回到山上,赶快换个地方,走了五、六里路,找了一个小山, 在草堆里面睡到天亮。
第二天下午,其他几个人在山上,我和曾纪才两个人 便到那个篾匠家里去。深夜2点多钟,我们隔着窗子看见他在抽烟,还有几个 人也在那里。我们拍门,他们就是不理。
曾纪才说:“我们是打散了的红军, 从这里路过,请你开门吧!搞点饭给我们吃,带带路把我们送到游击队去 吧!”他们根本不理。又不回话,也不开门。
老曾说:“你们没有阶级友爱么! 这里是老游击区,你们不能跟反动派。我是老曾,是曾纪才!我是老革命,我 是本地人,我的家就在这里。你们怎么不相信呢?我是刚从中央苏区回来的, 一会儿大队伍就过来了……"(当时不得不吹两句。)
过了一会又说:“中央苏区没有失败,是反动派造谣。开门吧……"还是不开门。
明明知道他们没有睡觉,就是不理。说是老曾更加不理。以后又换一个喊,还是不理。叫了三个钟头,差不多天亮了。
有个老头子在里面叫起来:“你们是土匪,是害人的! 再不走,我去报告广东军来抓你们。你们这些拿短棍的土匪,害人不浅啊!”
我们还想回话,他又嚷起来:“还不走?我去请广东军来抓你们,砍你们的头。 我一打锣全村的人都会起来!”
我说:“赶快走!赶快走!”不敢在那里呆了。
我们走出十几里的地方躲起来。以后又跑到附近几个庄子,照样是不理。从头天晚上搞到第二天, 一天一夜没吃饭。
到了傍晚,有个老百姓往山坡来。听到树枝草叶刷刷响,我们很紧张。
越 来越近,我们问:“是什么人!”
回答:“我是老百姓!”
我说:“把他抓起来!”
上来一看,真是个老百姓。我问:“你来这里干什么?”
他说:“我就是来找你们的。”
他认识老曾,对老曾说:“啊!老曾,昨天晚上我们不能招待你们, 是因为我们庄子里有靠不住的人。如果我们招待了你们,他们就会去报告。第 二天我们就糟糕。所以我们只能不理,骂你们一顿。我们知道是你们,怎能 不管呢?现在我就是来联络你们的。找了几个山头,总算找到了你们。”
我们在一块开了个会,商量了一下,给他讲了讲形势。他说:“现在没问题,可以到那房子里去。”
我说:“发现了怎么办?”
他说:“不要紧,我们会搞些药材、 鸡蛋、金子送给连长,把敌人搞住了,他们是不会来的。你们不要惊慌,房子后面就是一个山,树很浓,我们在山上放一个哨。你们好好休息一晚上吧!”
于是,我们到他那里去了,在席子草铺上睡了一个大觉。天亮了,我们洗了脸以后,庄子里的老太太、小孩子都来了,有的人认出来了:“啊,陈军长,我认识!”亲热得很。
然后他们谈了游击区被敌人残杀蹂躏的一些情况。 他们说:“我们不甘心,还要跟敌人斗争到底。到了晚上可以把你们送到游击区的交通站去。但要走一百里路,通过四十里的反动地区。这段地区的人很 反动,看到就会去报告敌人。过了交通站以后,白天都可以走路。”
他们搞了点鸡蛋、炒米和水,派了两个农民带路,刚刚天黑就走。要走八个钟头,天亮前就要到,很紧急。我那时还拄根棍子走,脚还是弯的,不能完全伸直,但 也只好跟着走。
农民带路很熟悉,知道哪个庄子有民团有哨兵,他就带着我 们绕过去。就这样鸡不叫狗不惊,很顺利地过去了。
一到交通站,我们便可 以安心地休息了。因为交通站有我们的武装。我们休息了两三天。粤赣军区、 粤赣特委李乐天①、杨尚奎②他们知道我们来了,便派了三个人来,把我们接 上了山。山上是我们的基本地区,在刚上山那段时间,反动派军队在下午就不敢来了。因此,下午我们就可以召集小规模的会议。
这次行动多亏了曾纪才,这是个很好的同志。这个人的特点是不抱怨。那 时“肃反”搞得很“左”,把他打错了,送去劳动改造,他说:“没什么!革 命中的错误不能怪,地委、县委哪能那么正确?现在革命失败了,很惨痛,我 们来算这个账就不应该。要挽救失败,希望将来中央重新作结论。”
我说:“那 当然。我虽然不能代表中央,我可以向中央讲,你不是机会主义。”
上山以后, 我们派他回到游击区去做县委书记,发展组织,搞游击队。可惜后来他牺牲 了。那是敌人搜山时把他捉住的。牺牲得很英勇。
我们到油山两三天以后,蔡会文③、陈丕显④同志的队伍也赶到了,他们还剩下三、四百人。我们会合后,油山的目标也大了,引起了敌人的大进攻,老百姓受到摧残。
后来分兵的时候,蔡会文同志带的队伍就到五岭南部的上犹、 崇义去了。项英、我和李乐天带领粤赣特委的一个特务营,就活动在广东、江 西交界的油山一带。
整个范围就是南雄、大余、南康、信丰、龙南、定南这 几个县,主要是大余、南雄、信丰、南康四县。南康有一部分,上犹、崇义、 大余之间有一部分,南雄有一部分是基本地区,龙南有一小点。
①李 乐 天:时任赣粤边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②杨尚奎:曾用名杨上魁、老穆,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苏区时历任乡 支书,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红军长征后,奉命坚持游击战争,曾任赣粤边特委副书记、书记 等职。
③蔡会文:时任赣南军区司令员。
④陈丕显:福建上杭人。时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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