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元帅被判绞刑，死后为何会一脸血？是故意安排的“酷刑”

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法庭做出宣判，12名纳粹德国高官被判处绞刑。不久，战犯凄惨的遗容公诸于众，其中有几张颇为经典，例如下图中的威廉·凯特尔。

凯特尔贵为德国陆军元帅，却与纳粹分子沆瀣一气，为虎作伥，对希特勒更是马首是瞻，忠心耿耿。有人说他面对死亡时从容不迫，与冲锋队副总指挥弗里茨·绍克尔将军吓得痛哭形成鲜明对比，起码表现得像个爷们儿。

显然，凯特尔的所作所为与“真正的军人”根本不沾边，恶贯满盈的他被处死一点儿都不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凯特尔是以绞刑被处死的，为什么他在照片中却是一脸血呢？

单这一个细节，我们就能猜到这些恶棍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过得并不舒坦，美国人很会整活，为炫耀胜利者的姿态，他们极尽手段折磨囚犯。

这一切要从最开始说起：柏林战役结束后，纳粹德国军政要员基本悉数被捕，如何处置他们，同盟国高层内部曾进行过一次讨论。

所谓民愤难填，当时的普遍观点是这样的：这群战犯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平民死伤和流离失所，罪恶罄竹难书，还有必要把他们推上法庭定罪吗？干脆挖个坑，活埋算了。

那会儿提什么的都有，反正是怎么残忍怎么来，就当给罹难者报仇了。

但在最后，大伙儿还是达成了共识：给战犯们一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审判，让他们当众承认自己的罪行，同时也能起到警示世人的作用。同时，绞刑被定为处决手段。

绞刑的种类有很多，中国古人发明的绞刑需要依靠人力完成：如图所示，将犯人捆在木桩上，由两名行刑者绞动绳子两端使其收紧，使受刑者慢慢窒息身亡。

西方的古典绞刑更像是咱们常说的“上吊”：抽走犯人脚下的支撑物使其悬空，或者把犯人从地面吊到空中。虽然这个过程比较漫长，犯人死前会经历巨大的痛苦，但相较于中国古代的绞刑，死亡的过程其实已被大大缩短了。

后来，英国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改良了绞刑——将犯人脚下的支撑物改为一块可以抽动的木板，让犯人突然坠落，只要距离足够，重力会直接坠断其颈椎，从而使犯人在瞬间内失去知觉。

这种新式绞刑被称作“长坠落”，就是我们熟知的现代绞刑。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绞刑一度是贵族才配享有的特权，毕竟比起斩首、车裂、凌迟等，被勒死的痛苦已经非常之轻，且死得也相对体面，符合“留给全尸”的底线。

西方则恰恰相反。18世纪，法国诞生了这么一句格言：“斧头向贵族，绞索向平民。”西方绞刑最初发明就是为了处决身份低贱的平民的，甚至他们还在其中追加了侮辱性质：把绞刑架搭得非常高，让围观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受刑者死前的挣扎；犯人死亡后不立即入土，而是挂在空中，任由遗体腐坏。

因此在自诩高贵的纳粹头目们看来，绞刑是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咱熟悉的帝国元帅赫尔曼·威廉·戈林了。

戈林被俘后着实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美军不但以礼相待，将领们居然还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宴，安排了歌舞节目，提供美食美酒，甚至还准许戈林在一块地区内自由行动。

艾森豪威尔在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不但当即下令撤销戈林的一切优待，还没收了他的元帅权杖和勋章，关入蒙道夫战俘营。

众所周知，戈林最终逃过了绞刑的折磨，他利用一支不知从哪儿搞来的毒药在行刑前一晚自杀身亡。

事实上，被判死刑并非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戈林死前写了几封遗书，其中提到他曾向法庭申请以枪决代替绞刑，惨遭驳回——对他而言，这不是好死赖死的问题，而是以他的身份地位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由此可见绞刑对战犯们的侮辱性。

另一方面，盟军此前的一些做法恐怕也让戈林隐隐感觉到他们绝不会让他死得太过容易。

盟军对关押中的战犯们进行了高强度的折磨，痛苦并不是肉体层面的，而是精神上的。例如，他们将绞索投影在监狱的高墙上，使牢房里的战犯一抬头就能看到，时刻提醒他们自己最终的下场。

再例如，狱方故意把餐桌设置得高档典雅，却在每张椅子后面立一个绞刑架模型，令战犯如坐针毡。当然，囚犯也不会享受到多么好的美食，几乎顿顿是粗茶淡饭。总而言之，戈林和他的同僚们每天都完全淹没在巨大的恐惧与绝望中。

根据史料：在羁押的几个月里，戈林的体重从127公斤暴跌到91公斤，“减肥”效率惊人。从他受审后期的照片来看，整个人是肉眼可见地瘦了下来，跟此前判若两人。

盟军对戈林的“照顾”显然非常到位，只是没料到他居然有手段弄到毒药，令自己逃脱了折磨的最关键一环，他的同僚们就没这么好运了。

执行绞刑的刽子手名叫约翰·伍兹，这老哥很值得说道一番。

伍兹他于1929年12月3日加入美国海军，服役仅两个多月后就成了罪犯，罪名是“擅离职守”。1943年8月，他再度应征入伍。不久后美军公开招募一名士兵执行在欧洲的军事处决，伍兹立马报了名。

被面试官询问是否拥有这方面的经验时，伍兹声称自己曾做过助理刽子手，参加过数十次执刑。上级对此非常满意，伍兹顺利获得了这份工作。

然而事实上，当伍兹出名后，人们对他的身世进行了深挖，发现他所说的这段“工作经历”都是胡扯的。在参军之前，他做的都是最简单的体力活。不仅如此，在他第一次被捕时，法庭就查出他患有轻度精神病。

伍兹在“杀人”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虽然“助理刽子手”的身份是伪造的，但他处决犯人时却表现得十分老练。仅1945年6月底到11月10日之间，他就绞杀了8个德国人。总之，由伍兹来处决纳粹战犯，盟军高层显然是别有用意。

众所周知，古代被判斩首的囚犯能否痛快地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刽子手的水平。据说家属只要肯花点钱打点，一刀下去全无痛苦；相反，犯人就要遭大罪。

绞刑也类似：高明的行刑者根据犯人的体重可以计算出所用绞索的长度，以确保犯人在跌落时恰好可以坠断脖子。绞索过长可能会导致犯人身首异处，过短，犯人的体验就跟上吊没什么区别。

执刑前，盟军所做的两点准备值得注意：其一，他们选用的不是“长坠落（Long drop）”，而是标准吊（Standard drop hanging）；其二，绞刑架也被做了手脚，活板门比正常的应该是小一圈，导致犯人在坠落时极有可能发生磕碰。

经验丰富的伍兹十有八九是看透了盟军高层的意图，抑或是事先得到了命令，于是，执行当天的状况非常热闹。

根据当时的报道：伍兹在103分钟内绞死了10名纳粹战犯，大多数战犯在坠落后并没有立即死亡，在空中经历了漫长的挣扎与煎熬，其中最惨的莫过于凯特尔。

他先是在坠落时磕到了绞刑架的活门，弄了个头破血流，随后又在空中吊了长达28分钟。要说凯特尔当真是身体素质惊人，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目睹了整个过程，在新闻中写道：虽然有黑色帘子遮挡，但他还是听到了犯人剧烈挣扎造成的声音，此外还有极为痛苦的呻吟声。

有些犯人迟迟不肯咽气，伍兹不得不从台子上走下来，抓住他们的身体往下拉，加快他们的死亡。

身为刽子手，伍兹的工作显然存在巨大“失误”，但在折磨纳粹战犯、为逝者报仇这一点上，他又完成得相当出色。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7月21日，伍兹在修理一台工程照明设备时不慎触电身亡，有人认为这是纳粹分子做的——他因行刑中的出色发挥，成了纳粹分子的眼中钉。

笔者写过许多犯罪分子的文章，其中许多小角色都清楚，只要身上背了人命就很难活下来了，因此才铤而走险不断作恶；这些双手沾着数十万、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鲜血的纳粹头目岂能不知道自己的下场？

他们之所以向盟军投降，无非抱着侥幸心理罢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横竖都是一死，万一捡了条命，即便判个终身监禁也赚大了。结果面临死亡，他们的幻象才破灭，后悔当初没狠心给自己个痛快。

相比之下，大厦倒塌之际，戈培尔亲手毒杀自己的6个子女后与妻子双双举枪自尽，虽然此事在咱们看来惨绝人寰，震撼非常，但与苟活下来的同僚相比，这似乎也不是件坏事。

善恶终有报，做了多大的恶，最终总要承担相应的责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