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2025年3月25日，国联基金发布公告称，公司副总经理刘鲁旦因个人原因于3月21日正式离任。这是继2024年7月原副总经理闫军升任总经理后，国联基金高管团队的又一次重大变动。刘鲁旦的离任不仅引发市场对国联基金人事稳定性的关注，也折射出这家千亿级公募机构在混合型产品发展上的困境——过去三年间，其混合型基金规模缩水近半，权益类业务持续承压。
高管频繁更迭，固收精英刘鲁旦“闪退”
刘鲁旦的职业生涯堪称国际化金融精英的典型路径：清华大学金融学本科、波士顿学院金融学博士，曾任职于德意志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机构，归国后先后在华夏基金、中金公司、摩根基金（中国）等机构担任固收领域要职。2023年5月，他加入国联基金前身中融基金，分管固收业务，并于2024年4月升任副总经理。然而，其任职不足一年便匆匆离场，成为国联基金近年来第三位因“个人原因”离任的副总经理。
国联基金的高管变动与股权结构深度调整密切相关。2023年，国联证券完成对中融基金的全资收购，公司更名为国联基金，正式转型为券商系公募。新股东入主后，管理层频繁更迭：2024年4月，公司一次性任命三位副总裁；7月，原副总经理闫军升任总经理，副董事长张焕南履新。分析认为，国联证券试图通过人事调整强化对子公司的管控，但频繁换帅可能导致战略执行断层，尤其对固收与权益业务的协同发展形成挑战。
混合型产品规模三年缩水近半，权益类业务举步维艰
与高管动荡相呼应的，是国联基金混合型产品的规模滑坡。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第四季度，国联基金旗下混合型基金规模为78.74亿元，较2021年第四季度的153.26亿元缩水近五成；货币基金规模也从375.75亿元锐减至238.99亿元。尽管债券型基金规模同期翻倍至1228.54亿元（占总规模近80%），但权益类业务的疲软令公司陷入“偏科”困境。
这一趋势在2024年下半年进一步加剧。2024年12月，国联基金旗下成立仅三个多月的“国联先进制造混合”因规模低于清盘线被迫终止，成为年内最短命基金之一。该基金由中生代基金经理甘传琦管理，但成立后遭遇大额赎回，股票仓位仅6.02%，远低于合同约定的60%-95%下限。国联基金回应称，市场低迷和投资者信心不足是主因，但业内认为，公司权益投研能力薄弱、渠道销售乏力亦难辞其咎。
战略转型阵痛：从“信托系”到“券商系”的未竟之路
国联基金的前身中融基金曾依托中植系背景迅速扩张固收业务，但其“信托系”基因在资管新规后逐渐失灵。2023年国联证券入主后，公司试图向“券商系”转型，发力权益类产品和创新业务，但成效有限。截至2024年四季度，其股票型基金规模仅13.3亿元，且近三年6只权益产品净值亏损超40%。相比之下，固收业务凭借券商股东的资源输送稳居主导地位，但过度依赖单一业务也加剧了公司收入结构的脆弱性。
新任总经理闫军的上任被寄予厚望。闫军拥有央行、银保监会等监管背景，2022年加入国联基金后主导合规与战略调整。市场观察人士指出，国联基金权益团队稳定性堪忧：2023年以来已有9位基金经理离职，包括固收大将哈默转投国联证券资管。与此同时，国联证券正通过资管子公司加码公募牌照，内部资源竞争可能进一步分流国联基金的投研力量。
未来挑战：均衡发展还是固守优势？
面对行业竞争，国联基金的现实选择仍显矛盾。一方面，监管计划扩大指数型、REITs等创新产品线；另一方面，国联基金清盘“先进制造混合”等举措暴露出权益类产品运营能力的不足。分析认为，在券商系公募纷纷发力主动权益的背景下，国联基金若不能尽快补足投研短板、稳定管理团队，恐难摆脱“固收依赖症”，其“千亿俱乐部”地位或将面临更大挑战。
刘鲁旦的离任，或许只是国联基金漫长转型中的一个小插曲，但混合型产品的“腰斩”与权益业务的踌躇，却为这家机构敲响了警钟：在资管行业净值化、权益化的浪潮中，单靠固收“一条腿走路”的时代，已然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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