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购书指南：古人去哪儿买书？

今天的我们享受着线上购书的便捷时，会误以为古人与书籍的相遇充满艰辛。实则翻阅史料会发现，从街巷林立的书坊到集市熙攘的书摊再到河岸云集的书船，古人以多元的购书方式，构筑起一座座知识的桥梁。现代书店的琳琅满目、集市书展的淘书乐趣、移动书店的人文情怀，都能在千百年前古人的购书日常中找到踪迹。

让我们走入车马慢行的年代，一睹古人买书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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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书肆

书籍零售商铺，在古代也称书肆（坊），是古人获取图书最为稳定的场所，包括刻（抄）售合一的图书贸易商铺以及单一的图书贸易商铺。如晚唐时期的杭州城，尤其是从众安桥到浣纱河、棚桥一带书坊林立，这些民间作坊就是以“前店后厂”的模式经营，自印自销、刻售兼营、亦工亦商。

到了明清时期，因书肆书坊众多且集中，不少地区形成了书坊街和书摊区。如清代北京慈仁寺书摊区、北京琉璃厂书肆街、南京夫子庙书肆区等。藏书家胡应麟曾评价金陵书肆“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少室山房笔丛》）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苏州城集贤堂书坊

为了更好地招揽消费者，这些商铺尽可能提供完善周到的服务。如清代福州南后街的书铺，“看书、购书悉听尊便，甚至备有笔砚供熟客抄录”（《福建书业史——建本发展轨迹考》）。清代的书肆（坊）人员还广泛采取送书上门、邮寄等服务。一些书肆（坊）也会跟随人群的移动轨迹开展流动售书业务。

除了专营图书的书肆（坊），一些售卖文物古玩、文房四宝乃至香烛纸马的杂货铺也兼营图书零售。这些店铺在古代又叫做“星货铺”，它们遍布城市和乡村，甚至一些极偏远的地方也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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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考市等淘书地

我国古代集市贸易历史悠久，西汉长安的“槐市”是最早的图书贸易集市，每月朔望开市。古人既可以到专门的图书流通集市如明代建阳“每月以一、六日集”（《建阳县志》）的崇化里书坊求购心仪典籍，亦可在兼售图书的综合性集市淘书。

综合性集市如北宋开封相国寺集市，“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东京梦华录》）。根据记载，李清照、欧阳修、苏轼等宋代大文人都曾在相国寺淘宝。康熙年间，每逢过年，在北京琉璃厂一带也会举办集市，以经营书籍、字画、古玩文物、笔墨纸砚等为主，被称为“文市”。时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林则徐在1816年正月初七和正月十三的日记中分别写道，“上午剃头，赴琉璃厂，晚回”；“上午观厂，晚回”。早出晚归，一逛一整天，琉璃厂书摊对读书人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集市面貌

考市则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下诞生的特有的图书贸易方式，每逢乡试、府试，都有大量书商云集考场附近。这些书商或“税民舍于场前”，或搭一个简易书棚，或在空地上摆一个书摊，形成一个繁荣的图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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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街串巷的货担郎

唐朝时期，城乡间已有行商货郎采用“挨户叫卖”的方式进行交易。步入两宋，各式各样的唱卖货郎变得极为常见，他们在销售其他货物时也兼售图书，所售图书一般为通俗性读物，如戏曲唱本等。一些从故家大户散出的善本、稿本偶尔也会落入货担郎手中，如明代学者陈继儒曾在货担郎手中买到明代另一位学者王世贞的著作抄本。

宋代货担郎形象，南宋宫廷画师李嵩《市担婴戏》（局部）

04

江南水乡的书船

明代江南地区的书船尤具创新性，书商将船载满时新刻本，沿运河停靠码头。著名藏书家毛晋曾在门上贴出告示说“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汲古阁主人小传》）。毛晋求购善本，湖州书舶闻风而至。根据记载，湖州织里一乡的居民多以贩卖图书为业，他们消息灵通，逐利而行，他们的书船几乎无远不届。

清·徐扬《姑苏繁华图》中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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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政渠道

自从五代冯道校刻九经以来，几乎历代政府都利用各级行政部门进行图书发行。其所发行的图书，一般都是国子监或内府刻本。如北宋国子监曾“朝旨开雕小字《圣惠方》等共五部出卖，并每节镇各十部，余州各五部。”（《书林清话》）

明万历十六年（1588）

南京国子监刻本《陈书》

中央政府除了通过各级行政部门销售图书外，还常常将样书颁发到各地，令各地政府翻刻，并允许士人坊贾前去刷印。清代初年由皇帝下令纂修的《周易折中》《尚书汇纂》《诗经汇纂》等书就曾颁布到各直隶省令其翻刻，同时允许士子刷印并招募书商刷印发行。借此，古人可以获取到校勘精湛的国子监或内府刻本。

06

亲友“代购”

利用亲戚、朋友等人际关系渠道是古人获取图书较为隐秘的一种方式。如清代李鹤年在给崇文书局主持人胡凤丹的一封信中曾提到 “阁下所刻之书板纸皆胜苏省，诚为至宝。现友人见者咸欲备价托售。弟属汇取二百部，将钱筹齐，再为函请阁下刷印。”意思是由于崇文书局刻的书质量较高，李鹤年周围的朋友都托他代为购买。可见在李鹤年周围已形成了一个志趣相投的读者群，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常起到图书发行渠道的作用。

这些看似朴拙的图书贸易方式，实则是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即便在信息闭塞的年代，知识的火种仍能借商贾之舟、货郎之担、闹市之坊，悄然播撒于各地。

今天送书上门的便捷服务，就如同清代书肆的伙计奔走于街巷；考市旁的临时书摊，也与当下考试季校门口教辅书的热卖如出一辙，而收到新书快递的喜悦与期盼，也与江南书生守候书船的心境遥相呼应。时光流转，载体更迭，唯有人类对知识的渴求，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