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过这样一段话。
她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尤其以20世纪上半叶与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紧密联系闻名。
她是我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的贡献涉及新闻传播、医疗援助、国际声援、还有社会改革等等多个领域。
她1928年到我国,进行左翼运动并长期深入前线,被称赞“她的一支笔抵得过几十万毛瑟枪”,在她的笔下写出了很多真实报道我国革命与抗战的作品,对世界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向世界传递了我国人民抗争的真实画面。
她的著作影响非常深远。她的代表作《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文献,尤其是后者详细记录了朱德元帅的生平,展现了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一开始到延安的时候,由于外界报纸上对我们革命者极尽歪曲,她以为“赤匪”就应该是脾气火爆的样子。在史沫特莱最初的想象里,她将见到的朱德将军,一定是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
但是,当她见到的这位声名远播的将军时:“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在谈话中,朱老总告诉她,“土匪问题是个阶级问题。”也就是说,劳动人民受压迫,被逼着起来反抗,然后再被剥削阶级污蔑成匪……
由于工作需要,她离开延安继续到前线去采访,也是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的外国记者,后来还去新四军进行采访工作。除了宣传和采访工作,她也积极支援八路军医疗事业,史沫特莱积极为八路军争取国际医疗援助,参与筹办医院、培训医护人员,并协助引进药品和器械。她与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医疗志愿者密切合作,被誉为“八路军的白衣天使”。当时她自己也亲自背着药箱给人包扎,在延安的街上有那些被帮助过的穷孩子认出她来,就过来拥抱。在1937年她就曾经要求加入我党,但是由于组织上认为她的身份在国际上还是留在党外工作比较好,所以谢绝了她的请求,虽然她一直很遗憾,但是还是从心底里支持着我们的革命。
她也是战地救护的倡导者,在抗日战争期间,她亲赴前线,组织战地医疗救护,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伤兵和平民的苦难。
她通过演讲文章和社交网络坚持不懈向西方国家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行,坚持推动国际社会支持我国抗战。她参与发起了中国防卫联盟”(China Defense League),与宋庆龄等人合作,给我国争取海外的援助。
在努力搭建国际桥梁的同时,她也深刻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她对媒体批评国民党政府腐败和消极抗日,主张国际援助应该直接投向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
同时,她也是妇女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先进实践者。有一次,她自告奋勇也要跟着大家去前线,但是领导同志们认为她的身份不能去冒险,因为这是国际友人,同时也是女同胞,但是她很不服气,就直接说,“我可不是自己想当妇女的,这是上帝把我造成这样的。”
同样出身劳动人民,就像对待自己的阶级姐妹,史沫特莱女士始终关注着中国妇女的命运,记录她们在革命当中的角色转变,支持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
她始终认为妇女解放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她也尖锐的批判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性别歧视,主张通过革命实现社会的平等。
她一生都是支持我国民族解放斗争,同情我国革命的,有坚定的左翼立场。但由于她的立场遭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在冷战开始之后被指控成苏联的间谍,在西方国家长期遭到边缘对待和迫害。她的作品和人生经历也成为研究20世纪左翼国际主义运动的典型例子。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消息,使史沫特莱异常兴奋。在收音机旁,她听到了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消息;听到了苏联同国民党断交并表示打算承认新政府的消息:“来自中国的这条消息使我感到极大的欢乐,我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是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史沫特莱马上给朱德写去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她对自己当时的处境并不在乎:“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要尽一切力量声援中国。”“我打算去中国写第二卷。我把你的生平写到您六十岁那年,这一年是引向胜利的内战时期的头一年。”“我希望您和毛(泽东)还是三十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的前头仍有许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由于胃癌做手术不成功,在1950年她于英国病逝。
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依然惦记的是中国的革命事业。除了其他很多伟大的著作之外,她还一直在坚持继续写完朱德同志的传记。她在病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做这本著作的修订工作,并在向友人玛格丽特·沃森·斯洛斯(Margaret Watson Sloss)托付最后的安排中提出“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盛和自由的中国”。她希望死后能葬在中国,希望中国的战友们能在墓前为自己唱响新中国的国歌。当然朱老总本人是不会接受这种私人遗赠的,这笔款项被用来作为中德友好基金使用。
【她曾经说:“我此生只忠诚于一件事,也只怀有一种信仰,那就是致力于穷苦人民和受压迫者的解放。正因为如此,眼前所见的中国革命便是我现在的信仰。”(《中国的战歌》,1943)】
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之际,她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在大理石墓碑上,朱德同志亲笔题写“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举行下葬仪式时,朱德同志和在场的所有人为这位国际战友唱响了《义勇军进行曲》,她是大地的女儿,终于回到了她爱的中国。
史沫特莱女士的贡献超越了国籍和时代的界限,她以笔作枪,成为连接中国革命与世界的桥梁,她的精神至今仍然充满启示,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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