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雄：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与本土化

摘 要：基督教传教士在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传教士从传教需要和普世关怀的双重动机出发，在数十年的时间内系统地从事将西方人体生理学知识与其他西学知识一道输入中国的事业。在此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有合信、柯为良、德贞、傅恒理、惠亨通等人。传教士不仅编撰了有关人体生理学的学术著作，而且写作并刊行了众多通俗性小册子，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对大众进行知识普及。在长期传播过程中，西方人体生理知识逐渐进入中国本土知识体系，从清末开始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最终以进入国家教育体系为标志，确立了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位置。

关键词：人体生理知识；晚清时期；传教士；本土化；知识体系

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的西学东渐，一向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课题。在传教士输入中国的西学知识中，人体生理知识是较为特殊的领域。这种知识事关人身的健康福祇，社会效果显明，故甚少引起争议，而较易引起关注。经过明清之际和19世纪西学输入的大潮，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大体上被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所接受。

在晚清时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是输入西方人体生理知识的主力。他们著、译的相关作品，以人体解剖学为主，但也包含生理学基本知识等内容，本文统称之为“人体生理知识”。西方人体生理知识不仅为中国近代的医学变革提供了充分的前提，而且也改变了人们对自身的认识。近代以来，对这一历史过程加以关注者代不乏人。清季著名学者、思想家王韬在光绪十六年（1890）即撰有《泰西著述考》，对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的中文译著加以著录，其中包括关于人体生理知识的一些作品。1942年，著名医史学家范适（行准）撰著出版9卷本《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论述明代西洋传教士传入中国的生理学和医学知识，被誉为西医传华史研究的扛鼎之作。20世纪后期，有关中国近代医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论著，多涉及西洋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这一课题。

本文在既有学术成果基础上，就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中国传播的情形，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演变之关系，作进一步研讨。本文主要以近代人体生理知识的传播为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的西医学知识的传播则不予专论。

一、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传入之背景

近代中国的西学输入，大致可以1900年为界。此前，基督教传教士是输入西学的主力；此后，来自日本的“东学”渐成人们追求的“新学”的主流；在清廷实施新政改革后，中国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直接接触西方的社会与文化。传教士虽然仍在输入西学方面继续努力，但其角色渐为国人所替代。西方人体生理知识的输入，也大体经历了这种过程。本文着重讨论19世纪中后期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体生理知识输入。

中外学者在讨论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传播时，都会提到美部会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开创的医疗事业。伯驾之前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郭雷枢（T.R.Colledge）等人在澳门、广州等地的行医经历，以及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有关活动，也每为论者所道及。其后，传教士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的一系列医院，更是大规模地扩展了伯驾等人开创的事业。在整个晚清时期，传教士的“医务传道”活动构成近代西医在华实践的主体部分，在医疗史和社会史上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关史实在此不必赘述。人体生理知识当时是作为西方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入的，与医疗活动紧密相连，而传教士在医疗事业方面持续不断的努力，则为近代人体生理知识的在华传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传教士介绍的人体生理知识不仅是他们医疗实践的副产品，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作为“西学东渐”历史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还有着宗教上和文化上的背景。1834年，以传教士为主的一批西方人士在广州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其文件中说，在世界各国“展开进步的竞赛”，因知识的传播和“科学之光的照耀”而达到崭新境界之际，“此类影响迄今尚未达致‘中央王国’，中国仍然停滞不前”。他们认为，汉字系统使中国人难以发现科学真理，而中国人的冷漠、自大和无知又使他们拒绝加入其他民族正在进行的“智慧的跋涉”。他们表示对此不能“冷然相对且无所作为”，须向中国人提供“进步的工具，唤醒他们沉睡的力量，去追求知识”。他们进而指出，通过向中国人提供实用的知识，“通过友好的交流，就可以产生一种思想感情的联合，作为国际交往的坚实基础”。所谓“国际交往”，即中国放弃当时排拒外人的政策和态度，将国家开放给渴望进入这个广袤的帝国的西方人，开放给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使命感是传教士热衷于向中国传播“实用知识”的动力之一。“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在1837年公布了一份打算组织撰写和出版的著作清单，其中“医学”类有：“各国医学史”；“一部通俗的生理学著作”；“医学各分支概论，解剖图，供医学校而非一般性出版之用”。由于条件所限及中外关系时局之变化，这几种计划中的作品并未面世。但这种设想，后来由其他传教士所实现。

在郭雷枢、伯驾以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等人的推动下，以传教士为主的“中国医务传道会”于1838年在广州成立。由郭雷枢、伯驾和裨治文共同署名的一份公开信，阐述了这个团体的宗旨。他们指出，中国医务传道会的一个使命，是“革新中国人错误的体系”，而中国医学的现状使这种革新具有“急切的重要性”。例如，中国的医书作者鼓吹“神秘的单方”的效用；几乎所有医术都通过把脉以及阴阳五行理论来诊治疾病；上层社会的人士相信占星术；等等。连中国人也“承认自己对医学无知，特别是在外科学和解剖学方面”，对血液循环也一无所知。他们还写道：“当我们念及中国医学的现状，中国人所受的苦楚，年复一年无辜消逝的生命，当我们想起在欧洲各国也有过类似的不幸年代，当我们想到业已奠定的科学的理性基础，以及将之与其他民族分享的便利条件，我们为这些民族进行启蒙的责任就紧迫起来，我们应增进已有的机会，与其他民族分享通过将化学和自然及逻辑科学应用于健康方面，进行疾病的原因症状以及治疗方法的研究，所得到的无穷教益”，让培根、牛顿和富兰克林这些科学巨人的思想之光照耀到中国。在这些传教士看来，中国人对于“物质与心灵、创造与恩宠的理论”是很缺乏了解的，故他们在宣传“关于上帝的真知”的同时，还应传播“其他的真理”，其中，“将医学的真理传入中国将能终结谬误”。

这种论述所体现的对科学的崇尚、文明进步的观念和对“异教”文化的鄙视，在某些当代学说的框架下，也许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但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环境，这种普世的关怀和启蒙的精神，还是反映了西方近代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

但是，在这种精神后面也的确有着实际目的。长期在华活动的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在1835年发表文章，从中国民族性的角度论述开展医务传道活动的理由。他认为“中国人经常表现出对世俗的或身体上的利益，比对任何旨在提升他们的道德和智慧状况的努力更有兴趣”。通过在中国人当中行善，祛除其病痛，方可引起注意，赢得他们的尊重，“因为对这样的人民来说，现世就是一切，而来世则是子虚乌有的”。因此，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唯一办法是在他们当中展示慈善和人道的德行，然后渐渐引导他们思考这些德行赖以产生的动力和原则。希望吸收信徒的人，必须首先表现为对他们是有用的人”。他还指出：“要让中国人理解基督教真理的伟大与崇高，首先必须让他们相信这些真理是有用的。”他建议西方基督教团体向中国派遣专业的传教医士，而且要“在将他们的医务活动与宗教、哲学、医药、化学等方面的教导结合在一起，以使人们渐渐接受这些教导”。他后来与伯驾和裨治文发表的公开信也宣称，中国医务传道会将致力于用“医学科学来教导中国的青年”，使西方医学的影响通过他们及于其亲属乃至“逐渐遍布中国”，从而扩大基督教的影响。郭雷枢1838年底在美国费城发表演说，主旨即是西方医术有助于达到传教士和慈善家们希望在中国实现的目标。他再次强调“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的真理，但事实和行动的效果则不言自明”。他呼吁，由于医务活动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英美两国的传教差会和宗教团体都来考虑医务传教之事”。这些，都表明了传教士在华传播医学和其他学术的宗教目的。

可以说，普世关怀和传教目的，是传教士从事医疗实践和输入相关学理的两个动因。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包括人体生理知识在内的西方医学，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其时，传教士所处的环境和拥有的条件，均与鸦片战争前有天壤之别。但他们从事这些活动的基本背景，则与以上所述并无大异。

二、传教士撰著的人体生理知识代表作

既有研究成果对晚清时期传教士传入的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已有较多的介绍。本节将就笔者所见相关论著，择其要者，略予申述，或可拾遗补缺，使传教士在晚清时期输入此种学说的努力，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

合信与《全体新论》 在这些著作中，合信的《全体新论》是开创之作。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在伦敦大学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中国医务传道会成立后，要求欧美传教机构向中国派遣传教医生。1838年，合信应伦敦会的召唤来到中国做传教医生。他先后在广州、澳门、香港、上海等地行医，其中在广州金利埠惠爱医馆行医的时间是1848－1850年。《全体新论》正是他在此期间撰成的，封面标明他和“南海陈修堂同撰”，说明他在著书过程中得到南海人陈修堂的帮助。

合信在《全体新论》序言中说，他“每见中土医书所载骨肉、脏腑、经络，多不知其体用”，而“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知治法”，若是有人“捕风捉影，以药试病，将有不忍言者！”他自己业医已久，对人体了如指掌，于“一切体用，倍悉其详”，故“集西国医谱，参互考订；复将铰连骨骼，及纸塑人形，与之商榷定论，删烦撮要，译述成书”。他在给差会的报告中，也批评“中国人的脉搏理论”，结论是：“首先，中国人对血液循环和复杂而精妙的血管系统肯定一无所知；其次，以这种通行的观点为基础的医疗实践，只能是经验主义的和靠不住的。”这说明，合信是在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基础上撰写著作的，故《全体新论》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

19世纪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进行的文字工作，在各方面均以明清时期的天主教传教士的相关成果为基础。合信在有关人体生理知识的基本表述方面，特别是相关名称的汉译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亦需参考前人成果。但合信在这方面亦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在《例言》中特别申明，“是书全体名目甚多，其为中土所无者，间作以新名，务取名实相符”。他特别就“脑气筋”、“血脉管”、“廻管”几个名词的涵义和用法作了解释，并就“管”与中国传统医书中所说的“筋”的区别作了说明。这表明他和陈修堂特别推敲过。这些名称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很多类似的论著所沿用。合信还强调，该书乃综合多部著作译述而成，涉及新知较多，“文理新奇，繙之唐文，难求甚解”，故读者又须反复阅看，才能明其文意。可见，由于该书所述知识在当时少有参照，在中文表述方面带有很大的原创性，故文句既难以雅驯，内容更令读者有陌生之感。这也说明这项工作具有很高的难度。

《全体新论》是一部较为全面的著作，全书分为37个专题，简明而通俗地介绍人体各部分如骨骼、五官、大脑、内脏、血管等的结构、功用及相互联系，特别阐述“脑为全体之主”的观念。它是晚清时期第一部以汉语写成的较为详尽的介绍人体生理知识的著作。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合信用“全体”来表达人体的概念，亦长期为其他论者所沿袭，19世纪后期的代表性著作，多冠以“全体”之名；而“全体学”这一名称，也一度成为在中国的知识体系中新出现的这一学科的通用名称。

《全体新论》开创了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输入中国的先河。这部著作出版后，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欢迎，以致一再重版，而且被日本学界所翻印。在1849年后近30年的时间里，这部著作都是关心人体生理知识和西医学的中国人的基本读物。但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和深入，1880年代后，出现了众多的传教士撰著的人体生理知识著作。

柯为良与《全体阐微》 晚清时期第二部有代表性的相关著作，是美国传教士柯为良（Dauphin W.Osgood）的《全体阐微》。柯为良是美部会在1860年代派到中国的传教医生，长期在福州主持保福山圣教医院。他在1880年撰成此书，1881年刊印。柯为良在序言中肯定合信之书的贡献，而他则“荟萃近年英美所出各书，翻译成函”，以反映近几十年西方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读者提供更为全面的人体生理学读本。实际上，《全体阐微》主要是对Henry Gray等所著Anatomy Descriptive and Surgical一书的翻译。

《全体阐微》也是在华人的帮助下写成中文的。柯为良的合作者是当地的医生林鼎文。和合信一样，柯为良在书中亦直陈中国知识体系的缺陷，谓“医之为道，动关生死。欲知治法，须识病源。欲识病源，先求部位”，而中国医书“所论骨骼、脏腑、经络，或缺或误，不胜枚举”。因此，与《全体新论》一样，《全体阐微》也是从医学的立场出发，意在纠正中国传统人体知识中存在的谬误。柯为良声称其书“实部位之大成，为医学之根本，俾学医者由此入门，明部位而究病源，于造物主生死之功不无小补”。全书共6卷，论述骨骼、皮肤、血液与体液、肌肉及隔膜、心脏与血液循环系统、人脑与神经系统、内脏及生殖系统、五官等的构造与功能，较之《全体新论》更为详尽。全书有电镀版图265幅，亦非常清晰细致。稍加对照可以发现，在词句方面，《全体阐微》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全体新论》，但亦有变更，文句较为通顺，而一些词汇的汉译也更为合理。该书卷末附有英、中文名词对照表，为当时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工具，亦为研究近代汉语言词汇发展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德贞与《全体通考》 英国传教士德贞（John H.Dudgeon，1837-1901）所著《全体通考》是光绪年间刊行的份量最大的一部介绍人体生理知识的著作。德贞是英国伦敦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医生。他1860年代到北京，先后在教会医院、英国驻华使馆任职，掌京师同文馆西医教席多年。他在华期间，撰有中、英文著作多种。《全体通考》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中文著作。

《全体通考》于光绪丙戌年（1886）由同文馆刊行。该书乃官印之书，大号字聚珍版，印制精美。德贞在同文馆任教习，又为京城著名西医，结识众多名流。为《全体通考》题签的是总理衙门大臣、官至尚书的董恂；为该书作序的有广寿、荣禄、崇厚、陈兰彬、谭宝琦、张斯桂和骆钧。这些序言多泛论溢美之辞，惟荣禄以现身说法，为德贞此书鼓吹。据荣禄在序中所说，他在光绪三年（1877）春身患痈疽，自腰间“蔓延无已”，“屡易名医，迄无少效”，“统计前后医家已数十易，皆以不效退”。其间，曾纪泽曾推荐德贞为其诊治，但荣禄认为“中华之医，但能奏效，即无须重烦德君”。但无奈其身长期溃烂难愈，以致于政务“几有不可支持之势”，不得不请德贞前往诊视。德贞看后认为，该病本不难治，但因华医“医药杂投，几成不可收拾之症”。他为荣禄施行外科手术，“计两次七十九割”，终于“七十日而平复大愈”。荣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德贞为他做手术的情形，称自病愈后，“益信其术之精，其技之绝”，由此而相信其书“用意良深，益人匪浅”。荣禄的例子可以说明，传教士输入的医学、人体生理知识，何以受到包括士大夫在内的国人的欢迎，而较少引起非议。

在《自序》中，德贞也开宗明义地说，他来中国，“访考医术二十余年，窃叹中国之医书甚多，何明医之绝少也。细究其故，一由于无专攻，一由于泥古法”，“有终身行医而不明人之全体者”。总体来看，是“庸医多而良医少”。他指出近代西方在打破“泥古”习俗后医学的进步发达，“视中医之固守其旧者相去不啻宵壤矣”；中国的近邻日本，在近代维新后，“近学西医，获益良多”。他对中医及相关观念进行辩驳，为基于解剖学的近代西方医学和人体生理知识辩护。故此书的目的也是纠正中国医学知识系统中的谬误或缺漏，希望将西方的知识体系引入中国，与合信、柯为良的著述立意一脉相承。

《全体通考》的篇幅，是晚清时期传教士所著相关著作中最多的。全书18卷，另图2卷（分上、下卷），收图356幅。这部著作的内容较以上两部更为全面、系统，对人体各部分的论述极为细致。其首章《人身全体解剖学志》，论述自古希腊时代直至近代西方人体解剖学发展的历程，使该书更富于学术色彩。

傅恒理与《省身指掌》 傅恒理（Henry Porter）所著《省身指掌》，书名未采用“全体”一词，但在正文中仍然使用“全体”这一概念，故仍可看作继承了合信开创的西方人体生理学说在中国的学统。傅恒理是美部会传教士，1872年被派往天津传教行医，后转往山东，1882年在庞庄美部会耶稣堂附近设立医院。在行医传教之余，著成该书。按傅恒理英文自序，他在1877年前就将本书大部分内容刊行在幼学书籍中。1877年，他又受来华新教传教士大会成立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之托，用浅文理风格改写该书，并增加解剖学和神经系统的内容。全书在1885年告竣，次年在北京美华书馆出版（笔者所见为光绪十七年重刊本）。

傅恒理只写了一篇简短的英文序言，交代写作该书的始末。为此书撰写中文序言的是山东公理会的3名信徒。其中，贾乃真说傅恒理此书并非“批驳华医，实欲泰西医学，流传中土”，但他也承认，傅氏鉴于中国医书“所言经络脏腑，诸多舛讹”，慨然而作该书。另一位名为曹珍夏的作序者则谓“中华医士，徒拘纸上文字，不思眼前事理，依经旁注，未免指鹿为马，似是而非，茫然莫辨。总由未肯实心考究，虚心追求，以致陈陈相因，终归自画”，故“脉诊不能察病之根原（源），徒凭望闻问切以判症，固属空言无补，妄诞不经。此不及西医者诚然也”。他声明并非“偏袒西医而薄视中医”，而是因为西医确有其明显的效用。这是中国人借西医对中医进行抨击的一篇较有代表性的文字。

《省身指掌》全书共9卷，34章，199节，眉目清晰。其各卷内容包括：全身骨论、骨节与肌肉论、消化养育论、血脉运行论、呼吸与声论、皮肤论、脑与脑线论、五官知觉论及脑与灵魂篇。虽不及《全体通考》之浩博，但语言精炼，结构清晰，亦为当时受欢迎的读物。书中有图105幅，数量较少。该书最后一卷“脑与灵魂篇”，不仅论及人脑运行机制，且对人的思维与心理进行了专门描述，可以看作中国近代较早的关于心理学的作品（一般认为1890年颜永京所译海文之《心灵学》为近代心理学著作之滥觞）。该书亦附有中英名称对照表，他自己说明在制订这份对照表时参考了柯为良之书。

惠亨通与《体学新编》 惠亨通（H.T.Whitney）亦为美部会在福建的传教士，主要在福州、邵武等地传教。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将Henry Gray等所著解剖学著作重新译编，在柯为良《全体阐微》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充实和修改，以适应当时对人体生理学科教科书的需要。该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即在名词翻译方面遵循了新的标准。本书参照Gray等所编解剖学教科书新版，在组织学、神经系统、消化器官等方面进行补充和修改。惠亨通还在书中增加了11幅电镀版图和89幅木刻图，使全书之图达到370幅。

帮助惠亨通从事这项工作的中国人是从天津北洋学堂毕业、曾任北洋海军教习的刘功宇。此人在退出北洋海军后，被美国传教士在福州所办格致书院聘请为英文教员，又从惠亨通等学习医术，“学成由领事官送考领照，佥举为大美医院副理”。刘氏说惠亨通“以《体学新编》译事相嘱”，应是在中文写作方面借助了刘的帮助。

以上几部著作，是晚清时期英美传教士在此领域的代表性作品。进入20世纪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格局发生改变，西学输入中国的途径逐渐多元化，传教士的角色反而走向淡化，乃至最终被基本上取代。但尽管如此，上述英美传教士的相关著作，在晚清时期，还是以引人注目的姿态，展现了中国知识界前所未知的新学科、新领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新思想、新方法。这些著作接续了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的未竟之业，在其基础上更全面、更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的人体生理知识体系，并及时反映了近代西方学术界在此方面的最新学术成果，在中国近代医学史和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三、面向大众的人体生理知识普及

从合信到惠亨通，这些传教士并非专业从事人体解剖学、生理学或医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著作最多只能说反映了西方学术的进展。不过，考虑到近代中国知识体系演变的具体进程，他们的上述作品还是应被看作中国近代人体生理知识领域的奠基性文献。不过，这些毕竟是专业性较强的书籍，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机会不多。晚清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由传教士撰写的程度较浅、面向社会大众或少年学生的普及性读物，包括一些小册子和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报刊上刊载的文章。他们撰著这些作品，是希望向读者灌输一些人体生理的常识，作为改善社会的知识状况、提高大众素质的一种手段。他们的这种努力，其意义亦不可低估。以下略予分述。

（一）普及性小册子

惠亨通与《省身初学》、《省身浅说》 在译著《体学新编》之前，惠亨通就已经写作了《省身初学》一书，光绪十七年（1891）由福州美华书局刊行。这本小册子仅21页，不分卷。其最大特色，就是用福建方言写成，很明显是为少年学生以及下层民众准备的，其读者对象并非专业的医生。惠亨通将其内容分为20课，用通俗的民间语言，以问答的形式，分别就骨类、肌类、皮类、声音与呼吸、血、饮食、脑部、五官、病源、卫生方法及身体动静、清洁等方面的问题，介绍人体生理和卫生常识。

在出版《体学新编》后，惠亨通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刊印了《省身浅说》一书。据惠亨通所撰《序》，这本小册子写于光绪十六年（1890），似与《省身初学》同时，但笔者未能找到1905年前的版本。《省身浅说》与《省身初学》二者并非一书，在形式上很不相同。前者是按章写成的，共8章；后者则以“课”的方式撰写，共20课；前者以简介式语言叙述，后者则是以问答体形式展示内容。不过，二者也有明显的共同之处：它们都以福建方言写成；所涉及的内容也基本相同。《省身浅说》没有卫生方面的内容，但内容较《省身初学》详细，共56页。每章除正文外，文末附有若干思考题，便于读者温习。

艾约瑟与《身理启蒙》 艾约瑟（Joseph Edkins）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来华伦敦会传教士。他于1848年来华，在中国活动达半个多世纪，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传教。他在传播西学方面著述众多。其中，1898年由上海图书集成书局刊印的《西学启蒙丛书》15种，是其有代表性的译作，《身理启蒙》是这套初等读物中的一种。他在序言中说：“是书记载者，初观之有似医书，实非医书也，乃学士入塾攻书时所应灼知之理耳，于格致学中为最要之一派。”又声明说：“是书以‘启蒙’为名，故只举身理之大略。”主要是为了普通大众、特别是学童之需要。此书内容简略，共10章56节，另有图18幅，分别介绍人体各部分及其运行的基本原理，最后一章专论“知觉立意之由”，则属于心理学的初步知识。

该书值得注意的有几点：首先，艾约瑟放弃了在华传教士学者一直沿用的“全体”一词，改用更易理解也较为确切的“身理”一词。“身理”一词以后虽未成为通用名词，但毕竟较“全体学”这样的词更能表达这门学科的内涵。其次，艾约瑟只用一章的篇幅描述人体的各个部分，而将重点放在人体运行机制的描述方面，可以说重点关注人体的动态方面，更近于生理学。再次，该书比较注意对血液的成分及其功能的介绍，这也是该书的一个特点。

伍梅氏之《幼学保身要言》 该书题“美国伍梅氏撰、粤东林程初述”。伍梅氏（Jeannette May Nelson）事迹不详。该书以广州方言写成，出版地疑为广州。广东人林程初在这本小册子撰写过程中的作用，很可能是将伍梅氏撰写的内容用广州方言复述，从而形诸文字。该书出版时间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与《省身浅说》相似，共7章54页，分别介绍人体各部分的知识以及一些保健常识。每章附有十几道至几十道思考题。

富克理之《卫身撮问》 1902年面世的一本很有趣的小册子，是富克理（Kate Cecilia Woodhull）所著《卫身撮问》。富克理是一名医生，其事迹不详。这本小册子的封面仅署“富克理著卫身撮问光绪二十八年”字样，无出版地点。内容仅10页，全用拼音罗马字写成，笔者未识其为何地方言，但可以肯定非官话。比较可能是福建方言。书名写作“UOI-SING-CHAUK-ONG”。封面有一行英文“Health Tract No.1”，显示这只是作者系列作品中的一种。

贺路绥之《全体入门问答》 1902年，上海美华书馆重版了贺路绥（Lucy H.Hoag）的《全体入门问答》一书。贺氏是镇江福音医院的医生。该书是在她于光绪丁亥（1887）年所写《全体功用》的基础上写成，乃是将“美国启蒙馆中之《体学》，撮其要者翻译为汉文”，“分为十课，每课悉用问答，课后系以式文，改其名曰《全体入门问答》”。此书“虽未尽阐全体之精微，而于全体之要端，无不指明”。据其序言，其读者对象是幼学孩童。这本32页的小册子用简洁的问答对话体写成，使用的是“问脑袋是什么做的”这样通俗的白话，每课的末尾则用“式文”提要式地进行总结。小册子的10课分别介绍四肢骨节、全体骨数、全骨功用、肌肉、皮、心、肺、胃、脑、五官等人体各部分的常识。结尾处有一幅人体骨骼图。

傅兰雅关于卫生的几本小书 著名传教士学者、翻译家傅兰雅（John Fryer）曾分别写成《孩童卫生编》、《幼童卫生编》和《初学卫生编》几本关于卫生的小册子。这些介绍卫生常识的小书，也同样涉及到人体生理学知识。如傅兰雅根据“西国近出卫生之书”中之“甚合宜者一书”，译为《孩童卫生编》，其书大部分章节，均介绍人体生理常识。傅兰雅在刊物上发表的其他一些相关文章，也集成小册子出版。此外，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傅兰雅还著有《全体须知》，为《格致须知》之一种。但笔者未见。

除以上各书外，清末时期类似的普及性书籍应该还有不少。如小仓山房刊印的《富强丛书续编》就收入了《知识五门》。这本小册子主要是介绍关于目、耳、鼻、舌、手之构造与功能。作者认为这五种器官即人感知世界之五种门户。

（二）报刊文章

传教士在晚清时期介绍西学，除著、译各种专门著作外，还撰写大量文章，在其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五口通商后，与《全体新论》等专门的人体生理方面著作的问世同步，传教士刊物也陆续开始发表一些较为通俗的文章，传播此类知识，而报刊较专门性著作有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报刊文章一般说来专业性较低，关于人体生理学方面的文章也更适合医务人员之外的士人和普通大众阅读。

较早刊行人体生理知识文章的刊物是《遐迩贯珍》。《遐迩贯珍》是基督教传教士于1853-1856年在香港发行的中文期刊。这份刊物在1855年第1-11号连续刊载了关于人体各部分、器官的知识的文章。从其英文目录可知，这些文章都是从合信的《全体新论》的相应部分摘出来的。由于合信书的原文本来就很简略，文字也比较通俗，故该刊在发表时，基本上未对原文进行删改。该刊发表的《全体新论》内容共12篇，约占原书1／3。

1868-1874年在上海发行的教会刊物《教会新报》，零星发表了一些关于医学的文章，其中少量文章涉及人体生理知识。如德贞曾在该刊发表《论血房血管》等文章。该刊还报道过京师同文馆医学教育情况。在北京刊行的《中西闻见录》，在1873－1874年刊登了德贞的一些通俗的专题文章，以《西医举隅》为名出版成书。

继《教会新报》发行的《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传教士刊物。在30多年的时间里，该刊除发表有影响的政论文字外，还发表了大量的西学文章，其中即包括人体生理知识方面的通俗作品。在这些文章里，仍以德贞的几组系列文章最为引人注目。他在该刊第636－683卷（1881年4月－1882年4月），发表“续西医举隅”的系列文章，共40余篇。以浅显的文字简明扼要地介绍人体生理知识。德贞在该刊发表的《西医汇抄》和《医理杂说》两个系列文章，有些也涉及人体生理基本知识。《万国公报》还发表了其他作者的相关文章。如该刊在1903年夏分两次连载山西大学堂译书局的来稿《论百年来医学之进步》，就西方19世纪以来在医学、生理学等领域的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特别提到，“脑线论”是近代“全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傅兰雅所编的《格致汇编》，是晚清最为著名的西学文献汇集。《格致汇编》发表了不少人体生理方面的文章，其中有些出自傅兰雅本人之手。他发表了两个系列的文章，分别是《化学卫生论》和《居宅卫生论》。如标题所示，这两个系列的文章的确以卫生问题为主要关注点，但作者是结合人体的结构、功能和特征来谈卫生问题的。以《化学卫生论》为例，这个系列文章共有33个小节，其中《论呼吸之气》、《消化食物之理》、《养身之理》、《质体循环之理》、《质体归原之理》，都谈论人体生理知识。这两个系列文章后来都结集出版。其他如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该刊所载《论人之身体》专题文章，共27条，简略介绍人体基本结构和各器官的功能，并有4幅人体解剖图。此外尚有文章多篇，此处不赘述。

除以上所述外，还有其他各种传教士所著书籍和所办刊物。但仅从这些书刊，已可看出传教士在有关西方近代人体生理知识普及方面所作的努力。这些面向大众的知识普及作品，固不及上述几部代表性著作之深度，从医学史或生理学、解剖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也不及这些著作重要。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学人，也许亦更为关注那些代表性著作。但就其对青少年以及普通民众的影响而言，上述通俗性人体生理知识论著的意义和影响，亦不可轻视。

四、从全体学到生理学：进入本土知识体系

西方人体生理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西医学知识与制度的输入，彻底改变了中国医疗行业的面貌，此不待言。本节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简略地讨论一下，在医疗行业之外，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如何进入中国本土知识体系，对近代中国知识结构之演变所产生的影响。

（一）晚清报刊中的人体生理知识

清末民初时期，尽管中国社会依然处在新旧代谢的阵痛之中，知识体系的革命却未遭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进入20世纪后，反而是传统的知识体系需要设法“维护”和“保存”。人体生理知识也同样在不太漫长的时间内，就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当然，除了关心医学的人士外，最先对此类知识感兴趣的是一些趋新的机构和人群。

当传教士所办的刊物普遍地介绍人体生理知识时，国人开办的传播媒介也经常性刊登相关的文章。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申报》上刊登的有关医学和人体生理的消息报道。到清末改革时期，各类报刊相继创办，使人体生理知识传播阵地更为扩大。

以《知新报》为例。该报是戊戌维新期间由康有为之弟康广仁等在澳门创办发行。其1897年5月号刊登《考论脑质》译文，转译《纽约格致报》关于俄国人对人脑最新研究的报道，并附有人脑和山鼠脑的结构图。不久后，该报又刊登《脑筋致用》一文，仍转译《纽约格致报》之文，其中有谓：“人之手足欲行动，皆由脑筋主之；人之全体，有筋相连，消息相通，若电线焉。如一筋欲作何事，则全体之筋从之。脊骨之髓，为全体之最要者，若脊骨髓不清洁，则身必有病。人身之筋有主思虑，有主动作。两筋相连，如思虑之筋动，则动作之筋随之。人之愁苦逸乐，是其思虑筋之愁苦逸乐也。人之欲言语，由思虑之筋动。”又云：“不独人有筋，地球上之动物、植物皆有筋。若人无筋则枯矣。凡人有知觉运动，作何事业，皆由此筋起。”这里对神经（即文中所谓“筋”）系统的描述，虽有粗浅勉强之处，但仍提供了与传统的认识和描述全然不同的知识。从这段话亦可看出，自合信以来使用的一些名词，如“全体”、“筋”，仍为中国的新学报刊所沿用。

《知新报》还刊登了其他一些人体生理知识方面的文章。如第26册所载《生气养体》一文，介绍了人体呼吸方面的常识；第28册《考求卫生》一文，介绍西方关于如何结合人体特点进行饮食、工作、学习和休息；第39册《讲明卫生》一文，则就人体所需营养和饮食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第40册《养气卫生》一文，也较为具体地谈论人体呼吸机理及其规律；等等。这些文章，大都摘译《纽约格致报》等外刊，多从养生、卫生的角度，引起读者的兴趣，但其所依托的知识基础则是人体生理知识，而使用的概念工具，则来自近代传教士所奠定的人体生理知识体系。

其他新学报刊也登载类似的文章。如戊戌维新时期著名的《时务报》，其第4册刊登《医生论脑》一文。第62、63、64册连载了美国佐治唐大学（今译乔治敦大学）医学院的章程。汪康年所办《昌言报》还曾刊登两篇德贞关于中国时局的政论文章，其一是《德贞医生论中英交涉事》，其二是《德贞医生论中国各省铁路情形》。第一篇文章中说：“英国医生德贞，在北京三十余年，素负时名，中国亲王大臣，及各国驻京钦使，无不与之缔交，同深仰望。”显然，德贞作为医学专家所具有的名声，也是《昌言报》登载这两篇文章的原因。《东方杂志》在第4期发表了题为《医学与社会之关系》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强调，医学是民族兴亡的枢纽关键，“何则？种类之强，强于卫生；卫生之精，精于医学。有医学则种强，种强则社会文明。无医学则种弱，种弱则社会腐败”。作者在文章中主要论述国民体质健康状况与国家强弱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社会因医学不发达、无卫生制度和措施造成的各种后果作了笔调沉痛的揭示，由此说明中国与西方强国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一个原因。他在文末再次强调：“今欲振起社会，必先疗治其神经。欲先疗治其神经上之宿病，必先发明学术上之医学。”所谓学术上之医学，显然应包括人体生理知识在内。

（二）晚清经世文编中的人体生理知识

晚清时期，有社会责任感的士人群起而言经世之学。其标志之一，是10余种“经世文编”或“经济文编”的问世。道光年间，魏源协助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1890年代后，因时局剧变，各类经世文编层出不穷，在形式上大多继承贺、魏之编，且仍以经术、政论、伦纪、国计民生等内容为主，但也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吸纳西学的内容，而人体生理知识亦成为编者关注的对象之一。

康有为弟子麦仲华1898年编成问世的《皇朝经世文新编》收录的一些文章，表明了人体生理知识与国人知识体系相结合的趋势。该书所收一篇佚名作者的《格致浅理》，就是通过人体生理知识阐述他对电学的理解。从文中可以看出他对人体生理知识有相当的了解。他首先以“脑气筋与电学之理”为例，讲述神经系统的运行与电学的关系，说脑气筋“其质非筋、非肉、非脆骨，而如管、而柔如丝、而白，外为胞膜，内为精髓，分布于五官四体，无时或息。其管之髓二：一司知觉，一司运动，咸通于脑，故名曰脑气筋”。这篇文章还通过对目、耳的功能及其机制的描述，来谈对于电的认识。作者还谈论人体的物质成分，说“凡人全体中，水居三分之二，设体重百斤，水则有六十斤。血则居体十三分之一，其色时紫时赤”，其后还介绍了血液运行的原理。这些，表明作者对人体生理知识已有相当不错的认识。该书还收入阙名之美国人所撰《养生论》、《论脑质》、《卫生新法》、《微虫医学新法考》、美国人晏地臣所作《论脑》等文，显示了编者对这方面知识的关注。

盛康所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在1901年由上海宝善斋石印。这部文编各部分均有谈及西学的文章，并为谈论医学的文章专设1卷（卷99，《格物部·医学》）。这一卷收录文章54篇，大都涉及到西医学和人体生理知识。这表明，这一知识领域在当时学人看来，已经上升到可以与其他学术领域相比肩的地位。传统的四部（经、史、子、集）之学和政艺（吏、户、礼、兵、刑、工等）之学，仍在各种文编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但以西医学、人体生理学为精髓的医学文献在经世文编中独立为一卷，显示部分士人对知识体系的看法在改变之中。

《皇朝经世文统编》中关于人体生理知识的文章主要在这一卷，有《全体略论》、《说脑》、《论脑质》、《人身脏腑支体相应说》、《论胃与四肢有相助之益》、《论消化食物》、《卫生说》、《续卫生说》、《论养生》（2篇）、《论中西养身之法不同》、《中国设立医学堂议》、《论中国宜设立官学堂议》、《论脑》、《卫生新法》、《养生论》等10余篇。

其他经世文编都或多或少收录人体生理知识方面的文章。如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之《学术六》卷收有许克勤之《泰西医学源流考》、《医道》等文，谈及合信、德贞等人的著作。《皇朝经世文四编》在《学术》门列《身学》项，收有《人身血质考》和《论脑质》二文。金匮阙铸补斋所辑《皇朝新政文编》亦如《皇朝经世文统编》，专设《医学》卷，收《论中西医学之异》、《论脑质》等文。宜今室主人所编《皇朝经济文新编》专设《西医通论》卷，收李提摩太之《说医》、阙名之《振兴医学议》、陈炽之《论病论药说》等文。

各种经世文编纷纷收录关于西医学和人体生理知识的文章，甚至为这些文章专设卷目，应该说，这是中国近代知识领域发生变化的一个信号。

（三）晚清西学书目与“全体学”书籍的著录

西方人体生理方面著作进入社会各界人物的视野，是其融入中国知识体系的另一个标志。现以几位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思想家为例，加以说明。

前已述及，王韬在《近代译书目》中，著录了明清之际传入的人体生理和医学著作。他虽未及在该书中记载新教传教士的相关著作，但他与合信却是相识的，他曾在日记中记录其相互交往。此外，他的文集《弢园文录外编》中，有一篇《英医合信氏传》，提及合信的几部著作，特别评价《全体新论》，说其书“外而筋骸节干，内而腑脏络包，无不精详赅备，洞见要处。潘君仕成特为之刊入《海山仙馆丛书》中，一时脍炙人口”。对其他几本书以及合信在华行医的事迹，亦予简述。王韬还叙述了合信回英国后较为凄凉的晚景，评价说：“噫！合信氏虽寂寞于当时，必显扬于身后，其所著五书，今已风行海内，不胫而走，没世之称可为操券也已。”可见，这位改革派思想家对合信的著作是很熟悉和欣赏的。

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编著了《日本书目志》一书。这部目录学著作虽然以日本近代出版的7000多种图书为编纂对象，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西学的著作。该书将“生理门”置于第一卷，说明了他对这一学科领域的重视。本卷辑录生理学著作6种，生理学教材23种，卫生学通俗11种，解剖学20种，卫生学38种，此外还有各类医学著作，总计生理门有36类366种。康有为在各节所加的按语也表明，他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及其意义有一定的了解。如他在书中说：“泰西自康熙时日耳曼人哈芬创人体皆血脉皆血管，专主治血，乃尽变泰西四千年医学之旧。近显微镜既精，乃知微丝血管，又知人与微生物战法”，云云。这部著作虽然只辑日本之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康有为对来华传教士的相关著作缺乏了解。1894年，康有为赴广西桂林讲学，作《桂学答问》以为学规。他为学生开列的阅读书目中，“西学”一项即包括《全体新论》、《化学养生论》。

梁启超是清末时期西学输入的积极倡导者。他在1896年也编了一本《西学书目表》，收入近代以来西学书目数百种，仅及《日本书目志》所收书籍十分之一。这一点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中日两国在近代的差距。梁启超在编此书之前，曾编《西书提要》，但缺医学、兵政两门，此次补齐。《西学书目表》卷一设“全体学”一门，著录《全体阐微》、《全体通考》、《全体图说》、《全体新论》、《体骨考略》、《体学易知》、《省身指章》、《心灵学》、《知识五门》、《人与生物战争论》、《人秉双性说》等11种，可知梁启超在这方面的了解尚不够全面。《西学书目表》另著录医学方面的著作39种。此外，该书卷3还罗列了“近译未印之书”若干种，其中有德贞的《人身理论》、博氏的《人身浅说》等。这反映了，尽管梁启超对这一学科书籍并非完全掌握，但他还是予以密切的关注。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提到“人之生也，有大脑、有小脑（即魂魄也。西人为全体学者，“魂”译言大脑；“魄”译言小脑）。大脑主悟性者也，小脑主记性者也……”这段文字说明，梁启超对当时的某些人体生理方面著作可能有所涉猎。

晚清时期的几种新学书目，均有“全体学”类别。若将这些书目中的全体学书籍合在一起，则大体可将晚清时期在中国刊行的人体生理著作收罗齐备。人体生理书籍也走进了以收藏古籍善本书籍为荣耀的藏书楼。如光绪年间著名的八千卷楼的书目中，就有《全体新论》和《儒门医学》。

（四）人体生理知识与新思想体系的酝酿

西方人体生理著作不仅给中国社会提供了前所未知的知识，也改变了人们对“人”的理解，进而必然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嬗变，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西学输入双重作用的结果。在此，仅以康有为和谭嗣同二人的思想与人体生理知识之间的关系为个例，略加申论，以更全面地认识人体生理知识对近代中国影响之深度。

康有为青年时代，著有《实理公法全书》一种，时间约在1888年之前。此书立意是从实测、实论、几何公理等“实理”出发推论作为人类社会制度的“公法”。其“总论人类门”的首条“实理”是“人各分天地原质以为人”，从此条以及其他两条“实理”推出的第一条“公法”是：“人有自主之权。”康有为在此条下加按语说：“此为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与人各分原质以为人，及各具一魂之实理全合，最有益于人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在这里，“人各分天地原质以为人”乃是采用了近代传入的化学、人体生理学和医学的说法。近代化学中的元素学说在晚清时期被传到中国后，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因为这在当时是对微观世界构成的极为新鲜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元素在当时的文献中一般写作“原质”。人体生理学则告诉人们，人的身体成分中有多少水、多少碳、多少微量金属等等构成；又告诉人们，身体如何吸收来自食物的各种成分；等等。康有为此语实际上即是将这些新传入的知识结合到一起，构成他早期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实理”基础。《实理公法全书》还从“此皆养人之生”的“实理”推出一条公法：“凡身体、宫室、器用、饮食之节，必集地球上之医学家考明之，取其制度之精者。”即由医学家根据研究确定不同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尽管后来康有为从对“几何公理”等实理的崇尚转而皈依今文经学，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但对从以上“实理”推出的平等和自由原则的追求，却没有放弃。

谭嗣同是维新派中对人体生理知识有相当了解的人。他在维新运动期间，参与湖南新政诸事务，在南学会多次发表演讲。其中第八次的演讲主题是全体学。他在演讲中说：“在天地间不知天地，已为可耻；若并自己之身体不知，不更可笑乎？”这次演讲的记录，最初发表于《湘报》，显示谭嗣同对人体生理知识有相当全面的了解。短短千余字的记录中，涉及到解剖学方法、人体各部位及其功能。他在演讲中澄清了一些中国传统学说的误解，如谓：“中国言心思，西国则谓心不能思，而思特在脑。”又谓：“古人谓肝左肺右，实误”；“中国言脾主消食，其实非也”；等等。当然，谭嗣同对全体学的论述是服务于他的政治思想的。他说：“大抵全体竟是一副绝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独是必造此一种全体精巧之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这样，对人体的描述就转而成为对政治思想的阐述。

谭嗣同还在他著名的哲学和政治学著作《仁学》中运用人体生理知识。《仁学》在开头部分论述作为宇宙最基本成分的“以太”，这自然是受到西方近代物理学学说的影响。谭嗣同随后在《仁学》第二节中说：“以太之用之至灵而可征者，于人身为脑。其别有六：曰大脑，曰小脑，曰脑蒂，曰脑桥，曰脊脑，其分布于四肢及周身之皮肤曰脑气筋。”在这里，人体生理知识成为谭嗣同论述其哲学的最基本概念的工具。在书中谈到男女性关系时，谭嗣同又说，此种关系“毫无可羞耻”，中国传统学说有关部分“最为精美，凡人皆不可不知。若更得西医之精化学者，详考交媾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肖人体，可拆卸谛辨，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学之书，使人皆悉其所以然……”也许，西方人体生理学说对人体及其功能描述的细致性和科学性，使得谭嗣同产生了这种后世果然实现了的想法。谭嗣同在这里实际上是借男女性关系这种最普通、但又有诸多禁忌的问题，希望以科学的态度，提倡人的解放。与康有为一样，谭嗣同也从“原质”出发论述社会问题。他提出的一个解决人类对于食物的需求的办法是，由学者考察“原质化合”以生成食物的可能性，同时“精其医学，详考人之脏腑肢体所以必需食物之故，而渐改其性”，减少对食物的需要。此种想法，尽管有幻想的成分，但仍体现了谭嗣同对于包括人体生理学在内的科学之力量的信念。

笔者无意强调，人体生理知识在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思想体系中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但以上所述可以表明，从西方而来的人体生理知识，在晚清时期对中国思想文化渗透的程度。

（五）人体生理学知识与中国社会的其他群体

严复是近代学贯中西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是其时代少有的有留学西国经历的学者，又长期究心于西学的输入，所译之书为近代译学之经典。他的眼光所及，也包括人体生理知识。1898年他在通艺学堂作题为《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告诫学生在学习数学、自然科学之外，还需学习“人学”，又“必事生理之学，其统名曰拜欧劳介，而分之则体用学、官骸学是也”。1903年，严复所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亦将“人身”、“解剖”列为该局应译的38类书籍之中。这些，都反映了他对人体生理学说在知识体系中之位置的看法。

有条件接触西学的中国青年，较之上述著名学者、思想家，对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则更为熟悉。这里以上海格致书院学生为例。以西学教育为宗旨的格致书院，显然对学生进行过某种形式的人体生理或医学训练，故学生对近代以来的西方人体生理方面文献相当熟悉。光绪丁亥年（1887）春对学生进行考课时，浙江布政使许应荣所出课题为“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获奖学生课艺卷中，来自湖南湘乡的葛道殷之卷提到：“西书《全体新论》（对人身）考之甚详，言之确凿。”而来自苏州的赵元益在其课卷中对《全体新论》、《全体阐微》作了更详细的评价和介绍，并就解剖学进行了中西对比。王韬对其课卷的评价是“于中西异同之故，详对无遗，剖析精当。作者于格致之学殆折肱于此，当今未易才也”。的确，赵元益在晚清西学输入方面取得较大成就，是多种西学作品的著、译者。1889年，浙江按察使龚照瑗出春季课题“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被评为超等第一名的孙维新在课卷中写道：“医学尤利于人生，实益民之良方也。”他在文中提到了多种人体生理学著作，对合信的五种医书和《体用十章》、《全体阐微》、《全体通考》、《省身指掌》、《全体图说》、《眼科指蒙》、《儒门医学》、《西药大成》等书，都有简略的介绍。第二名车善呈、第三名钟天纬也在文中提到这些著作。

正如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出现了中西医会通的格局。这是西医学和人体生理知识融入中国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需要进行专门的讨论，本文不拟展开，仅以唐宗海之《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为例，略加说明。唐氏为晚清时期著名医学家。他既精于传统医学，亦对西医学（包括人体生理学）颇为措意。他有著作多种，其中《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作为“中西医五种书”之第一种，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苏松太道为其作序并批准其版权。唐宗海在自序中为中国医学辩护，但他又说：“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误。不及此时厘正医道，贻害生民，不知凡几。”以唐氏之身份，自不便径言中医之劣与西医之优，但他提出融西医于中医，即已表明其欣赏西医学的立场。他表示，此书乃“摘《灵》、《素》诸经，录其要义，兼中西之说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他还说，因“中国脏腑图皆宋元后人所绘，与人身脏腑真形，多不能合。故各图皆西医绘出，较旧图实为美善”。这是他具体吸收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内容之一例。

在各种趋新的人士关注传教士的人体生理知识译著的同时，20世纪初，也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人体生理学著作。举例而言，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就编纂并出版了《生理学课本》一书。直隶学校司编译处也编纂了《全体学》一书（天津官报局印行）。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国人在相关著作中使用“生理学”作为此学科领域名称的情况持续增加，并逐渐固定下来，而“全体学”则渐渐退出此类著作的标题。

凡此，均可看作西方人体生理学知识开始在中国本土化的征兆。

以上几个方面，只能约略显示近代人体生理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20世纪后，中国人对人体生理知识的运用远超出医学界。由于人体是日常生活的主体，人体生理学说用于描述人体的各个部分、各自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词汇，就被广泛地用于日常生活中。人体生理知识通过这种途径，逐渐进入了大众文化。故知识体系演变的证据非仅限于以上所述的文字作品。普通大众接受新知的民间证据，依然有待于研究者搜寻。如果从更宽广的角度，将寻常百姓关于人体的心灵感受和口头表达之变迁，看作是知识体系演变不可忽略的形式，则研究者将会对此问题产生更为丰富的认识。

五、在变革中融合：人体生理知识渐入国家教育体系

外来知识与本土知识体系相融合的最重要标志，是它进入本国的教育体系。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和医学知识在初入中国的明清之际，也引起过中国医林之关注。但它既未能够进入医学之主流，更未能在中国本土知识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自19世纪前期开始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主输入的西洋人体生理学和医学知识，却因时代的巨变，而与其他西学知识一起，最终在清末时期进入了国家教育体系。

最初向中国学生传授人体生理知识的，也是基督教传教士。1840年前后伯驾等传教士在华南一带的医务传道会医院行医时，即致力于培养本地助手，向他们传授医学和人体知识，并试图在中国建立有系统的西医教育。合信在其给差会的报告中说：“在我们介绍（比中国）更好的医学知识与实践系统的努力中，除让学生在医院里观摩并练习治病外，没有比提供良好的解剖学、生理学、化学、药物学和外科学基本读物更好的方法了。”这段话表明，合信陆续撰著出版的《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科新说》、《内科新说》和《博物新编》等书，属于一个完整的计划，即为当时有志于学习西医的中国青年提供教科书。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兴办的医院数量众多，有些医院附设医学校，培养本地医务人员。如广州博济医院即在1860年代设立了南华医学堂，成为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以上所述传教士的人体生理方面著作，以及数量更多的医学著作，均为这些机构的教科书。除专门的医学堂外，由传教士所办的普通学校，亦有相当一部分开设与人体生理方面相关的课程。如林乐知（Young Allen）在上海所办的中西书院，课程设计中，第七年有“全体功用”课程。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开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的课程表中，其第三年有“省身指掌”课程，应是根据傅恒理的著作名称设立的课程。上海中西女塾亦有“身理学”课程。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学校，也较早设立医科或医学堂。除从事教育外，这些机构还编写相关教科书。

除传教士所办学校外，戊戌变法前后，各地逐渐出现一些国人自办的近代式学堂，这些学堂中，有些也开设类似课程。如上海南洋公学设有生理课，上海女学堂设有医学课程，北京通艺学堂艺术门有“人身学”课程，等等。

清季官办学校中首先开设人体生理方面课程的，当为京师同文馆。德贞在1872年到同文馆执掌解剖学与生理学教席，至1895年离开，前后共20多年。他的《全体通考》即在此期间完成并梓行问世。查历年《同文馆题名录》，课程表中未见医学或生理学名目，但据丁韪良在1896年的回忆，“多年以前，我们就设了一个医学班，由London Mission（即伦敦会-引者）的德贞博士主持其事”。但他对此班的成效表示遗憾，因总理衙门大臣不准学生到教会医院去实习，“课堂的讲授只不过成就了文雅教育应有的一部分而已”，后来的大臣虽在此问题上有所松动，“可是不肯把医学班扩充为一个医学校，因为恐怕侵犯了太医院的领域”。另据毕乃德之《同文馆考》，学生肄业之第七、第八两年“另有选习解剖学及生理学者一班”。光绪二十四年（1898）总理衙门奏折中，也提到同文馆学生除学习语言外，“兼肄习格物、测算、天文、算学、化学、医学各事”。

同文馆学生所学之人体生理知识情形如何，可以从一些史料中看出。《中西闻见录》所载同治十一年（1872）各科岁考题，其中医学科共有8题，分别为眼、耳、鼻、舌之结构与功用；次年的考题则是关于大脑与神经方面的7道题目。光绪五年（1879）刊《同文馆题名录》记录上年该馆情形，其岁考题目中，有医学题12道，全为人体生理学之骨骼知识题目，如：“按化学以论骨之底质”、“论变骨之理与大腿骨种发出之理”、“论脊骨”、“论脑骨各处某骨与某骨如何相连”、“论上肢与下肢相同之骨名”，等等。该书还记录当年同文馆的“翻译书籍”中，列有德贞的《体骨考略》一种，注明“译未完”。这说明，尽管此类课程在同文馆并非主要课程，但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据光绪十三年（1887）之《同文馆题名录》，上年该馆有“医学馆”，列名学生有奎光等10名。德贞的《全体通考》列入“翻译书籍”中。医学考题则有：“乳与卵之质皆足以养身”、“饥饿之理若何”、“胃液之质与功用若何”、“论消化之理”等12道，以消化方面的知识为主。光绪十九年（1893）刊《同文馆题名录》载有“大考榜单”，即1892年大考优胜者名单，其中医学类有陈贻范、文利等7名。是年的医学考题包括血液、心脏及呼吸系统方面的题目10道，如“论血之功用”、“论心之户与其功用”、“论呼吸之理”，等等。

1881年在天津出现的李鸿章资助的“医学馆”，应该是官办的第一个西医学堂之起始。这个学堂原来是附属于伦敦会传教士麦肯齐（J.K.Machenzie）所办的“总督医院”，而该医院是由直隶总督李鸿章赞助在1880年设立的。一年后麦肯齐提出对“撤回的若干名留美学生进行现代医学训练，以便分往海陆军充任医官”该医院改为西医学堂，按英文名称译为“总督医院附属学校”，中文名称则是“医学馆”，1881年12月开学，首届学生8名。到1885年该班学生毕业时，剩下6名学生，“都被授予九品文官，领五品或六品衔，两名高材生留校充任教师，其余派往陆军岗位或海军军舰”。李鸿章在1888年“在天津创建了一所政府办的新医院，医学校就附属于这所医院”。该校在1893年改称为“北洋医学堂”。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按照西方医学校的标准”，故解剖学和生理学当为该校的基础课程。

清季洋务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立的湖北自强学堂，亦为以西学教育为主的官学。该校1899年的试题将“人身生理学八题”置于其他格致题目之前，这些题目涉及到人体各方面之功用，似乎比较分散，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题目中出现了骨骼、呼吸器、消化器、循环器、神经系、血液循环、卫生等名词，接近后来定型的医学词汇。

清末，各地都有医学教育机构的兴起。官私教育机构普遍教授人体生理知识的状况，在清末学制改革过程中终于得到正式认可，并由国家颁布政令，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进入各个教育层次。随着人体生理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士大夫阶层对西方教育文化的日益了解，要求在中国本土教育体系中纳入相关知识的教育，成为一种日渐明显的呼声。王之春在1882年曾著《广学校篇》，对西方教育体系之“造就人才，各因所长，无论何学，必期实事求是”颇为称道，谓“诚法之至善者也”。他注意到西方之“大学院”“学分四科：曰经学，法学，智学，医学”，“医学者，先考周身内外部位，次论经络表里功用，然后论病源，制药品，以至于胎产等事”。显然，他注意到西方近代医学建立在对人体透彻研究的基础之上。张之洞在1898年著《劝学篇》，亦注意到西方教育体系中“医术”之地位。当时众多教育界人士到日本考察教育，对日本教育体系中的医学学科亦加以注意。到20世纪初，希望将医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科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的呼声开始出现。如罗振玉在《学制私议》中建议，高等学校分科为六，包括理、医、农、工、法、文。

20世纪初清廷教育改革以日本学制为效法的榜样。光绪二十九年底（1904年1月），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所拟《奏订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第五年之《格致》课程，“讲人身生理及卫生之大略”，将人体生理知识普及到小学；高等小学第四年之《格致》课程，讲授“植物动物之互相关系及对人生之关系；人身生理卫生之大要”。中学各科中，《博物》科讲授内容含“人身生理”，“当讲身体内外之部位，知觉运动之机关，及卫生之重要事宜”，具体安排在第三学年讲授。但宣统元年学部奏改中学学制分文科、实科，文科取消生理卫生课，实科第二学年在《博物》科讲授“生理卫生学”。次年，又改文科第一学年、实科第二学年讲“生理卫生”。清末相当于大学预科的高等学堂的章程，未见有关此类课程的规定。按照《章程》，大学堂内设医科大学，主要课程包括生理学。此外，初级、优级师范学堂的章程，均有关于生理卫生课程的规定。各地开设的医学专门学堂，自然亦将相关课程纳入教学体系当中。

在“癸卯学制”颁布前后，全国各地学堂已纷纷采纳新学制。人体生理知识成为初等、中等教育的必修课程，为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进行知识普及，以提升其知识水平，进而为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乃至全面素质作出贡献。与此同时，有关西方人体生理方面著作的翻译或撰著，自然呈现出愈益繁盛的局面，在此不赘述。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相关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和医学知识的主要影响面是中国医学界。其时，国人尚未像晚清时期那样痛感传统知识与思想体系之不足，而普遍追求西学。而且，当时也没有近代才出现的传播媒介，为相关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和医学知识向大众传播提供新的空间。晚清时期人体生理知识在传播方面有着与以往大为不同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使得合信在广州西郊偏僻的寓所里写作的几本小书，开启了一个影响占人类1／4人口的事业。人体生理知识从教会医院的狭小空间，逐渐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为社会各阶层所关注、所接受，成为转型中的中国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推动近代思想嬗变的新的元素，最终在国家教育政典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这种新的知识不仅通过对医疗行业的革新而影响了中国人的身体，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物质生活，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活。

原文载于《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