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底：武打明星出身的传奇特工，30岁被张国焘派人勒死在长征路上

周恩来曾说，如果没有他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被改写。

周恩来口中的“他们”正是“龙潭三杰”：钱壮飞、胡底、李克农。

说到“龙潭三杰”，他们都与安徽有割不断的渊源。

钱壮飞是安徽的女婿，可以说是半个安徽人，而胡底和李克农则是地地道道的安徽人，钱壮飞和胡底是在安徽人张暹中介绍下入党的。可是，这两个半改变党的历史的安徽人，却命运迥异，令人唏嘘，尤其是“三个中年龄最小的，但也是最有才华的”（李克农语）胡底结局最为凄惨。

胡底

李克农在1955年晋升为上将，成为授衔的唯一的没有打过仗的文官，钱壮飞40岁时在长征途中被地痞流氓杀害（目前的主流观点），而无妻无子嗣、最年轻的胡底却在30岁时，在长征途中，被张国焘派人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用绳子勒死。

胡底被害后，两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也是不多见的。

今年是胡底诞辰120周年，也是他牺牲90周年，从1905年到1935年，胡底30年的人生岁月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他的人生终点又为什么会停留于此？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帷幕，一起来聆听这位传奇英雄的传奇故事。

• 阴差阳错，他成为中国最早的武打明星

胡底，原名胡百昌，别名北风、胡马、裳天等。1905年3月10日出生在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松元村一个富裕的工商业者兼地主家庭。

虽然是地主家的少爷，但他性格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性格非常“倔”，认准的事情很难改变。他侠肝义胆，同情弱者，宁折不弯，经常为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而与父亲对抗；二是头脑非常“灵”，学什么像什么，比较孤傲。他天资聪明，文武双全。从小习武，练就一身功夫；读书也是一把好手，幼年跟着伯父胡继章读私塾，5岁时入舒城城关植民小学读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合肥省立二中，只读了两年中学，1923年便又考入孙中山创办的北京中国大学国文系。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也许这就是胡底悲壮人生的诱因吧！

当时，李大钊是学校的老师。在他的启蒙下，胡底大量地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最终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是年长他10岁的钱壮飞。

钱壮飞

当时钱壮飞在北京医专读书，他有个女同学叫张振华，比他大两岁。张振华是安徽桐城人，祖上是清代著名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所以，家境殷实富裕。在张振华的资助下，钱壮飞完成了学业，后来他们结为革命夫妻。因为这个关系，钱壮飞经常随张振华出入安徽会馆。

作为安徽人的胡底，也经常去安徽馆。1924年经由同学吴鹿鸣的介绍，胡底和钱壮飞在北京的安徽会馆第一次会面。此次见面，他们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谈天说地，志趣相投，很快结为了挚友。

钱壮飞与张振华结婚后，搬到了北京西城平安里居住，胡底还是常去聚谈，1926年胡底毕业后，就干脆住到了钱壮飞家，所以，钱壮飞对胡底影响很大。

张振华的弟弟张暹中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来姐姐家，在他的引导下，1925年钱壮飞与张振华夫妇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钱壮飞的影响下，胡底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胡底以演员身份作掩护，在1926年与钱壮飞和剧作家徐光华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他们一起拍摄了《燕山侠隐》。胡底和钱壮飞夫妇及女儿都友情出演，钱壮飞主演男一号，后来他的这个女儿钱蓁蓁（后改名黎莉莉，人称“甜姐儿”）还成为了民国时期的知名影星。

《燕山侠隐》宣传海报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两党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李大钊等藏匿在苏联驻华大使馆旧俄兵营的革命者先后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抓起来杀害了。

一时之间，北京蒙上了一层白色恐怖，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成了张作霖政府的通缉对象。

为了躲避追踪，这年冬天两人分头上路，并改了原名。胡底改名为胡马，字“北风”，而钱壮飞则化名为“南飞”。

胡底转移到了上海，当时上海电影产业正处于繁荣期，各种武侠电影争奇斗艳。胡底一表人才，又文武双全，开过电影公司，当过演员，为了尽快寻找到党组织，1928年春，胡底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很快他就脱颖而出，先后主演了《盘丝洞》《昆仑大盗》等武侠电影，一战成名，被誉为“东方范朋克”。范朋克是当时的美国武打明星、导演与剧作家，他因主演了《佐罗》、《佐罗的面具》、《大侠罗宾汉》征服了观众而享誉世界。

胡底能够与范朋克齐名，充分说明了他的表演功底和个人魅力，由此奠定了他中国最早的武打明星的地位。

红得发紫的胡底，因为歪打正着，收获了荣誉，同时，也接上了组织关系，而与他联系的正是中央特科成员、时任上海沪中区宣传委员的李克农。他们是安徽同乡，在芜湖时就相识，一起参加革命活动。

不久，刚到上海的钱壮飞也着急忙慌地找上了门，说有重要的紧急事情需要向组织汇报。

• 奉命潜伏，中统“铁三角”成为中共“红三角”

原来钱壮飞一家逃离北京后，先是投到了西北军，在那儿钱壮飞当了一名军医，由此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由于西北军不仅克扣军饷，还经常不能按时发放军饷，一家人无法生存。

为了寻找组织，钱壮飞在1928年春到了上海。恰巧赶上“上海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招人，他就误打误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

进入培训班后，才知道自己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其实是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于是，他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了当时红得发紫的明星胡底，希望通过他找到党组织汇报。

就这样，钱壮飞通过胡底认识了李克农。

周恩来听取李克农汇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批准，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直接归中央特科陈赓单线联系和领导。

训练班结束后，徐恩曾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次年又出任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科长，钱壮飞因为与他是老乡，又在考试中拔得头筹，就被徐恩曾看上，先后成为了他的秘书、机要秘书。

履新后，徐恩曾为了干出点名堂，四处网罗人才，到处招募人手，扩充队伍，钱壮飞顺势把胡底招募进党务调查科，进入“民智通讯社”，接着又将李克农安排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社，共同为徐恩曾“效力”。

钱壮飞他们三人都是人中龙凤，进入中统后，各自拿出”绝活“，各显神通又互相配合，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深受徐恩曾赏识，并将他们当成了心腹。

1930年4月，徐恩曾奉蒋介石之命，指示钱壮飞带得力干员到沈阳获取张学良东北军的情报。胡底参与其中，带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和活动经费，借此巡视了我党中央特科部署在东北、华北的地下工作，带回许多重要情报，并在东北建立起一套名义上归国民党，实际上可以向党中央提供情报的秘密组织。

此后，徐恩曾便让钱壮飞坐镇南京，以他机要秘书的身份，兼任“正元实业社”的指挥机关“长江通讯社”和它的掩护机关“民智通讯社”的负责人。因为爱屋及乌，钱壮飞引荐的人才也得到了重用。他要李克农继续留守上海，主持以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社为掩护的情报机关；他还要胡底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他的如意算盘就是形成一个遥相呼应的“铁三角”，“使共党在各省之秘密活动”，“随起随灭”。可他不知道的是，他布局的“铁三角”却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红三角”。只要在南京、天津搜集到情报，钱壮飞和胡底立即秘密传送给上海的李克农，然后由陈赓将李克农汇集的情报及时送往中共中央。

特务机构简表

就这样，钱壮飞他们三个人几乎掌握了国民党特务部门的“半壁江山”，由此形成了赫赫有名的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

正是“龙潭三杰”传递的情报，在上海，中共特科及时得到了任弼时、关向应等杰出的共产党人被捕消息，周总理亲自指挥展开一次次大营救；在中央苏区，红军先后以少胜多，粉碎了蒋介石第一次、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龙潭三杰”为党立下了奇功。

值得一提的，在潜伏期间，胡底的父亲曾从家乡安徽省舒城将胡底的未婚妻带来杭州（徐恩曾在被调任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建设厅长后，还带胡底和钱壮飞一起到杭州），让他们结婚。但是胡底深知自己干的是在刀尖上行走的工作，随时会有危险，就断然拒绝，让姑娘找个本份踏实的好人家嫁了。但是女孩拒绝离开，在杭州卖菜谋生。而胡底直到到牺牲时，也没有结婚生子。

胡底的预感很快兑现。1931年4月，掌握中共几乎全部机密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后叛变，“龙潭三杰”及时传递情报，再次挽救了中共的命运。

• 反对分裂，遭到张国焘报复被勒死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龙潭三杰”全部暴露，正在天津的胡底收到李克农用暗语发来的电报：

“胡底，克潮病笃。”

“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当即坐船离开天津，结束了他在“白区”一年多的间谍工作。

来到苏区后，胡底任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像胡底一样，李克农和钱壮飞也都从事政治保卫工作。李克农任国家保卫局长，钱壮飞任红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长。

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多人在江西宁都起义，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要求胡底负责起义人员的思想工作。毛泽东指着胡底说：

“你那么年轻，就已经做了许多情报工作，现在更要做好宣传工作。”

就这样，胡底又兼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俱乐部主任，承担了大量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因为钱壮飞、李克农也喜欢表演，胡底就再次与他们合作，很快胡底、钱壮飞等人就排演了一部大型话剧《为谁牺牲》，对改造起义官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胡底还先后编、演过《黑奴恨》《杀上庐山》《战斗的夏天》《无论如何要胜利》等剧，成为苏区最高产的戏剧作家。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胡底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主要任务是沿路处置各种突发情况，搜集敌人情报。

胡底在工作上非常认真细致，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搜集各类情报资料，分析整理后送到总部，供总部领导研究敌情使用。

在中央纵队穿过湘滇公路，越过乌蒙山、挺进到昆明附近后，胡底派遣侦察员捕获了云南军阀龙云给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纵队送信的少校参谋副官。从该俘虏口供中了解到昆明附近敌情动态，缴获了红军总部急需的军用地图，掌握了金沙江江岸渡口情况，为总部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几天后，中革军委即发出了关于迅速渡过金沙江的重要指示。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后，长征中的红军分为左右两军。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胡底所在的中央纵队一分为二，他随部编入左路军。

当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地区时，领导红四方面军、仗着人多枪多的张国焘拒绝继续执行中共中央确立的“北上”计划。为此，张国焘和朱德在帐篷里吵了起来。张国焘还煽动其它人员给朱德施加压力。

张国焘

胡底得知这些情况后，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非常不满，在多个场合痛骂：

“张国焘算什么东西，凭什么违背中央命令。”

这话被记仇的张国焘知道后，恼羞成怒之下处处针对胡底，并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把他扣押起来。

大军过草地的时候，胡底因为不小心吃了毒蘑菇，出现发烧、幻觉等症状，他在呓语中痛骂张国焘独断专行，是法西斯。

胡底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后，被撤销了科长职务，取消了马匹和勤务兵。病中的他背着大包袱“戴罪”行军，身体虚弱，总是掉队。

胡底

当时担任部队后卫的正是红五军团，该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欧阳毅在请示朱德、刘伯承后，便将胡底秘密留在红五军团，以便沿途照顾。

张国焘见不到胡底后，气急败坏地命令查找他的下落。

不久，胡底被抓走。

胡底在被关押期间，朱德曾去看望，并“送了点东西”。张国焘极为嚣张，曾当着朱德、刘伯承的面，扬言要追究同意收留胡底的人。

1935年9月，张国焘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第四、三十军掉头南下，另立“中央”搞分裂。为排除异己，杜绝“隐患”，在部队行至由斯达坝到松岗的半路上，当时胡底已走不动路。在张国焘的示意下，保卫局的人用绳子把胡底勒死，尸体埋在了路旁的河沟边。

就这样，一代名谍、红色情报专家陨落，牺牲时仅有30岁。

胡底虽然英年早逝，但英烈事迹没有在历史中湮没。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夕，胡底名字载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中。

1962年2月，李克农在北京病逝，周恩来总理主祭。在悼词中他专门加写了一句话：

（李克农）“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是非同寻常的评价。

由于胡底10多岁就离开家乡再未回来，家乡亲人在望眼欲穿中寻找。可胡底尚未娶妻，没留下后代，又一直用“胡底”化名，而非“胡百昌”这个真名，所以，他牺牲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亲人都并不知道他的消息。

20世纪70年代末，多年寻找哥哥未果的年已古稀的四弟胡其昌，偶然从报纸上看到钱壮飞儿子钱江写的纪念父亲的文章，文中胡底被提及，且附注胡底就是胡百昌，安徽舒城人。于是，胡其昌马上写信向钱江求助。

1981年11月，在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和民政部长程子华的关心下，胡底再次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随后民政部向安徽省民政厅发出“（81）民优字第211号”文件，并在函中写道：

“请你们通知舒城县民政局把胡底同志的名字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并将其已批准为革命烈士的情况告知其弟妹。”

随后，烈属光荣证才被挂到了舒城县新街乡松元村胡家老宅的堂屋。

虽然迟到太久，但对含冤屈死的忠魂，无疑是一份告慰与肯定。

也是直到这一刻，烈士胡底的故事才完全地为世人知晓。这一年，距离胡底牺牲的1935年已经相隔46年了。

纪念雕塑像

斯人已逝，但他为党的情报事业和红军政治宣传工作作出杰出贡献将永载史册，英雄的精神更会彪炳千秋，万古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