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48年11月，一个亲信对浙江省主席陈仪说：“我看汤恩伯这个人野心特大，他通过你当上了衢州绥署主任，毫不费力地攫取了全省保安部队的控制权。现在，他又把手伸到地方行政。浙江上八府、下三府，全省11个专员公署，他竟保荐了7个专员。经他保荐的县长，为数更多。古往今来，凡是手伸得太长、抓得太多的人，是一定要提防的。”
陈仪听了，摇摇头，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恩伯一贯对我执弟子礼，忠心耿耿，无以复加。我这次到浙江上任，身边无可遣之将，可调之兵。我极力向蒋介石保荐汤恩伯出任衢州绥署主任。这是预布的一着棋，你们尽管放心好了。再说，他推荐的7个专员，都是他信得过的人，我也就照单全收，全部任命，怀疑谁，我都不会怀疑恩伯。”1949年1月中旬的一天，陈仪将沈仲九、胡允恭秘密请到寓所，在楼上关起门来进行磋商。胡允恭代表地下党提出：“解放军百万雄师已饮马长江，随时准备向江南进军。
浙江北临南京上海，汤恩伯坐镇上海指挥京沪杭战事，手下有几十万部队。陈先生想在浙江举义，如果再能策动汤恩伯一同起义，那样我军即可和平渡江，京沪杭地区可以兵不血刃宣告和平解放，这对解放事业是有利的，而且将是一个重大的贡献。”陈仪决定派正在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工作的亲外甥丁名楠去上海，给汤恩伯送他的亲笔信和他与地下党方面拟定的起义条件。1949年1月27日清晨，丁名楠匆匆从浙大赶到陈公馆。上楼后，陈仪对丁名楠说：“有件重要事情，你去上海走一趟，信交给汤恩伯。”丁名楠深知陈仪与汤恩伯的关系，但他从未见过汤恩伯，当即向陈仪提出如何找汤恩伯。陈仪说：“恩伯住在上海法租界蒲石路，你一打听就能找到汤公馆。明天傍晚你直接到他家里去，我已经在电话中联系好了，届时恩伯会在家等你。”
当天，丁名楠即乘火车赶往上海。第二天下午下午5点半，按照与汤恩伯事先电话约定的时间，丁名楠叩响了汤公馆的大门。汤恩伯在大厅里单独接待丁名楠，并说：“舍下现在正在搬家，家眷已迁往台湾，所以家里乱糟糟的。”丁名楠向汤恩伯说明了来意后，便把陈仪的亲笔信及另纸开列的条款当面交给汤恩伯。汤恩伯仔细听完丁名楠的话后，压低声音说：“我身边耳朵很多，陈主席来信所说之事，时机尚未成熟。你可先回去面复陈主席，近日内我将去杭州一行，一切待见面时再作商议。”1月29日，丁名楠回杭州向陈仪报告面见汤恩伯的经过，说汤恩伯近日将来杭面洽一切。陈仪听后，非常高兴。可是过了一周，汤恩伯却迟迟不来。陈仪又写了封亲笔信，再派丁名楠去上海见汤恩伯。
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
汤恩伯看完信后，对丁名楠说：“你留下来当我秘书，任命随后就发。”在送走丁名楠后，汤恩伯将陈仪的亲笔信锁入了抽屉里。可当他再次取阅信件时，却发现这封性命攸关的密信已被人窃看。汤恩伯知道，除了蒋介石安置在自己身边的特务，其他任何人都无此能耐。据原国民党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说：“毛森的妻子胡德珍，在汤恩伯的总部任秘书，她利用工作之便偷看了这封密信，于是这一重大机密遂为保密局所掌握。”于是，汤恩伯主动找到特务头子、时任上海警察局长的毛森，谈了陈仪“逼”他起义这件事。
毛森故作惊讶，问汤恩伯有没有告诉过别人。汤恩伯说：“绝对没有，只告诉你一人。”毛森进一步试探说：“你不接受他的策动，不理他算了，他光棍一个，让他去投共好了。”汤恩伯装出十分气愤的样子说：“他不断打电话叫我去见他，一见面就骂我不识时务，不识抬举，他要我停止军事行动，说大势已去，不要作无望地挣扎，他的思想已完全变了。”
毛森说：“他年已古稀，投共之后，难道还会给他比省主席更大的官做吗？”汤恩伯说：“他对我说，他并非为自己打算，而是为我找条出路，再提拔我一次。”于是，汤恩伯与毛森经过商量，决定立即向蒋介石禀报这一大事，将陈仪的亲笔信，连同他亲笔开列的起义的几项条件，全部影印，原件送呈蒋介石，影印件送给在南京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对于起义，国民党不少高层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汤恩伯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元老的普遍反感和不齿。陈文瑛是陈仪兄长之女，从小被过继给陈仪，据陈文瑛回忆，汤恩伯告密后不久，何应钦见到陈文瑛后，以极为无奈的口气说：“你父亲真是个老好人，怎么去和汤恩伯搞一起，汤把你父亲给他的条子到处给人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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