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宇：世界之中

中古史中心｜新书出版

中国为什么称为“中国”？古希腊文明与秦汉帝国有关联吗？为什么土生土长的道教会有类似西方宗教的“救世主”？中亚的粟特人为什么会影响大唐帝国的走向？一条鞭法的成败与地理大发现有怎样的必然联系？

历史学里有一个说法：我们的历史观取得进步，往往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用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过去。

“文明三部曲”之后，亚洲图书奖、文津奖得主张笑宇一部充满想象力的重磅作品《世界之中》，从远古到清末，以十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被世界多元力量共同塑造之中国，没有世界就没有我们熟悉的中国。

这是一部另类的中国史，这里的故事，或许关乎我们这个文明的一种可能。当中国历史中的往复与博弈被置于世界之中时，仿佛一切又有了新的解读。在弘阔精深和真诚坦荡之间，《世界之中》唤起了一个文明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觉醒。

“我们是谁”与“我们本可以”

文/张笑宇

一

据说在短视频时代，书是越来越难卖了。以前像我们这样的非虚构作者，都是凭喜好写书的。

一位对中国出版行业非常理解的编辑告诉我，你写历史题材，得抓住当代中国人的知识焦虑。这其中最大的一个焦虑，就是关于身份认同的。翻译成白话就是中国人凭什么成了中国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说，真有那么多人关心身份政治吗？他说当然了，你想男人三大爱好，两性、足球、政治。两性不让谈，足球谈了就生气，那就只剩下政治了。现实政治红线太多，那最适合谈的当然就是身份政治。民族、国家、历史，都是身份政治的一部分。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这本书，聊的还是关于中国为什么成为中国的历史。但是我想聊的不是你自己怎么成了你自己，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别人怎么帮你成了你自己。用学术术语来说，就是域外的世界力量是怎么塑造中国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个中国的。

我本来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把世界还给中国”，意思是说，塑造我们中国成为中国的有很多来自世界的力量。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有中亚波斯印度的，有南洋大航海探险的，当然也有西方的政治理论。没有这些力量的塑造，就没有我们熟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假设我们觉得中国过去行，我们得看到这些力量的作用。假设我们希望中国将来行，我们就还要继续期待这些力量发挥作用。

二

我们很多人对很多民族都容易形成刻板印象，但读多了历史，你就会发现，许多刻板印象并不是“自古以来”，它们形成的时间其实都相当短暂。

今天的瑞士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富庶、进步和“永久中立”，但在1848年以前，此地多属农村，又在阿尔卑斯山间，穷乡僻壤，是环境恶劣的“四战之地”。瑞士雇佣兵曾因骁勇善战著称，曾于1499年击败施瓦比联盟，但也在1515年败给法军。此后他们虽然很少从事对外战争，却因为宗教改革经常爆发内战（1656年的维尔梅根战争，1712年的托根堡战争，1798年被法军占领，1847年独立同盟战争）和农民起义。今天富庶的瑞士，是工业化之后才诞生的。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法兰西的军队软弱而德意志的军队强悍，然而在两百年前，人们对这两个民族的印象是相反的。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5—1867年，描写的是拿破仑战争时代的事。那里面安德烈公爵的父亲老博尔孔斯基对拿破仑的评价是：“波拿巴（即拿破仑）生来有福分。他的士兵很精锐，而且他先向德国人进攻，只有懒人才不打德国人。自从宇宙存在以来，大家都打德国人。他们打不赢任何人。他们只晓得互相杀戮。他就是凭这一手闻名于世的。”这便是当年德国人给欧洲其他民族留下的印象。德国人扭转这个印象，也不过是最近一百五十年的事。

今天日本给人的印象是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福利制度全面且贫富差距不大。然而在1910年日本作家长冢节的小说《土》中，尽管日本已经开始了成功的工业化，但农村妇女因为医疗条件差而死亡，儿童普遍挨饿，女孩被送到惨无人道的黑心工厂去工作，每天十二个小时轮班，宿舍肮脏至极无法入眠，大城市周边贫民窟无处不在。即便在“二战”前，日本的工业建设也不过就是那个样子，而日本人扭转这个印象，也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今天许多中国企业家在“出海”时，计算越南、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埃塞俄比亚或苏丹的劳动力性价比，认为那些地方工人懒惰、愚昧、教育水平低下，不如中国人勤劳勇敢、聪明刻苦。然而倒退回20世纪80年代，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或中国台湾的企业家看大陆，其实也带有类似的偏见。大陆人扭转这种刻板印象，也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沧海桑田，世殊事异，谁说是什么就一定是什么？过去的失败不代表将来会一直失败，过去的辉煌也不代表将来会一直辉煌。只有那些永远不拥抱变化的民族，才无法甩去他人对自身最消极的刻板印象。

历史学里有一个说法：我们的历史观取得进步，往往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用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过去。19世纪中叶的德意志民族用“懒惰”定义自己吗？并不是这样。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发现，德意志人从中世纪开始就是精于商贸和探索的民族，他们有辉煌的汉萨同盟，而今德意志人要复现这种传统。19世纪中叶的日本民族用“闭关锁国”定义自己吗？并不是这样。吉田松阴开塾授课，所讲的内容也不过是《论语》《孟子》《孝经》《礼记》《庄子》《孙子兵法》《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后汉书》《新论》和《日本书纪》《古事记传》等中日经典著作，然而维新派就是可以从中开出变法自强的新道。

一百年前，有不少绝顶聪明的才学之士讨论过国民性问题，他们讨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不外乎要重新树立中国人的骄傲。然而张之洞写《劝学篇》，以“教忠”“明纲”为先，似乎不感念大清之爱民，不以三纲五常为本，便不配做中国人。至于倭仁论“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似乎连搞了洋务运动、学了洋枪洋炮的，都不配做中国人。至于 19世纪中叶政府收购了洋人修筑的铁路，再行拆毁，那意思是坐火车都不配做中国人了。

为什么定义“中国人是谁”要以限制某种可能性为前提呢？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钦佩的是梁启超、何启这样的人。有人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无武勇，梁启超便挖掘中国历史上的武士精神，说中国人也可以做武士；有人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不开拓，梁启超便挖掘中国历史上的殖民英雄，说中国人也可以大航海；有人说新学旧学势同水火，何启便写文章说，孔孟之道与西人讲自由、民权殊途同归，中国人不必限制自己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这才叫知识分子里的真英雄。

三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的故事，曾经被那么多人忽略，却是关于我们这个文明的可能性。

其实所有的历史写作，本质上都是筛选。同一个时代有亿万生灵、亿万个故事，其中因为个体本身的成就和故事本身的精彩而得以被记录、保留，或者被口头传颂从而诞生的一手史料，本就筛选去了百分之九十九，余下百分之一。而当时的历史记录者可能为了刻画时代的风气与精神，又会按照自己头脑中对时代的理解，再从这些一手史料中筛选剩下的百分之一，把它们缀连起来，录入史籍。后世的历史学家如果写一部通史，就只能从这些史籍中再筛出百分之一，让它构成对这个时代的记忆。而如果诸位读者不想费心力去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或者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那些大部头的通史著作，只愿意从我们这些“二道贩子”手里择些东西浅尝辄止，则又要经历一道百分之一。

连续四个百分之一的筛选，就只剩亿分之一。这就是真相：人类社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阅读到的历史，可能只是原始历史资料的亿分之一。而这从亿到一的筛选中，如果有任意两到三步是被记录者或者写作者头脑中的框架所束缚，那么你能获得的，就只是世代积累的刻板印象的加总，距真正丰富无限的历史，可谓远矣。

当然，没有人能还原那“亿分之亿”的历史真相，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以不同的标准进行筛选。譬如，如果过去我们以为中国人长于道德讨论而弱于科技研发，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中国之所以名为“中国”，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是科技最先进的古文明。如果过去我们以为中国与世隔绝，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中国历来不曾远离世界，也不可能远离世界。如果过去我们以为游牧与农耕势不两立，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也有从事游牧的中国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塑造，或许比农耕者更深刻。如果过去我们以为中国人错过了大航海时代，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也有在大航海时代雄霸一方的中国人，有共和立国的中国人，有身兼中西之长的中国人，有跟莱特兄弟同时造出飞机的中国人。

世界之中，也可以说是把世界还给中国，就是把这样一些可能性还给我们自己。我们明明可以好好说话，明明可以好好拥抱这个世界，明明可以在科技、商业和文化领域拔得头筹，为什么要封闭自己，不去睁眼，看看别人所思所想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流俗的民粹主义意见中表达的那些东西？为什么我们的先辈都能够正视这个世界，正视我们自身不可或缺的世界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能？高铁、5G、移动互联网，这些进步中哪一项能够缺少与世界的健康交流，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只是用这些成就来助长另一些人的骄傲自大、固步自封？

我相信再优秀的人，他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他自己也可能只懂其中的十分之一。而对其余事物的理解，很可能是被某些并不优秀也不专业的人塑造的。这剩下的十分之九中，历史理解与历史记忆也许占到很大的比重，因为我们多数人都不会选择成为历史学家，但多数人愿意从历史阅读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不过，如果我们的历史记忆是被那些固步自封的想法筛选掉的，甚至这种筛选将我们定义得越来越窄小，那将对我们所有人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因为世间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本可以”。

我想在这本书中送给你的，就是历史上我们曾经做到的那些事，和它们可能启迪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做到的那些“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