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如：论唐初史馆

自古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著述，以冀达到“惩恶劝善，贻鉴将来”的目的。历代王朝都设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发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馆修史制度。本文拟就唐初设馆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馆特点、史馆修史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论述。

史官、史馆沿革及正式确立

中国是世界上重视历史最早的国家。“盖史之建官，其来尚也。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1］（P304）“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内、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职已有分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识。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汉兴之时，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马谈、迁父子曾司其职。政府设立修史机构则始于东汉，东汉的兰台、东观既是国家文献档案馆，又是“当时著述之所也”［1］（P310）。经东汉明、安、桓、灵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编修国史《东观汉记》，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成立机构修史的先例，对后世史馆建置有深远的影响。但这只是史馆的滥觞，非专职机构，参与修史的人员多是临时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专职。魏晋始设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于“秘书置著作局”，后“别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监修国史（如谷纂）。北齐改修史局为史阁（又称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袭之，以修北朝诸史。唐沿隋制，史馆制度渐臻完善。“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4］（P1089），修撰国史。同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确立。史馆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隶属门下、中书省，地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5］（P591）。史馆中设有修撰、直馆、典书、掌固等职，分工明确。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这绝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在史学领域的体现。唐太宗这位在中外历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曾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统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对应措施，以树立大一统的历史观点。而私人修史已无法适应、无法满足这种形势的需要。所以，设馆修史成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馆制度正式确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私修历史，多奉行“直书”传统书法，因而易触犯统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笔见诛”［7］（P199）。私修历史，资料不如官方丰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尽通诸门学术，因而著述速度与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学的发展。所以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诏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8］（P38）隋文帝的诏令很明确，官方就是要垄断修史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唐承隋制，正式设立史馆，修前代史和当代史。这是史学发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对修史机构的进一步完善与确立。

唐初史馆特点

唐初史馆与以前的史馆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过，东汉兰台、东观是中国古代史馆建置的滥觞，但当时兰台、东观主要还是中央文献档案馆，非专门修史机构；撰修国史人员如班固、刘珍、边韶、马日磾等多是他官，临时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馆是北齐统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础上设置的，其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书郎等组成。史官的品级、俸禄比较低，如著作郎（从第五品）岁禄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校书郎（九品）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贿赂以求温饱。他们多无视史实，任情褒贬，以至于《魏书》刚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称之为“秽史”。

唐初史馆情形就大不一样。太宗将史馆移至“禁中”，在政治权力中心整理古籍，修前代史和当代史。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馆中，除史官外，还配备修史辅助人员。在史料收集方面，制定《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报送方法、时限，诸部门不得拖延，有关条款近20项［4］（P1089～1090）。史馆环境优美，“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1］（P318）。参与修史的史官多为国家重臣，如房玄龄、令孤德棻、魏征、褚遂良、长孙无忌等，这显然提高了史学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尤其是唐太宗亲自参与《晋书》的修撰，这在“二十四史”修撰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初史官享有很高的物质待遇，一部书成，朝廷另有优厚的物质赏赐，还加官晋爵。如魏征受诏总加撰定“五代史”，书成之日，除“赐物二千段”外，还“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9］（P2550）。唐政府不仅对修史官奖赏晋爵，其后人也常受惠。如太宗、高宗《实录》百卷“添成”，“是日，封敬宗子选为新城县男，德棻子进为彭阳县公”［4］（P1093）。唐初统治者大力抬高史馆地位，尽力为史馆的工作提供便利，因而史馆工作效率较高。

唐初史馆成就

唐初史馆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修前代史和修当代史两个方面。

修前朝史。中国自汉代始有为前朝修史的惯例，历朝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历史记述的连续性。唐高祖采纳令孤德棻的提议，于武德五年（622）下诏修六代史，并要求史官“务加评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不隐”［6］（P6657）。贞观三年（629），太宗复诏令姚思廉修梁、陈二史，李百药修北齐史，令孤德棻修周史，魏征修隋史，房玄龄为总监修。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成。贞观十五年（641）又诏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令孤德棻等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后人附于《隋书》后，又称《隋志》。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下诏大开史馆，“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奖”［1］（P320～321）。贞观二十二年（648）书成。参与修书者达21人，由于组织得法，所以成书速度是唐初所修八部正史中最快的，是唐初官修前朝“正史”的代表作。

修当代史。从高祖到高宗，唐史馆修当代史情况如下：“自武德以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为当时所称。”［1］（P320）唐承旧制，置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1］。新君即位，例命史官据一代起居注、时政记等；修前皇帝实录，成为定制。贞观初，姚思廉撰国史（纪传体）30卷；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于志宁、令孤德棻等补为50卷；龙朔年间，许敬宗增补为100卷。《高祖实录》20卷，房玄龄等撰，“与许敬宗、敬播同修，止武德九年，贞观十七年书成”［2］（P512）。《太宗实录》40卷，许敬宗等撰，“起即位。尽贞观二十年。初，贞观十七年，房玄龄、许敬宗、敬播撰《今上实录》，止十四年，成二十卷。永徽五年，无忌与史官续十五年，后尽昭陵事。今四十卷，其后敬宗改定”［10］（P513）。《高宗实录》30卷，刘知几等撰，“初，令孤德棻、许敬宗等撰录，止显庆三年，成二十卷上之。后刘知几与吴兢续成”［11］（P513）。

关于唐初修撰的实录、国史，笔者认为基本可信。中国古代修史逐步形成了“君举必书”、“人君不观史”等观念。贞观九年（635）十月，太宗欲观“起居注”，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阻止，陈述“人君不观史”的理由［4］（P1102）。贞观十三年（639），太宗问褚遂良（褚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人君可否观见“起居注”，“书何等事？”贞观十四年（640），太宗问房玄龄：“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说：“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12］（P262）后来，房玄龄等删略国史，修撰高祖、太宗实录“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就对房玄龄等说：“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时为待中的魏征获悉此事，上奏言说：“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3］（P262）太宗虽然有表政绩，“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之事［4］（P1103），但并不能以此说他干预修史，而只能视为太宗想留善行、美名于青史的一种愿望。唐初史臣多梗直、公正，于应对太宗言辞可见一斑。故唐初实录、国史确为“直书其事”。高宗时，许敬宗“掌知国史，记事阿曲，虚美隐恶”［1］，从此“实录不实”的现象才日趋严重。

对后世影响及总评

唐初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唐、晚唐史馆主要修撰实录、国史等。五代、守、元、明、清基本上相继因袭之，且组织更为完备。五代时期，经后梁、后唐史馆努力搜集史料，到后晋时修成《旧唐书》。宋代，史馆规模更为扩大，史馆除召集人员修《五代史》和《新唐书》外，还分设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等，编纂实录和国史。元朝以翰林院兼国史院职掌史馆的全部修史任务。明清史馆制度有所变更。明代，史馆隶属翰林院，以翰林院的编修、修撰、检讨为史官，但不以史为专职。“遇有史书编撰，一律仰承‘圣裁’，而且由宠臣权贵监修，史官不可能充分发挥个人的史学才智。”［13］（P299）清朝翰林院职掌与明朝大致一样，组织更加扩大，设有国史馆、实录馆为修史基地，又特设明史馆修《明史》。

唐初史馆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史官、史馆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加强的结果。史馆藉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大规模荟萃修史人才，集体修史，形成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官修史书高潮。从贞观三年（629）到显庆四年（659），30年间修成八部纪传体正史，占“二十四史”的1／3。其成书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可谓空前绝后。若无完备的史馆修史制度，是根本不可能有这番成就的。唐初设馆修史，垄断了“正史”和国史的修撰，从此，每个新生王朝，都效法唐代，为前朝修史。这样就保证了历朝“正史”编纂的连续性，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古文献，推动史学发展的作用。但史馆又是唐初统治者控制史学的一个机构。史馆修史，宰相监修，太宗时尚可，自高宗后，遇事诸多牵扯，史馆人员芜杂而又不称职者多。史馆监修大臣太多，所用非其人，“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5］（P591）总之，唐初设馆修史，虽有不足，但成绩斐然，影响深远。史馆存在千余年，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