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曾志和分离20多年的儿子相认后，让他回井冈山务农

曾志和毛主席关系极好，他们之间第一次相遇还要追溯到1928年。

那天，曾志和丈夫蔡协民正在屋内休息，突然，一阵洪亮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蔡协民，老蔡，老蔡在里面吗？”

话音未落，一个高大的身影已经走进屋内。曾志抬头望去，只见来人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癯的面颊，举止潇洒，表情亲切而深沉，来人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屋内的两人，笑着打趣道：“嗬！金屋藏娇嘛。老蔡，好福气哟！” 说罢，自己便拿起凳子坐在他们对面，满含笑意地看着这对夫妻。

蔡协民赶忙起身，拉着曾志介绍道：“这位就是我常和你说起的毛泽东，毛润之！” 曾志听到这个名字，倦意也瞬间消散。她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毛泽东和蔡协民交谈。

在井冈山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曾志与毛泽东、贺子珍也在这段时间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在崎岖的山路上奔波，一起商讨革命的策略，一起为了理想而奋斗。

曾志性情直率，她不仅敢和毛泽东顶撞，还曾两次对毛泽东是否搞特殊化进行过突然 “袭击”。当时，红军战士们生活艰苦，有些人传言毛泽东吃得比大家好，可能会有肉吃。

曾志听后，心中将信将疑。为了弄清真相，她决定亲自去一探究竟。一天，她趁毛泽东家做饭的时候，突然闯了进去，掀开锅盖一看，锅里煮的竟然也是和战士们一样的红米饭和南瓜汤。

她心中一惊，但仍有些怀疑，于是又找了个机会，再次进行 “突袭”。结果，看到的还是同样的饭菜。那一刻，曾志彻底相信了，毛泽东并没有搞特殊化。

出于工作需要，曾志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在前往福建工作的日子里，她凭借着井冈山时期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深入基层群众之中，迅速在新环境中打开工作局面。

1938 年，曾志摇身一变成为荆门合作饭店的女老板。这一身份不过是掩护，她的真实身份是荆当远中心县委书记。曾志巧用饭店这一公开场所，将其打造成党的秘密联络点。

一次，国民党特务听闻饭店内有共产党秘密活动，突然前来搜查。曾志迅速将重要文件藏进事先备好的暗格，而后神色如常地与特务们应对。她言辞巧妙，对答如流，凭借从容不迫的态度，成功消除了特务们的疑虑，让党组织躲过一劫。

次年，曾志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抵达革命圣地。

曾志一到延安，便迫不及待地给毛泽东写信，仅仅两天后，毛泽东迅速回信，热情邀请她前来会面。

交谈时，曾志向毛泽东提出想要进入马列学院学习的想法，诚恳说道：“长期在白区工作，一直没机会系统学习，这次到延安，就盼着能在马列学院好好提升自己。”

毛泽东深表赞同，语重心长地说：“这很好。你已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再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将二者紧密结合，定能更好地总结经验，实现自我提升，为革命事业贡献更大力量。”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曾志顺利进入马列学院。

1944年，经过曾志的据理力争，毛主席支持了她的最新决定，中央特批曾志跟随陶铸南下沦陷区，投身到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之中。

当时，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年仅 4 岁。临行前，曾志万般不舍，将女儿留在了延安保育院，托付给杨顺卿照顾。

分别之际，曾志郑重地对杨顺卿说：“我们把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不幸牺牲，这个孩子就如同你的亲生女儿一般。”

随后，她和陶铸向毛主席辞行，坚定地表示：“为了革命事业，我们绝不计较个人得失，时刻准备着为党和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

毛主席听后，满怀激情地赞叹道：“这才是真正的陶铸和曾志！” 在曾志的心中，革命事业始终高于一切。

在曾志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她两次经历丧夫之痛，她的两个孩子不幸夭折，还有一个孩子，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不得不被寄养在井冈山的石礼保家 。

1928 年，曾志在井冈山迎来了她与第一任丈夫夏明震的孩子。然而，当时的革命形势异常严峻，红军队伍随时可能转移，带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对于曾志来说，实在是太过艰难。

无奈之下，她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将孩子托付给石礼保抚养。石礼保给孩子取名石来发。

几年后，石礼保因带着红军参加工农运动，不幸被捕牺牲，他的妻子也因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年幼的石来发，只能跟随祖母艰难度日。为了维持生计，祖母常常牵着小来发，走村串户，乞讨度日。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对自己的孩子始终念念不忘，她多次托人到井冈山寻找自己的骨肉至亲。

1951 年，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曾志，委托同志们，到井冈山打听孩子的下落。最后，曾志终于找到了石来发。当年 10 月，石来发来到广州与母亲相见。此时距离他们母子的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20多年。

曾志带着石来发在身边待了阵子，后来还是决定让他回到井冈山继续当农民去。她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的儿子都去朝鲜打仗，我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安心在井冈山务农呢？”

石来发深知母亲的良苦用心，他没有丝毫怨言，遵照母亲的意愿，回到井冈山，在井冈山垦殖场当了一辈子的护林员。

之后，石来发一直和母亲保持通信，一次，石来发收到母亲的来信，信中曾志提到自己身体有些不适。石来发心急如焚，第二天一大早便背着一筐自家种的新鲜蔬菜和井冈山上的草药，徒步走了几十里山路，赶到镇上，只为了能早点把这些东西寄给母亲，希望能对她的身体有帮助。当曾志收到这份沉甸甸的包裹时，眼中满是感动的泪水。

平日里，石来发也会经常给母亲寄去井冈山的特产，像自家酿的米酒、晾晒的笋干等。

曾志收到后，总会开心地和身边的人分享，自豪地说：“这是我儿子从井冈山寄来的，都是好东西。”

除此之外，石来发也会在信中跟母亲分享自己的生活琐事，家里的孩子石金龙又长高了，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村里新修了一条路等等，每次收到信，曾志都会含笑看完。

然而，人与人之间总有缘尽的这天。

1998 年 4 月 4 日，石金龙和奶奶的最后一面是在医院，她已经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嘴里喃喃地叫着他的名字，石金龙的心中一阵刺痛。

他赶紧快步走到病床前，曾志用微弱的声音说道：“金龙，奶奶这一辈子没有给你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你能体谅奶奶吗？” 石金龙听到这句话，泪水瞬间夺眶而出他知道，奶奶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她的心中装的是国家和人民，而非个人的财富和利益 。

两个多月后的 1998 年 6 月 21 日，曾志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曾志临终之前留下了遗嘱，她在遗嘱中提到：“死后三个月，由陶斯亮发一个讣告，并在报上登个消息，不要写简历、生平......”

曾志逝世后，家人尊重她的遗愿，没有设置灵堂，也没有通知在京外的石来发和石金龙。

石来发父子俩是在陶斯亮送曾志的骨灰回井冈山时才知道这个噩耗的。安放骨灰时，石金龙与姑姑陶斯亮发生了争执。石金龙无法接受姑姑要把奶奶的骨灰埋在一棵树下，不立碑，也不写生平简历的做法，他觉得这样的安葬方式太过简单，无法表达他对奶奶的敬意和怀念。

然而，曾志的秘书李冬梅拉住了石金龙，她轻声说道：“金龙，别争了，姑姑是按照曾部长的遗嘱办的，咱们还是尊重老人家的意思吧。”

说着，她将几页纸递到石金龙的眼前，正是曾志的遗嘱。石金龙接过遗嘱，仔细地阅读着，泪水再次模糊了他的双眼。

后来，石来发、陶斯亮、石金龙几人遵照曾志的遗嘱，在井冈山小井红军烈士墓附近，挖了个洞穴。石金龙后来找来一块赭黑色的石头，在上面刻上了 “魂归井冈” 四个大字，下面一行写上了 “红军老战士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