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的事件域转喻体认模型——一项基于体认地名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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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体认语言学与地名学的深度融合，文章运用ECM（事件域认知模型）与转喻机制构建了事件域转喻体认模型。该模型以地名命名转喻观为基础，整合了转喻的体认性与ECM的体认性，并以中国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为例加以验证。研究揭示了该模型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并清晰地再现了命名者的心理意图与过程。该模型的提出既推动了体认语言学的跨学科应用研究，也为地名学指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体认地名学；地名命名；事件域转喻体认模型

1 引言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地理实体或经济地理实体的语言符号，即地方的名称，英语一般称为toponym，词源为希腊语的topos（地）和onyma（名称）。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语义、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既是一门以地名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又是一门融合了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测绘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交叉学科。在众多边缘学科中，语言地名学的研究尤为突出。学者们通过分析地名的音、形、义，考证地名的语源、语词结构和语义，探究地名的起源与发展，制定地名的语言规范等。随着20世纪80年代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地名语言表征的认知活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俄罗斯学者Bykanova（2008）在《认知语言学发展的一些前景》一文中首次使用“认知地名学”这一术语，正式开启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国内外的认知地名研究多聚焦地名命名的转喻机制。王寅（2007，2014b）提出了命名转喻观，即人在识解事物过程中总会选用部分特征对事物进行命名。这一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机制同样适用于地名命名，即命名者只会选择其中一个或几个凸显特征，局部认识地点，并给它命名。不同学者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地名命名转喻观予以佐证。Imazato（2012）按照转喻认知的四种原则：简单属性、部分-整体关系、空间和时间临近关系分析了日本的农田命名。Reszegi（2012）研究了匈牙利地名的命名和使用的转喻思维。王天翼和王寅（2017）以江西自然景点名称“石钟山”为例，详述了转喻在石钟山不同命名理据中所发挥的普适作用。还有部分学者采用语料库的方法研究匈牙利地名（Hoffmann，2007）和波西米亚地名(Štěpán，2012）的转喻机制。以上对多语种地名转喻认知理据的研究较为详细，证明了各国人民对地点认知方式的一致性，但上述学者对转喻的体验性认识不够，认知的身体本质研究一直未能得到重视。正如Kovlakas（2021：327）所言，长期以来地名研究忽视了认知的感觉维度，地名的认知研究应该回到地理实体和它们的知觉研究中。

地名从本质上说是命名者身处地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运用知觉对地点的凸显特征进行感性体验，以凸显代非凸显的方式指称整个地点，并用语言进行固化的结果。其命名过程体现了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王寅，2014a）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即语言是在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以体认语言学为指导思想分析地点命名的经验来源，探索其命名的体认模式，挖掘地名体验与认知的关系，对于深入了解地名的命名理据，促进地名文化交流与传播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鉴于此，本文基于转喻的体认性与事件域认知模型，拟建构地点命名的事件域转喻体认模型，并以中国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为例加以验证，证明该模型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以期为体认地名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构建作出点滴贡献。

2 理论基础

2.1

转喻的体认性

Lakoff 和 Johnson（1980：39）指出，转喻和隐喻一样都植根于我们的经验中。转喻的体验性源于学界对转喻的定义。在概念转喻发展的早期，部分学者认为，转喻是一种认知域内部的概念映射（Lakoff & Johnson，1980；Lakoff & Turner，1989）；也有学者认为，转喻有时涉及两个认知域之间的跨域映射（Croft，2006）或者同一认识域矩阵之间的映射（ibid.：280-281）。这种转喻概念的定义是基于体验的，因为认知域的形成有赖于人体的感官运动经验，由认知域定义的转喻概念自然也是基于体验的。转喻的体验认知不仅由人的身体和社会环境所形成，它还根植于个人历史和社会历史中。为了进一步探索体验认知在转喻加工中的作用，Littlemore（2017： 162）将转喻的体验认知分为三个维度：环境体验认知、社会体验认知与动态/发展体验认知，环境体验认知强调内部体验认知和物理环境的协作，涉及四个方面：自阐明性（affordances）、知觉显著性、部分代整体的加工以及认知的下线卸载（off-loading）；社会体验认知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体验认知过程分布；动态/发展体验认知强调当下认知过程受到早期过程的影响，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其中的知觉显著性是意义显现的先决条件，人们总是通过五种感官的联合作用感知、认识外部世界，并形成关于世界的体验与认知。知觉显著性特征作为转喻环境体验认知的重要一环是如何被选定的呢？当然是记忆中凸显的、原型的特征，因为知觉总有种习惯，把过去可支配的文化世界的经历纳入现在的经历中形成知觉世界的整体结构，并且反映着记忆中的印象。这些显著的知觉特征因各成员不同的文化背景记忆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被称为转喻的社会体验认知（Littlemore，2017：162），因此，本文认为，转喻的社会体验认知对转喻的环境体验认知起着筛选、过滤的作用。

转喻的环境体验认知、社会体验认知和动态/发展体验认知共同构成了转喻源域选择的制约条件，即处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人在不同时期理解某一个特殊目的域时对源域总有一定的优先选择性。默认的源域具有认知参照点的作用，为目标域提供心理可及性。Langacker（1993：30）曾论述了转喻的认知参照点，并阐明了凸显的认知原则：人类＞非人类、整体＞部分、具体＞抽象、可见＞不可见等。Kövecses和Radden（1998）以及Panther和Radden（1999）对认知凸显性原则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人体体验、知觉选择性和文化偏好。上述分类说明人类在表达概念时身体知觉体验和社会文化历史体验中凸显的源域更容易被使用，以认识目的域。源域和目的域充当了凸显概念中的侧显和基体（Langacker，1987：118；1991：5；2008：66），两者结合有助于转喻意义的理解。例如，对于地名“竹山”的理解，我们通常用功能性更强的“竹”转指“山”，“竹”和“山”有利于人们深入了解该地点。转喻机制不仅发生在地名理解中，也发生在地名的命名过程中，但在地名命名转喻中，认知域产生的原因以及地名转喻的类型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2.2

事件域认知模型的体认性

认知模型是基于一组相关情境和语境，储存在人类头脑中某一个领域所有知识的表征，它是形成范畴和概念的基础（Ungerer & Schmid，1996）。许多语言学家多年来致力于建构不同的认知模型来解释概念结构、句法构造和成因。例如，Lakoff（1987）用动觉意向图示阐释概念结构与对应的句法构造，Talmy（1985，1988）用力量动态（Force-Dynamic）模型分析概念结构和语法构造，Langacker（1991/2002）用弹子球模型（Billiard-ball Model）和舞台模型（Stage Model）论述基本句法构造与变体。上述学者都认为，语言是认知的结果，他们强调认知模型的体验基础，认为不同类型的身体感知和互动经验形成了体认模型。Lakoff 和 Talmy认为，模型主要来自力量运动经验。Langacker（1999：24）认为，弹子球模型揭示出物体在空间里的移动以及对另一物体的影响是力量传输产生的反应，而舞台模型是知觉（特别是视觉经历）的反应。但上述理论模型存在以下不足：（1）忽视了事件内部要素之间的层级性；（2）忽视了静态场景或事件，或对其论述不详；（3）分析主要是为了解释句法构造的成因，而没能或很少将其扩展到语言的其他层面，这似乎与认知语言学的目标不符（王寅，2007：239）。为此王寅（2007：240）提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ECM），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还能分析语义和交际中的许多现象，如事体命名、缺省交际、间接言语行为、词性转化和转喻的体验基础等。

如图1所示，在ECM框架下，事物命名的转喻体认可解释为：凸显的部分，如C或D可转指B或A，而凸显的A或B又可转指整个事件，符合Littlemore（2017：165）关于转喻的环境体验认知中部分代整体的观点。行为（A）和事体（B）作为体认模型的两大基本要素是婴儿在面对现实生活的不同场景时抽象概括出来的（王寅，2020：332），但上述要素的身体来源和具体构成还鲜有学者论及。研究发现，上述要素即为认知域，认知域的产生源于体认者对外在世界的特征运用身体的知觉能力进行前概念（pre-conceptual）的身体体验。Evans 和 Green（2006：235）以及Evans（2019：405）详细列举了部分基本认知域，并分析了产生这些域的主观（内感受器）经验和外部（外感受器）经验。本文选取《中国景点目录》（杜飞豹、杜宁，2005）和《中华旅游通典》（林众，2004）这两本较全面、权威的旅游百科全书中出现的中国34个省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中所有山水类自然景点名称为研究对象，并选取尾词为“山”“峰”“岩”“峡”“岭”“岗”“岸”“岛”“崖”“屿”“岔”“峪”“崮”的山类景点名称以及尾词为“沟”“洞”“海”“湖”“池”“江”“河”“涧”“沙漠”“渡”“瀑”“湾”“溪”“泉”“源”“潭”“滩”“水”“淀”“荡”“温泉”“洲”“淖”“泊”“泄”“潮”的水类景点名称构建封闭语料库。通过分析地名语料发现，除了上述学者的分类，基本认知域、非基本认知域和域矩阵都直接来自身体的知觉体验，并被知觉能力确认和识别。例如，物理实体域源于视觉、触觉、动觉和本体感受器等形成的视觉、触觉系统与空间概念。虚拟事物域来自视觉、触觉、动觉、本体感受器和内感受器等构成的空间概念、时间意识和情感系统。因此，ECM的动作和事体既是体验的，又是认知的，这就解释了该模型形成的物质体验和社会体验来源，但在该框架下地名转喻的体验与认知的互动关系以及地名表现方式等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3 事件域转喻体认模型及其解释力

基于前文的论述，本文提出了事件域转喻体认命名模型（Embodied Event Metonymic Model，EEMM），包含体验、认知域、转喻体认机制和ECM。体验作为事件域形成的基础源于身体的知觉体验和社会文化历史体验。此双重体验引导下的身体感知能力被在线激活，形成了事件域内感知凸显度高的事体和动作认知域，感知凸显作为转喻环境体验认知的一部分（Littlemore，2017）既强调了整体的部分特征，也指用凸显要素代替非凸显要素的体认过程。而转喻社会体验认知和动态/发展体验认知的社会文化历史要素影响着凸显要素的选择。当考虑到地名的诸多要素时，人们只会提取自身历史文化背景下记忆中最典型的事体、动作及其属性特征进行识解。事件域内凸显的认知域和基体认知域被组合成不同的命名模式，用以转指整个地名事件域。因此，EEMM命名模型不仅可解释地名的体认来源，还描述了地名的体认过程与表现方式，可以成为地名命名研究的重要体认工具。

3.1

EEMM

EEMM命名模型建立在庞陈婧彧和段成提出的命名模式的基础上，并经过了些许修改。庞陈婧彧和段成（2013：210）曾结合事件域认知模型、凸显和隐转喻机制提出事件域凸显隐转喻认知模型。经讨论发现，以往的认知模型有以下问题：（1）未涉及体验以及体验与认知的互动关系；（2）转喻在事体命名过程中的基础作用未能充分体现；（3）凸显本是转喻环境体验认知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本文把模型修补为事件域转喻体认模型，增加并细化了以下要素：（1）ECM是从两种体验维度提炼出来的概念结构，ECM框架内增添了知觉体验和社会文化历史体验，“”表示社会文化历史体验影响知觉体验，“”表示体验和认知的互动关系；（2）“”代表知觉体验下的知觉能力形成了认知域，虚线的圆形表示认知域，单个圆形表示单一认知域，多个圆形表示域矩阵；（3）“”表示转喻体认的过程，M前的带圈符号区别了不同类型的转喻，经语料考察发现最普遍的转喻类型为①M地名构成要素代地名事件域的转喻，比例为100%，用“”表示；（4）根据凸显的层次，EEMM命名模型分为四层：第一层整个地名事件域是地点体认的基体，第二层动作和事体是次基体，第三层是具体的动作和事体，第四层是动作和事体的属性特征认知域。

EEMM命名模型的第一层即事件域内所有的事体、动作、相关的历史事件以及传说故事，为第二层事件域内核心的动作和事体要素提供了地名命名的背景，第三层和第四层则是上述背景下凸显的动作和事体及其属性特征认知域。凸显的动作域分为实际动作、虚拟动作以及动作的特征。凸显的事体域既包含如情感的基本域，又包含如历史人物的域矩阵。事体域的特征，如颜色、声音、温度、气味、味道等构成了第四层凸显的认知域。

地点命名转喻过程发生在命名模型的不同层级或同一层级之间，如以下一层级的凸显要素认识上一层级的要素为部分代整体的转喻，如①M地名要素代地名事件域，比例为100%；②M属性特征代事体要素，比例为26%；⑤M指事体代事件域内历史事件或传说故事的转喻，比例为21%；⑦M动作代历史事件或传说故事的转喻，比例为0.3%。以上一层级要素认识下一层级要素则为整体代部分的转喻，如③M指事体要素代属性特征的转喻，比例为22%。同一层级间的转喻则为部分代部分，如④M指事体代事体的转喻，比例为44%；⑥M指动作代事体的转喻，其中动作代施事体的转喻比例为5.2%，代受事体的转喻比例为1.8%。以上跨层级的转喻中，①M地名要素代地名事件域的比例为100%，说明人们永远不可能完全识得地点真相，只能从某个视角作出局部认识，符合体认语言学的“象豹观”（王寅，2021b）。②M属性特征代事体要素在部分代整体的转喻中比例较高，因为这些属性特征是由人的感知觉经验形成的基本认知域，对命名者而言心理感知最近，体认最为直接。③M事体要素代属性特征的转喻比例次之，因为这类地点的属性特征通常是形状，属于抽象域（Croft，2006：274），而非基本域，此域的体认较为间接，故而借助其他更易被感知的事体实现。同一层级的转喻中，④M事体代事体的转喻比例最高，表明地名事件域内事体要素较动作要素凸显，因为动作稍纵即逝，需要命名者瞬间捕捉，而事体在地点内停留时间较长，更易被觉察。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的地名转喻，下面结合实例分析部分代整体、整体代部分以及部分代部分的三大转喻类型。首先，所有凸显的认知域组合在一起转指整个地名事件域，属于①M部分代整体的转喻。例如，由凸显的动作域“栖”、事体域“雁”和“湖”组成的北京地名“雁栖湖”转指该地理实体。②M属性特征代事体要素也属于部分代整体的转喻。例如，安徽地名“青山”中山的颜色属性凸显度最高，因为青色介于蓝、绿之间，比绿色更柔和，比蓝色更胜一筹，也是一个受到中国传统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的文化词。《说文解字》对“青”的解释为：“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象然。”（许慎，1987 ：106）因此，命名者在视觉感知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作用下激活了颜色认知域“青”，并用以转指“山”的域矩阵。⑤M事体代历史事件或传说故事的转喻中凸显的事体认知域则包含历史事件或传说故事中的动物、人物、情感、工具、时间、游戏和娱乐。例如，河南地名“金鸡河”的事体域“金鸡”转指西汉末年刘秀遭王莽追杀到此地时遇金鸡引路的历史事件。⑦M动作代历史事件或传说故事的转喻同⑤M一样也属于部分代整体。例如，陕西地名“藏山”的动作域“藏”转指春秋时期程婴藏匿赵氏孤儿的历史事件。其次，③M事体认知域可转指事体属性认知域，属于整体代部分的转喻。例如，广西地名“象鼻山”中“山”的形状域得以凸显，山的形状和象鼻的形状具有象似性，因此该地名本质上是隐喻地名，但又内含事体域代事体形状域的转喻，属于 Goossens（1990）提出的隐转喻互动现象中的一类，即包含转喻的隐喻。最后，④M 地名事件域内更凸显的事体域转指次凸显的事体域，属于部分代部分的转喻，更凸显的事体域通常为地点、植物、自然物质、物产、建筑物、动物、数字、位置、方向和距离。例如，新疆地名“蝴蝶沟”凸显的事体域“蝴蝶”转指“沟”，其他事体域“水”和“花”因是非凸显要素而被命名者忽略。部分代部分的转喻还包括⑥M更凸显的动作域转指动作的施事体或受事体认知域。例如，四川地名“鹤鸣山”凸显的动作认知域“鸣”转指施事体域“鹤”，山东地名“听涛崖”凸显的动作域“听”转指受事体域“涛”。

地名转喻在EEMM模型内的操作过程为命名者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中感知地理实体的诸多特征后，经大脑的认知加工形成了ECM的众多事体和动作认知域，这些认知域为认知主体提供了背景要素信息，其中感知者过去记忆中知觉显著度高的认知域被提取出来，并转指其他次凸显的事体、属性特征认知域、历史事件或传说故事，多个凸显认知域在EEMM框架下进行组合，并以部分代整体的方式转指地名的概念结构，最后由命名者在语言层面进行表征，形成地名。

3.2

案例分析

为验证EEMM命名模型的有效性，我们以中国某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为例进行地名的体认分析。

“滚龙沟”的命名模式为ABB，凸显要素为动作“滚”、事体“龙”和“沟”。据《平山县志》记载，东汉末年，刘秀被王莽军追赶到平山县寨北乡南山十里寨，掉下马，不慎滚下山坡，被山下感悟寺的和尚救起，日后做了皇帝。命名者在该背景下感知到了刘秀从马背上摔下山坡的动作“滚”、敌军的动作“追”以及和尚的动作“救”等，用视觉、触觉、动觉、本体感受器和内感受器等感知到了历史人物刘秀及其军队、敌军与寺庙的和尚，用视觉、触觉、动觉和本体感受器等感知到了两山间低洼而狭窄的沟壑、刘秀的战马和军队的帐篷等，并形成了滚龙沟事件域内所有的事体和动作认知域。其中认知域“滚”体现了转喻环境体验认知的自阐明性，反映了环境提供的功能和目的，同时又是转喻动态体验认知的核心要素，转指历史动作的施事体“刘秀”，使“滚”得以凸显。而“龙”通常用来指代皇帝、天子，因此刘秀被喻指为龙，“滚”便间接转指“龙”，体现了转喻社会体验认知的中国独有的社会文化偏好。“滚”和“龙”一起转指刘秀摔下马背的历史事件。事体认知域“沟”既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又体现了地点的知觉特征，即地点位于山与山之间的低洼处，因而也得以凸显。凸显的动作加事体认知域“滚”“龙”和“沟”被整合起来以指代整个自然地理实体事件域，并被命名者赋予语言编码。

该事件的体认过程印证了Gibbs（2005：61）关于环境自阐明性的观点，即一个物体的特征，如位置、形状和方向会导致伸手和抓取行为特定成分的激活。例如，由位置引发的动觉地名“龙庆峡”的命名理据为元代仁宗皇帝出生于此，乃喜庆之事；由形状引发的动觉地名“含山”有崔嵬雄峻，群山列峙，势若吞含之意；由方向引发的动觉地名“朝阳洞”的洞口朝着太阳初升的方向。

4 结语

综上所述，地名的标识与其他许多语言现象一样反映命名者的体认过程。本文依据地名转喻观，在整合了转喻体认性和ECM体认性的基础上提出了EEMM命名模型，用以解释地名体认经验的来源、命名的体认过程以及表现方式，并以中国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为例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本文细化了地名转喻的分类，总结出七种具体的转喻类型。EEMM命名模型是地名体认研究的一个新尝试，将有助于构建以体认语言学为理论指导的学科分支和研究方向——体认地名学，以期促进这一本土化语言学理论的发展。

作者：王天翼，庞陈婧彧

来源：《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耿 曈

校对：王玉凤

审订：贺雨婷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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