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参加辛亥革命，当过红军军长，建国后唯一心愿是重回党的怀抱

1984年4月6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胡公冕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

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党委机关等都送了花圈，邓颖超也送了花圈，国务院参事室牵头主持了安放仪式，并在悼词中肯定了胡公冕过去战争年代的卓越贡献。

图|胡公冕

也就是在这次骨灰安放仪式之前两个月，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党委根据胡公冕生前所请，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

至此，胡公冕临终遗愿得以实现。

一

胡公冕是被追认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也就是说，他过去曾是党员，但后来有段时间脱离了。

类似胡公冕这样的情况的人，其实不在少数，比如文强、侯镜如等等，至于当年脱党的原由，也是各种各样，而胡公冕所遇到的情况，实际上更复杂。

中国共产党成立是1921年7月23日，胡公冕入党是1921年10月。

胡公冕是少数党龄同建党时间差不多长的人。

纵观胡公冕的革命经历，那也是相当复杂。

胡公冕是浙江永嘉人，1888年生人，早年家境贫寒，求学艰难，后曾入学兵营，被父亲劝回，又在老家岩头广化小学当体操教员，因为文化水平低，所以他是一边当教员，一边读高小的课程。

也就是在胡公冕为自谋生计而发愁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

1911年10月0日，辛亥革命爆发。

胡公冕得益于当年在杭州随营军校当兵的经历，他在军校时的排长冯炽已经参加了革命军，在温州招兵时偶遇了他，就把他一起带到了革命军中。

部队开赴宁波后，胡公冕出任了革命军一个师教导团的排长。

凑巧的是，当时该师师长为黄郛、该教导团团长为蒋介石。

黄郛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就更不用说了。

对胡公冕而言，这段经历虽然时间不长，却为他打下了晋升的根基。

南北合议后，胡公冕所在的部队解散，他回到杭州第一师范当体育教员。

也是在此期间，胡公冕也不断思考救国之路，恰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在参加五四运动期间，胡公冕结识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如李汉俊、陈望道等等。

1921年10月，已经从内心深处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胡公冕，经沈定一、陈望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后，胡公冕被派往苏联学习，1922年回国参加革命。

大革命时期正值国共合作，胡公冕回国后先是在杭州第一师范教书，以职业掩护从事革命工作，直至1923年秋，经邵力子、戴季陶动员，以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胡公冕奉命去改造军阀许崇智的部队，但改造过程中也很不顺利，那时蒋介石也在许崇智部任参谋长，感觉难以开展工作，就从上海又回到广州。

从1923年年底到1924年初，胡公冕除了参加广州大本营的工作外，还积极参与筹备国民党“一大”，并受孙中山指示到浙江办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等事宜。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出席。

之后胡公冕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负责在浙江招收学员。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后，邀请胡公冕到军事部工作，黄埔开学后，胡公冕受党组织委派进入黄埔，从一个普通的办事员逐渐升任军校学兵司令。

也就是说，当时的胡公冕不仅与黄埔生之间有了师生情谊，更因为与蒋介石熟悉的关系，接触了国民党内许多元老。

应该指出的是，胡公冕当时主要负责为黄埔军校招生，特别是招收的学生中以浙江学生居多，这批人中大多数都成为后来东征以及北伐时期的主力。

二

对于国共两党而言，胡公冕都是特殊的存在。

从资料记载的情况看，蒋介石与胡公冕的关系虽然一般，但在大革命时期，特别是黄埔军校筹建时期，胡公冕发挥的作用着实不小。

大革命时期，胡公冕也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与蒋介石打交道。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胡公冕也是第一时间察觉出不对劲，向党组织汇报，但组织上那时对于蒋的面目认识尚不清，因此没有提前防备。

胡公冕当时任第六团党代表，被反动团长惠东升拘押，后来是蒋介石说情才给放出。

蒋介石最信任的黄埔生之一胡宗南，是胡公冕招收到黄埔的。

胡公冕与胡宗南相识还要追溯到1910年，后来他为黄埔到浙江招生，第一个选中的也是胡宗南，但胡宗南那时还在教书，无意投考军校，想着游览名山大川增广见闻，胡公冕还予以资助。

后来胡宗南又想报考黄埔军校，但那时胡公冕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名单也已经确定，不得已之下，胡公冕在名单末尾加上了一行字——备取生胡宗南。

胡宗南得益于此，成为黄埔一期生。

胡宗南从黄埔毕业初期，也多蒙胡公冕拔擢，推荐升任副营长、代理营长、团长。

也正因为胡公冕对胡宗南有提携之恩，在1948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周恩来四次派胡公冕策反胡宗南。

那时胡宗南虽然未答应，但对胡公冕自始至终也没有起谋害的心思。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被通缉的30名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中，就有胡公冕的名字。

胡公冕北上武汉后，进入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任团长，原定参加南昌起义，但因为滞留武汉处理善后工作没有赶上起义。

起义部队南下兵败潮汕后，胡公冕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潜居上海。

1928年，胡公冕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加上家乡传来消息称群众基础不错，胡公冕在未与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决定回老家领导农民运动。

当时，胡公冕做了一件错事，即为了取消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令，贸然在报纸上声明脱党。

1929年，胡公冕在上海偶遇周恩来，在向组织汇报大革命失败以来自己的状况以及提出回归党组织，为党工作的请求，周恩来虽然体谅胡公冕的处境，但也对他做了批评。

自此以后，胡公冕虽然仍然为党工作，但实质上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

1929年9月，胡公冕送妻子彭漪兰远赴新加坡谋生，码头上偶遇陈立夫，陈立夫当时就劝说胡不如给蒋介石写封信，这样就可以取消通缉令，事后陈果夫也托人到上海劝说胡公冕。

胡公冕始终不为所动。

1930年，党中央派人巡视浙江温州、台州，鉴于当地群众基础好，革命形势也不错，向中央建议派出动军事的人才来负责领导，中央军委考虑再三，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派胡公冕赴浙南领导当地的军事工作。

胡公冕到浙南后，当地的革命形势果然有所好转，数支零散的游击队被整编起来，并在几个月内就形成了战斗力。

1930年5月初，浙南地方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正式成立红十三军，胡公冕任军长、金贯真任政委，陈文杰任政治部主任，刘蜚雄为参谋长，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下辖第一、二、三大队和教导团。

红十三军极盛时时有6000余兵力。

三

不过很遗憾的是，浙南地区的革命形势并没有延续下来。

在数倍敌人围剿下，红十三军遭到失利，主力不得不分散打游击，至1932年5月彻底失败，胡公冕也因为受到通缉的关系，不得不离开了浙南。

胡公冕利用在黄埔的影响力，在南京、杭州发动一部分黄埔系的军官哗变，但此事被戴笠率领的复兴社特务处破坏。

1932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胡公冕在上海英租界被捕，随即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一关就是近四年。

期间蒋介石始终没有对胡公冕下杀手，主要也是源于当年大革命时期两人共事的情谊，加上胡公冕本身就在报纸上声明过脱党，他认为应该可以拉拢胡公冕。

顾祝同期间曾来探望胡公冕，言谈中也是劝说他要多读孙中山、蒋介石的著作，多写信给蒋谈谈心得体会，但胡始终不为所动。

1936年2月，经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保释，胡公冕才走出监狱，但考虑他巨大的影响力，邵力子将其软禁在西安。

直至西安事变后，胡公冕才彻底重获自由。

整个抗战时期，胡公冕利用自身影响力，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并奉周恩来之命令为党做工作。

只是即便如此，胡公冕也没能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身份，盖因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胡公冕认为无论是在哪儿工作都是为了抗日，是以没有第一时间提出恢复党籍的请求。

1964年，胡公冕重新向组织提出了入党请求，并写下万余字的生平经历，对自己政治上不成熟有过反思：

“1936年2月出狱后，未积极找组织请求审查，恢复组织关系，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一方面因为自己是农民出身，参加革命以后，世界观没有根本改变，缺乏坚强的组织观念，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参加革命以后，由于形势发展迅速，立刻参加到斗争中去，没有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自己认识水平低……”
“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从原来的共产主义战士，降低到一般积极主张抗日的爱国者水平，这是我每一念及便深感痛心。”

不过尽管如此，在后来抗战乃至解放战争时期，胡公冕为党做过许多工作，因为其所处的特殊位置，他的贡献少有人能替代，发挥的作用也不是一般大。

包括在解放战争末期策动胡宗南起义，尽管未获成功。

1949年12月中旬，胡公冕原定随大军赴西南，仍参与对胡宗南的策反工作，但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成行，后在西北军区安排下赴上海养病。

1950年初，胡公冕病体初愈，即受组织指示赴北京，并于同年11月出任政务院参事（后改国务院参事）。

胡公冕在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国家建设，但他内心深处最大的希望，仍然是重新回到党组织当中去，直至生命最后时刻，仍然念叨此事。

1979年6月30日，胡公冕因病去世，享年92岁。

1984年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党委根据胡公冕生前所请，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