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黑白镜像——〈野草〉讲稿》依托于《野草》的原文本逐篇分析，同时又勾连出各篇之间的关系，分析鲁迅创作过程中在写作手法和心态上的变化。作者李森凭借诗人兼学者的感性直觉体悟与理性分析这两种思维诞生了新的阅读方式，在《野草》中发现了一种“背反”的诗意和思想的矛盾，鲁迅文字中的“背反概念”就是他本能性的灵魂结构自身，这个灵魂结构凝聚着强大的生命能量，仿佛旋转着一种尼采式思想的永劫回环运动。
>>内文选读：
鲁迅文中的“背反概念”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的“背反概念”思维及其写作方式，比之过往，汉语文学传统的诗人作家是不会这么写的，刘勰不会这么写，诗话、词话批评家也不会这么写。中国传统文学里不乏社会批判的杰作，但是，其批判思维、批评概念和观念的渗入方式，是包括人物在内的万事万物和诗-蕴创造的自在自显的方式——一种道法自然的写作。它是一种“以诗证诗”的“旨义”，而非以概念和观念证诗的旨义。说得哲学一点，也就是说，它不以“超自然思考”为法，而以“自然”（自然而然）为法。比如《诗经·国风·魏风·硕鼠》的“刺重敛”（《毛诗序》），只“刺”到“硕鼠”为止；比如白居易新乐府诗之《卖炭翁》的“苦宫市”（诗名题注），也只“苦”那“卖炭翁”；又比如《红楼梦》的“字字看来皆是血”，这“血”何曾染红那块“石头”（脂砚斋评红楼旨义诗曰：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理解以“现代性”作为开端的现代汉语文学书写方式这一点，对理解百年汉语文学的诗-蕴生成和审美法则十分关键。如果从思想方面去看，所谓一个时代的文学，必然有其隐喻系统，至少有某种作家们共有的互文性观照的特质，理论家们耕耘的广袤天地庶几亦于此展开。
《题辞》将过去的生命当作死亡，不但死亡，而且“朽腐”，且对死亡和朽腐“有大欢喜”。面对“过去”这种时间性里的“事物”，鲁迅是决裂的态度。他重复两次说：“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这里的“过去”“死亡”“朽腐”“大欢喜”“大笑”“歌唱”都是高度浓缩着隐喻意指的象征词汇，说白了，都是凝聚为概念和观念表达的词汇。鲁迅的才能在于，他能把“大笑”“欢喜”“歌唱”这些词汇的温度调到冰冷的程度。
就鲁迅文学创作的概念性渗入这一点而言，王朔的看法与本人略同：“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小时候我也觉得那是好文章，写绝了，活画出中国人的欠揍性，视其为揭露中国人国民性的扛鼎之作，凭这一篇就把所有忧国忧民的中国作家甩得远远的，就配去得诺贝尔奖。这个印象在很长时间内抵消了我对他其他作品的怀疑，直到有一次看严顺开演的同名电影，给我腻着了。严顺开按说是好演员，演别的都好，偏这阿Q怎么这么讨厌，主要是假，没走人物，走的是观念，总觉得是在宣传什么否定什么昭示什么。在严顺开身上我没有看到阿Q这个人，而是看到高高踞于云端的编导们。回去重读原作，发现原来问题出在小说那里，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意在针砭时弊，讥讽他那时代一帮装孙子的主儿，什么‘精神胜利法’‘不许革命’‘假洋鬼子’，这都是现成的概念，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丑陋现象，谁也看得到，很直接就化在阿Q身上了，形成了这么一个典型人物，跟马三立那个‘马大哈’的相声起点差不多。当然，他这一信手一拈也是大师风范，为一般俗辈所不及，可说是时代的巨眼那一刻长在他脸上，但我还是得说，这个阿Q是概念的产物。”
《野草》的文章与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为代表的一个类型的写作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孔乙己》《社戏》《祝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是不一样的）。《野草》中的文章，概念性渗透也有强弱之分。本人分篇讨论《野草》的一种新文学革命背景下的、特殊的历史语境中的现代性文学话语构成系统。在此之前必须指出的是，鲁迅文中的爱-恨-情-仇、光明-黑暗、美-丑、是-非式的“背反概念”，或者说是“背反观念”，抑或“背反逻辑”，就是他本能性的灵魂结构自身，这个灵魂结构凝聚着强大的生命能量，仿佛旋转着一种尼采式思想的永劫回环运动，而不属于有些新文学诗人、作家利用上述现代性“背反概念”搞“内容”、搞“意义”、讲道理的那种粗浅的写作。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