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北京，混部队大院的都是弄潮儿

毫不夸张地说，京圈撑起了中国影视圈的半壁江山。

八成的演艺圈人士居住在北京，早在90年代，王朔、姜文、赵宝刚和郑晓龙这批北京土著，就用超高收视的《渴望》和《北京人在纽约》，以及情景喜剧开山之作《编辑部的故事》和《我爱我家》，开创了新式京派文化。

这批人制霸了近二十年的电视荧幕，串起了一大帮知名导演、演员、编剧，共同在这个圈子里分享资源。

尤其是这两年刮起的怀旧风，很多都会提到京圈作品。这批已经上映了十多年的剧，放到现在来看，内容和审美都丝毫不过时。

《我爱我家》里的家庭装修和家具摆设，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家居样板。剧里出现的沙发被抢断货，沙发边的落地素色台灯，连今天的宜家都在摆着买。

《北京人在纽约》里，姜文穿着黑色大风衣，戴着蛤蟆镜，开着凯迪拉克去机场接女儿的打扮，立马火遍全国。从此大家不认国产的东风和红旗，凯迪拉克才是财富和品味的真正体现。

姜文拍出了中国最好的青春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宁静从泳池一跃而出，不仅看呆了主角马小军，还带火了她当时穿的那件红色一件式泳衣。于是90年代的海边，挤满了穿红泳衣的少女。

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么多做文化的人，总会相互比个高下。

京圈几十年，相互之间的争执也曾闹得满城风雨，但当朋友有难时，他们绝对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帮忙。

冯小刚拍《天下无贼》时，因为主角是贼无法过审，眼看几百万要砸手里。几年没交往的王朔，给冯小刚出了一个主意：让女贼怀孕，并去寺庙祈福，给了她做好事的动机。

姜文当年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缺钱，当时的女友刘晓庆帮他多方筹措资金，让姜文终能一鸣惊人。虽然后来两人分手了，刘晓庆因偷税入狱后，姜文仗义地花大价钱请了四位顶级律师，让刘晓庆有取保候审的资格。

京圈这帮人，为什么能以这么生猛的姿态，酷了二十年？

究其根本就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出身——军队大院。

大院子弟的朋友圈足够强大，一起长大的发小，都是各领域顶尖的人才：拥有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的古玩老炮马未都，随时给文化参考；创办国内首家本土杂志的时尚女魔头洪晃，帮着在审美上把关。

他们也不用担心权力管制，小时候一起茬架的兄弟都是高干子弟，《顽主》的原型故事，就是叶挺将军的孙子叶大鹰，在聊天时说给王朔的。

大院给他们肆意创造和表达的舞台，大院子弟们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在大院里过上当时最潮的日子。

60年代流行一句话：狂不狂，看米黄。

这里的米黄是指将校呢大衣。在那个年代拥有这件大衣的人，可比如今买到什么LV联名Supreme有张狂的资本。

首先因为它不容易获得，跟一般的棉大衣不同，将校呢只有在55年授衔以后的军官，才有资格冬天申领几件。

当一件衣服不是靠金钱，而是靠官阶身份获得时，它就成为了阶级象征。能穿着将校呢出街，那就是把高级军二代的身份挂出来，处处透露着“不好惹”的气场。

其次将校呢大衣确实好看，样式是前苏联设计出的洋货，用的料子都是苏联进口的高级毛呢，料子厚了版型自然硬实，衣服做工十分细致，连上面的扣子用料都是黄铜。

在全国都是“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环境下，穿一套用料扎实的将军呢大衣，挺直了腰板走进人群里，立马能跟那些软塌塌的绿棉袄区分开来。

一般军官平时都舍不得穿，只在逢年过节的重要场合才会祭出来，子女们更是得求着父母，在必要时候借了穿出去镇场面。

除了奢侈的将校呢大衣，大院子弟们对当时最火的球鞋，回力的追求，就显得实际一些。

在大院里上学的孩子们，衣服书包都是学校要求统一着装时，要弄出点个性就只能从鞋上下功夫。

人人都穿绿色解放鞋的年代，谁脚上能蹬一双雪白带钩的回力，那在众人面前可以嘚瑟上天。

那时的回力鞋一双要6到10块，而军人工资普遍是30块左右。可见一双回力的价值，就跟今天的一双AJ黑红差不多。

按王朔的说法，在那个社会混乱的时候，回力鞋和军帽一样是小流氓抢劫的主要目标。经常看到有人穿着‘回力’神气地出去了，回来光着脚，就知道鞋让人扒了。

任何年代的孩子，想让爸妈给买双酷炫的球鞋，都是要憋足劲考个一百分才有谈判资格。

在没有时尚杂志和网红推广的年代里，回力鞋就是第一代国潮。

生活在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没有不知道莫斯科餐厅的。

在很多村镇还没有通电，很多人连电灯都从未见过的60年代，莫斯科餐厅的厨房里有七个大型冰箱，两座大型电灶，厨房每层设有电动运送机，方便把点心和菜肴送出去。

这样全电气化的设备，让吃饭成了去参观科技博物馆。

这里的刀叉代替了木筷，高脚杯代替了茶缸，咖啡代替了茶水，用到的全部餐具，除瓷器由景德镇烧制外，全部由苏联供给，光是玻璃杯、水晶杯就有一万多件，能在这吃饭就代表着尊贵和奢华。

每个北京人，都把莫斯科餐厅代号成老莫，亲昵地挂在嘴边上，吹着牛说自己是那里的常客。因为能到莫斯科餐厅吃一顿饭，绝对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

北京孩子在那时的口头禅是：“事成之后，请你到‘老莫’吃一顿。”

这句口头禅实现起来可没那么容易，老莫主要是用来接待苏联的老大哥，以及留苏归来的海归学子，本不对外开放。

后来为了创造一点营收，老莫印制了一批“苏联展览馆莫斯科餐厅收据”，发给各单位，由内部组织分配，拿到这张“入场券”的人，才有资格到店交钱就餐。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想象中最牛逼的时刻，就是去老莫搓一顿西餐，灌一杯啤酒。

谁家准备去一趟老莫，可能比对待年夜饭都还慎重：得提前准备好衣服挂起来，不能带着褶子进店丢人；提前了解好点餐顺序，不是把前菜当主食点完；还得提前联系，左手刀右手叉的餐具使用方式，以免出糗。

就算这么折腾，大家都还是排着队地去“开洋荤”，毕竟在老莫，吃的不是饭，而是里面的异域风情。

六十年代，全国唯一的娱乐活动是样板戏

可样板戏也不是都能经常看到的，地方上的人要等着北京的剧团巡演，可能一个月才看得到一次。

但大院子弟可不同。摇滚教父崔健出身空政文工团，在初中的时候，就“坐着大卡车，所有人坐在卡车上，去军乐团看参考片，当时看的是披头士。”

在那个禁闭的年代，大院子弟听到看到的，都远超大院之外的普通人。

大院的大操场上，每个星期都公开放映电影，大院子弟搬着小板凳围坐在一起，享受着专属他们的露天电影院。

军队军级以上的干部，拥有媲美如今影院VIP的“内部电影”证。有了这个证，全家都能去景山前街的军委“三座门礼堂”和位于军博旁边的军委小礼堂，看那些从不公开放映的内部电影。

那时可看的美国大片比现在还多，《出水芙蓉》、《乱世佳人》、《鸽子号》、《魂断蓝桥》、《简爱》……很多没来得及翻译的电影，就在现场配一个同声翻译，礼堂的荧幕里从晚上7点钟一直亮到凌晨3点钟。

这群小孩看完一个片子就赶紧把片名记下来，拿到学校里，跟别人比看过的影片数量。

除了观影量，他们还要比阅读量。

大院的书店里，摆放着只有部队里才能看到，不公开出版的一大批书籍。

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这批书都被包上了灰色、黄色、蓝色、白色、绿色的纯色书衣，作为反面教材供内部批判，被一律统称为皮书。

在大院阅读皮书鄙视链里，最顶端的那个一定在读“灰皮书”，因为灰皮书以政治、哲学著作为主，谁能啃下德国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考茨基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放到今天都是一代人才。

其次是代表着西方文学的“黄皮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和《带星星的火车票》这三部是最火的黄皮书。

如果谁读过这几本书，那如同今天谁提前看过了《复仇者联盟4》，必定站在吹牛的最前沿，是时尚的弄潮儿。

马未都曾在节目上解释过，什么是大院：

“说穿了就是一个五脏俱全小麻雀，从理发店到小卖部，从幼儿园到小学校，从食堂到卫生所，一应俱全。”

建国初期，首都百业待兴，国家从各个地方军队里，调任了最顶尖的精英人才，汇集到各个军队大院里，并肩建设首都。

这些人从天南地北而来，首先要给他们解决居住的问题，于是从公主坟算起，到大约八宝山为止，军种、兵种以及军队医院、军事院校选址驻扎。

几乎所有的军队大院都是统一制式，部队大院的布局直接用的是苏联‘陆军总部’的图纸。

这种军队式的封闭管理，让大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社会，有自己的办公区、生活区，这些初到北京的异乡人，就这么在大院里安了家。

大院里过着的，可是跟外面完全不同的理想生活：

早上大家一同听着起床号起床，大人到办公楼上班，孩子到办公楼旁的学校上学。大院的子弟们从一出生就过着集体生活，在同样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中一起陪伴着长大。

中午和晚上，一家人到大院的食堂吃饭，当全国还在粮票、米票、面票限量供应食物时，大院物资充足。

大院就是一个乌托邦小镇，在里面生活的人，不用出大门，就可以拥有工作中的所有资源，享受到生活里的一切福利。

他们只用专心建设祖国，其他的所有问题，自有大院庞大的系统帮助消化。

“只要说是我们院的孩子跟人打起来了，那二话不说全院都上”，每个大院里人情简单，是最朴素的兄弟情深和最纯粹的儿女情长。

大院围起来的这个小社会，神秘又特殊，里面的人不操心社会上的鸡毛小事，他们只用过好当下。

环境塑造一个人，那群60年代成长在大院的少年，天生就被大院赋予了不同的气质。

他们单纯又直接，一边谈论着诗与远方，一边跟着兄弟满大街茬架，文艺和激情，同时燃烧在他们的青春岁月里。

几十年过去了，这群大院子弟依旧不老。

姜文的电影里还是满屏的荷尔蒙，王朔时隔十几年的新书依旧，郑晓龙的新剧不断。他们依然在影视的第一线，用电影挥洒热血，用文字尝试不同。

看他们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酷，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