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郑洞国赴京任职，妻子赌气改嫁富商，20年后求复婚，结果如何

1948年3月中旬，东北许多重要城市已经被解放，只剩下了沈阳、长春和锦州这三个大城市。为使驻扎东北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免于覆灭的危险，国民党将领郑洞国向蒋介石建议放弃长春。

然而，蒋介石却认为此举影响国民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拒绝采纳他的建议。不仅如此，在长春已经处于解放军层层包围的情况下，蒋介石又命令郑洞国负责固守长春。

尽管郑洞国心中颇为犹豫，身边幕僚、亲朋好友也纷纷劝他找个理由抗命，但3月25日，郑洞国还是飞赴长春履职。

郑洞国来到长春后，这里各种武装力量加起来约有十万，还有50万市民。除了城外飞机场，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已经被全部切断，城内粮食短缺，部队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到了5月下旬，就连飞机场也被解放军控制了起来。

辽沈战役打响前，毛主席等人曾讨论“动员郑洞国起义”，周恩来当时评价他“老实本分”。最后，毛主席同意“想办法争取郑洞国起义”，还交代周恩来以老师的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

不过，当时长春城内一片混乱，这封信没有被送到他的手上。但郑洞国是黄埔一期学生，是老蒋正宗的嫡系将领，深受蒋介石信任，在之前打洛阳、济南时，也都是他打下来的。

不过，即便那时收到周恩来的信，他也未必会投降。

后来，是郑洞国的部属们见这仗已经没法打了，便瞒着他与解放军接洽放下武器，最终，郑洞国这才勉强算投诚了。

当时，郑洞国放下武器跟随部队出城后，迎面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就是司令肖劲光和政委萧华。萧华见到郑洞国后，立即下车与他寒暄问候，没有一点儿胜者高傲的姿态，这也让郑洞国心中稍微好了一点儿。

当晚，郑洞国便受邀与肖劲光、萧华吃饭，席间，郑洞国提出三个要求，即

“不广播、不登报、不参加公开宴会。”

不久后，他便离开了长春，做回了一个小老百姓。

1950年8月，郑洞国因病去上海就医，经过北京时，肖劲光和萧华再次请他吃饭，并建议他可以参与到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之中。

但“忠孝节义”的思想仍然牢牢禁锢着他，思索再三，他还是拒绝了。

周总理听说郑洞国来到北京后，还曾在家中亲自招待了他。谈话中，周总理也提出了请他出来工作的意思。

郑洞国感谢了周总理曾给自己写信一事，又感谢了共产党。最后，他被周总理诚恳的态度打动，说道：“总理，我计划先去上海治病，料理一下家务，然后听从安排。”

周总理笑着点点头。

在上海治病期间，郑洞国看着上海的变化，思想上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当年自己曾参与了接收南京和上海的工作，当时的上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治安更是一团糟。如今，上海解放才一两年，就已经大变样，这让他对参加工作有了一些兴趣和想法。

1951年冬天，郑洞国向周总理郑重表态，称“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1952年，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能够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令郑洞国感到十分激动和振奋。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妻子陈碧莲却在此时闹起了离婚。

郑洞国发妻逝世三年后，与第二任妻子陈碧莲相识并结婚。尽管两人婚后聚少离多，但他们情投意合，感情十分深厚。陈碧莲更是多次不顾战争危险，多次来到前线看望丈夫。这让郑洞国十分感动。

1951年，郑洞国在上海养病期间，两人感情出现裂痕。1952年，面对丈夫的苦苦挽留，以及母亲和弟弟的劝说，她始终拒绝北上，直言“北方寒冷，我水土不服。”

无奈之下，郑洞国独自一人来到北京。第二年，郑洞国便收到了妻子结束两人婚姻的通知书。这让郑洞国备受打击。

与郑洞国离婚后不久，陈碧莲很快便嫁给了上海的一个富商。1955年，郑洞国也有了新的家庭，与35岁的顾贤娟走到了一起，两人婚后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郑洞国和陈碧莲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后，也没有断了往来，郑洞国每次来上海，陈碧莲都会去探望他。而在困难时期，生活条件较好的陈碧莲还多次给郑洞国的长子一家寄去吃的，郑洞国的儿孙们如果来上海，也会上门探望她。两家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往来关系。

上世纪六十年代，陈碧莲随丈夫回到苏州乡下生活，生活一度贫困。丈夫死后，她才回到上海，独自一人勉强生活。

1972年，顾贤娟病故，陈碧莲得知后，来到了北京，想要与郑洞国复合，但郑洞国并没有同意。

晚年，郑洞国的小女儿不幸被杀害，他孤身一人，身边没有人照顾，长子一家更是特意来到北京照顾他。期间，儿孙们都曾劝他跟陈碧莲复合，但他始终不同意，如果家里人一再劝说个不停，他还会面露不满。

虽然两人一直没有复合，但陈碧莲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郑洞国，经常向郑洞国的家人打听他的情况。1986年，郑洞国的孙子和妻子来上海看望陈碧莲，临走前，陈碧莲特意带了做好的红烧牛肉，叮嘱他们说：“带给你祖父尝尝，他以前最爱吃我做的牛肉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郑洞国当选民革中央副主席，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积极投入其中。当时，有不少国民党起义老兵为请求落实政策来北京，郑洞国就在家里接待他们，不仅管他们吃住，临走前还会给他们点儿衣服、钱。

尽管有关单位表示这些钱由公家出，但郑洞国从没张口要过，只是一再由自己负担。他只是想要尽自己所能给他们做点事。

郑洞国曾对儿孙们说：

“我这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

这让他在精神上有了归宿。

参考资料：领导文萃2013年13期、湘潮2009年6期、新传奇2023年4期、《团结报》、黄埔2018年2期、《文史博览·文史》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