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如何参与清朝宫廷政治？

早在利类思和安文思还在四川和他们口中的“精神病”张献忠周旋时，汤若望已经在北京入朝为官了。与利类思和安文思的奴才路线不同，汤若望保持着明朝传教士的士大夫路线，他还担心这两个张献忠的罪臣入京，会影响传教，拒绝在自己的教堂中收留利类思和安文思，所以后来他们才不得不向顺治乞求土地修自己的教堂。

汤若望早在明朝就进入钦天监和徐光启合作编修历法，后来在李自成入京后、清军入关后都能获得礼遇，靠着成功预测1644年日食的准确时间，被清廷任命执掌钦天监。可别小看钦天监，天象有时甚至能够影响朝廷决策。汤若望当时已经非常中国化，说汉语、写汉字，不仅观测天象，还参与占卜、看风水、看手相之类的中式算命，比如多尔衮想新修皇宫，满朝文武都阻止不了，反而是汤若望最后写了一道奏疏，说明代皇宫上合天文下顺地利，风水很好，而新的选址风水不行，占卜也不吉利。多尔衮听了之后居然回复说“你说的是”，沿用了故宫，可见汤若望意见之重。当时安文思反对汤若望算命，写信给罗马教廷告状，但最终罗马方面也选择了默许。

顺治皇帝在位期间，汤若望和安文思分别靠着自己的人脉向顺治展开“攻势”。不过十几岁的顺治皇帝自幼修习佛教，只对两人带来的知识和技术有兴趣。不同的是，汤若望算是德高望重，顺治会公开喊他“玛法”，就是满语的爷爷。相比之下，安文思只是当西洋器物的管家。但总之，清朝初年的传教士比明朝待遇好了很多，能够直接影响皇帝，像本书作者所说，“顺治皇帝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符号，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以一起谈话聊天的皇帝。 ”

不过，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离皇帝越近，权力的光环就越强，传教士因此很快就卷入了清朝残酷的宫廷斗争之中。

1661年，年仅二十三岁的顺治帝因天花病入膏肓去世。在驾崩前两天，顺治曾经召见汤若望，咨询储君人选，汤若望推荐了玄烨。虽然汤若望的理由是玄烨已经得过天花，有足够免疫力，但汤若望曾经在书信中写过，安文思和利类思归入佟家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佟家和自己的关系也很不错。这说明，汤若望一直清楚佟家对传教士的友好态度，所以他推荐玄烨的理由也可能是，他要推动一个利于传教士在清朝活动的皇帝即位。我们无法确定真正的理由，但这次成功下注，让康熙后来更加信任汤若望和他代表的传教士们。

然而，顺治宫廷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满人贵族担心过度汉化。顺治驾崩后，主张强化满洲传统的鳌拜得势，他甚至不准康熙学习汉字。而熟悉汉臣又亲近顺治的汤若望很快就成了权斗牺牲品，这就是有名的“历狱”事件。当时有个叫杨光先的文人，也擅长占算，一直对汤若望不满。在1660年，也就是顺治十七年就上书抨击汤若望的新版历法不符合传统，甚至狭隘地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但当时顺治皇帝并没有理会。3年后，也就是康熙二年，杨光先再次上书，此时把持朝政的鳌拜敏锐地意识到，有了杨光先的技术意见，可以趁机除掉汤若望。

于是，在鳌拜操控下，汤若望案交由礼、吏二部会审，而且前后历经八个月。虽然常有人说汤若望案是中西文化冲突，但当时给汤若望定的罪名是认为他算命算错了，导致顺治宠妃董鄂妃的孩子下葬的时间、位置不对，八字不合，所以董鄂妃和顺治帝才会年纪轻轻却在两年以内先后去世，而不是因为他代表西洋文化。

审理过程中，汤若望和杨光先进行了极其专业的占算技术讨论，两人难分高下，而十几年前的下葬事宜又难以追究细节，最终汤若望被杨光先指控使用《灭蛮经》，传说中这是一本专门写给外国人的历法书，有意搞乱五行，以便使蛮夷“断根绝后”。这下罪名就从占算失误，变成了反清。最终汤若望和当时参与占算的人被判“大逆之罪”，要全部凌迟处死。

很巧合，不久后北京突发地震，人们纷纷议论说是判汤若望极刑激怒了上天。于是在孝庄太后和佟家的努力之下，汤若望最终免于凌迟，原本要被拆毁的北京教堂也获得了保留，但此时他已经中风，不久就去世了。对少年康熙来说，这是一次绝好的宫斗启蒙，后来还利用此案扳倒了鳌拜。在汤若望中风以后，他的助手南怀仁负责辩护，而南怀仁又与安文思等人私交不错。1668年，年仅十四岁的康熙派人找到安文思、南怀仁等人，让他们找接替汤若望执掌钦天监的杨光先有什么历法错误。不久后没有任何官职的南怀仁参劾杨光先，而康熙破例亲自批复，发给议政王大臣会议审理，绕开鳌拜势力控制的礼部，这是他亲政后主持的第一案。更巧的是，就在此案前两个月，康熙安排了一队练摔跤的小伙子入宫，半年后这队人马把鳌拜捉拿归案。虽然杨光先案最后没有牵出鳌拜，但是康熙摸清楚了朝廷内谁支持鳌拜，做好了政治准备。而从南怀仁的信中也能看到，他很了解“杨”的背后是鳌拜，而少年康熙正在准备夺回权力，南怀仁还解释说，之所以给议政王大臣会议审理杨光先案，是因为康熙在那边有自己信赖的人。

此后，康熙长期向南怀仁和一众传教士学习西方的新奇知识，还让他们负责重要的外交谈判，比如中国与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尼布楚条约》。1689年，康熙让自己的心腹索额图和舅舅佟国纲负责谈判，实际和俄国人谈判的其实是名义上的翻译，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徐日升是南怀仁推荐进宫的葡萄牙传教士，当时已经是康熙一家的熟人，而法国人张诚当时年仅三十四岁，刚到中国不久，但是熟悉欧洲政治，所以康熙非常器重他。张诚知道俄罗斯此时和瑞典与奥斯曼帝国争夺出海口控制权已经焦头烂额，坚持更为强硬的谈判态度，拒绝了索额图的让步建议。此次谈判之后，俄国的彼得大帝觉得自己吃了亏，迁怒于两个传教士不帮欧洲基督徒，反而帮异教皇帝，一怒之下把张诚、徐日升所属的耶稣会驱逐出了俄国。

种种迹象表明，康熙长期把传教士当作自己亲信圈子的一部分。有了汤若望和顺治的君臣关系在先，再加上佟家传教士还是娘家人，康熙一朝传教士地位达到巅峰，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