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学”世界才刚刚开始

文 | 丁毅超

如果你熟悉中文互联网键政圈，那么你一定知道“赢学”是当下最为流行的词汇。这一术语脱胎于如何看待我国最近十数年在各方面的变化。部分持有消极态度的互联网键政群体解构性地使用“赢赢赢”和“赢麻了”等话语强调我国“似赢实输”的情况，阴阳怪气之下，"我国背弃了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普世文明发展方向"的底层含义不言而喻。

为了驳斥这种指控，反对者对“赢”进行了再解构，创造出“赢学”这一术语。他们认为，精神种姓制度是“西方普世价值”爱好者选择性忽视我国日益强大的原因。依赖英美过去两百多年在世界的主导地位，精神世界形成了从日耳曼人到华夏人的种姓制度。对西方的全面崇拜是这种种姓制度的典型表现之一。

“赢学”这一术语一经提出，就因其广泛的解释力在键政群体中迅速流行开来，并发展出诸如印欧绩效论、日耳曼伪人论、闭环赢学论等诸多分支“学说”。在某种意义上，“赢学”逆练了80年代以来“河殇派”的思路，只不过这次不行的是蓝色文明而不是黄色文明。

在“赢学”的解释下，一切西方当代的问题都是西方文明自身的问题；西方文明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西方人种本身有问题。在特朗普胜选之后，由于无力解释特朗普为何普选票胜利，中文互联网的“西方普世价值”爱好者也拥抱了“赢学”，知乎著名离岸民主党人土星五号一句“人种不行”成为了少数族裔投向共和党的底层原因。“赢学”彻底成为了新一轮的互联网显学。

由于大多数读者可能对“赢学”这一术语较为陌生，笔者在本文中将更多描述其生成的过程。笔者需要指出的是，“赢学”依旧是政治现实投射在互联网中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反应背后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日益崩溃。在互联网同温层的作用下，哈贝马斯所希望的交往理性进一步退场。随着冷战后秩序的崩塌，“赢学”不是情绪反应的终点，而是下一个起点。

“赢学”的史前史

从“赢学”的问题意识着手，可能是我们了解它生成历史的可能抓手。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我国一直走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中国人必须反复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落后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如何能够摆脱落后的状态。

在这场救亡图存的历史实践中，西方文明是难以绕过的参照对象。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胡适的全盘西化，各种政治力量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事实上，一切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争论都可以在古今中外这个参照系中进行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古今中外的问题没有消解，反而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对意识形态的加入，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河殇派，或者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试图将问题象征性地归于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形态差异。其中的潜台词与胡适的“全盘西化”不谋而合，即西方文明才是现代化的唯一出路。

美国获得冷战胜利加强了这种叙事的置信度，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更是赤裸裸地指出，中华文明的未来就是学习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普世文明。西方化就是文明化，就是普世化。

在今日看来，随着后冷战秩序的逐渐崩溃，历史终结论被视为一种有缺陷的理论，它没有注意到文明发展多样性的可能前景。不过这不妨碍旧有框架具有自己的历史惯性，尤其是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追赶的状态。模仿西方文明的想法不仅有现实考量，也不乏特定时段的借鉴意义。中文互联网键政圈同步承接了这一时代背景，这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流行的实存基础。

问题是，随着最近十数年的发展，我国不再是那个造不出圆珠笔芯的国家，也不是那个“八亿衬衫换一架飞机”的国家；在许多产业上，比如电动汽车和稀有资源提炼上，我国已经超越了西方国家。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都是对我国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表现。现状的改变严重动摇了1840年来西方普世文明价值论支持者的基本前提。我国从模仿者成为了被模仿者，中国落后——西方先进的传统二元观念开始崩溃。

面对情势的改变，部分西方普世价值论支持者开始在中文互联网上率先将“赢”投入键政圈使用。他们认为中国过去十数年的发展实际上只是一种胜利主义的假象。看似“赢赢赢”或者“赢麻了”，实际上确实大输特输。随着日益“远离”西方普世文明，我国将最终沦为失败国家。

不可否认的是，在官僚主义的影响下，我国确实在某些宣传上存在一些夸大，但这与键政圈中某些人的恶意讽刺之间相差甚远。这些人从根本上敌视我国十数年的发展成果；或者更贴切的说，他们根本不认可我国可以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背弃西方普世价值的情况下，这十数年的发展只能是虚假的和表面的。这才是他们以偏概全，用“赢赢赢”讽刺我国最近一切发展成果的心态机制。只不过他们不曾预料，对“赢”的键政化将很快成为回旋镖，击中在他们自己身上。

“赢学”的诞生

想必不少读者应该听说过前几年盛极一时的“入关学”。其支持者认为文明之间不存在充分理性沟通的可能性，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是低人一等的“蛮夷”；夷夏之辨只能通过实力对比的变化来解决。只要中国比西方文明更强大，自然会有人为中国辩护和进行理论构建。问题是，中国近几年的发展非但没有导致“西方大儒”为我们辩护，反而各方间的摩擦和裂痕不断增多。这为“赢学”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赢学”诞生于某位已经被封号的知乎丹麦旅游博主言论中。该用户在对丹麦的日益反感中创造出“日耳曼女人喜欢嫁拉丁男人”这一提法，讽刺日耳曼男性的某些“缺点”。这种说法迅速在去中心化的键政圈中泛滥，一切互联网上的政治争论迅速滑坡为文明本身的问题。

一些具有语言学背景的键政参与者从中汲取灵感，将印度种姓制度与印欧语系联系在一起，认为今日的西方文明就是印度种姓制度的翻版。由于英美两国过去两百多年的宰制，日耳曼人是名副其实的一等人；拉丁人和斯拉夫人是可能的二等人或三等人；华夏这样远离西方文明的地方只能是四等人。部分人进一步认为，美国实质上就是在形成新的种姓制国家。各种显性和隐性的限制将种族与特定职业绑定在一起，黑人去打篮球唱rap是典型的表现之一。

针对“入关学”难以解答为何中国变强了依旧没有“西方大儒”辩护的问题，“赢学”指出西方文明不可能会承认华夏文明的平等地位。更为糟糕的是，这种种姓制是印欧语系自身语言结构和文明构建的必然结果。只要中国人不走融入西方文明的道路，就不可能得到“梵化”（种姓提升）的机会。那些“逆向民族主义者”在国外处于底层，但在精神世界中，他自认为自己的种姓拥有更多“梵化”的机会。这是他们一方面对白人趋炎附势，另一方面又对大陆嗤之以鼻的心理机制。

“赢学”进一步将“赢”进行了再解构。他们指出，比起中华文明，西方文明更依赖胜利主义。这套“赢学”发展到极限就是所谓的“闭环赢学”，在这套游戏规则中，我国没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一旦我国在某个领域达到领先水平，这些西方“赢学家”可以迅速宣布该领域不重要。国产大飞机和圆珠笔芯是这种说法的实证之一。

换言之，以做题家的思维对抗“闭环赢学”只有死路一条。从GDP到工业制造水平，再到大学论文发表量，华夏文明永远无法阻止西方文明创造出新的绩效主义陷阱。印度人之所以不受这套西方文明影响，并且海外印度人在各国如鱼得水的原因就在于，印度人作为雅利安人，早就直觉到西方文明是对自己种姓制的模仿，跳出了西方文明设计的绩效主义陷阱。

针对英美世界在过去两百年的主导地位，“日耳曼学”（或称为日耳蛮学）是“赢学”世界时下最流行的分支之一。“日耳曼学”认为日耳曼人从根本上就缺乏自持性，他们只能模仿其他文明生存下去，日耳曼人因而被视为“伪人”。英美文明的“劣根性”是日耳曼人“劣根性”的结果，华夏文明不可能与这种文明形态相兼容。

“赢学”的流行

“赢学”强大的解释能力让其在键政圈中迅速收获许多支持者。尤其是在阶层固化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赢学”获得了额外的现实影响力投射。越来越多的键政圈参与者开始使用“赢学”讽刺西方普世价值观爱好者无视中国发展的“丑陋”姿态。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堪称对“河殇”派的反动。西方文明不再是理性、科学和现代化的代名词，反而成为了文明的洼地。正如曾经普世价值爱好者讽刺华夏文明无法现代化一样，西方社会的一切缺陷也是西方文明不可避免的结果。

如果“赢学”只停留在这一层面，那么它充其量只是某些键政爱好者的专属术语，但特朗普的当选彻底将“赢学”变成了中文互联网键政圈的普遍用词。如果对福音派而言，特朗普在去年11月的胜选是基督降临般的奇迹；那么对广大“正道世界”的捍卫者而言，这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民众会支持这样一个反复无常、极度自恋、视国际规则为无物的人可以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正如笔者之前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整个美国左翼学界都试图尽可能将特朗普2016年的大选解释为偶发性意外。比如，科里·罗宾在16年大选预测翻车之后迅速修订自己的书，并在第二版中将特朗普当选解释为一种意外，是美国选举人团制度无法充分反应民意的结果。其中的潜台词清晰可见，特朗普没有赢得普选票。

问题是，在去年的大选中，特朗普不仅赢得了选举人团的胜利，也赢得了普选票，这导致整个美国左翼学术界的阐释策略再次失效。以至于科里·罗宾不得不在自己的Facebook上承认，“右翼为何能持续获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好的答案。”

学术界在顶层设计上的迷茫也传导到了键政圈。西方普世价值爱好者在失去智力支持的情况下，不得已尝试自己分析问题。然而，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本次大选中会有如此多的少数族裔转向共和党。尤其是在他们认为共和党和特朗普的政策将对少数族裔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这种转投即便不是非理性的也是斯特哥摩尔综合征的表现。

他们同样无法理解为什么拜登政府在经济数据如此欣欣向荣的情况下反而支持率每况愈下。在那么多鼎鼎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家联手支持拜登经济学，苦心孤诣地向大众宣传特朗普关税政策对民众可能伤害的情况下，美国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选择了特朗普。

在“理性”思考彻底失效的情况下，知乎著名离岸民主党人土星五号最终拥抱了“赢学”，愤愤不平地喊出了“人种不行”的结论。“赢学”迎来了自己的大爆发和流行，现在它成为了一切键政圈普遍采用的术语。

西方普世价值论爱好者将一切无法理解的问题都归结为文明问题和人种问题。公共理性的进一步退场是“赢学”泛滥的直接表现之一，一切问题都根源于无法改变的文明特性，这反过来意味没有任何理性辩论的必要性。“问就是人种不行”成为一切问题最简单粗暴的答案，剩下的无非是自我情绪认同的问题。不得不说，这种阐释颇有新时代颅面骨相学的味道。

需要指出的是，“赢学”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键政用语，其含义的边界并不清晰。笔者也无意于穷尽“赢学”讨论的每一个角落，毕竟这一用语还处于自身早期发展阶段。但笔者认为，“赢学”确实反映出政治现实所引起的情绪变化。其背后是大国竞争、男女性别对立和阶层日渐固化等一系列事态的结果。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互联网将进一步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并对公共政治形态产生愈发强烈的印象，公共政治生态位的不断迁移将为“赢学”这些政治模因提供更为强大的推动力。“赢学”不会是中文互联网键政的终点，而是下一个键政术语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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