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乡村移风易俗取得良好结果，需要以农民持续大幅增收为前提

郑渝川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中表示，乡村振兴，既要富脑袋，也要富口袋，既要“塑形”，又要“铸魂”。现在乡村振兴不振兴，不光看农民的腰包鼓不鼓，还要看乡风好不好。到农村看，现在都反映高价天价彩礼娶不起，豪华丧葬死不起，孝道式微，农村老人老无所养，这些现象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存在着，推进乡村文明建设，进一步推动乡村移风易俗，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群众，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这一方面的工作也非常重要，也要持之以恒地抓，抓出成效，要让农民有获得感。（澎湃新闻3月8日报道）

乡风当然是可以经过倡导、行政措施、宣传发动，进而形成建设成效的。

但要客观看待外力介入形成的乡风成效。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收入本身比较低，尤其是农村留守农民及其成年子女的收入都不是很高，出外打工者的收入也不稳定，且面临着诸如中年以后哪怕去建筑工地也不被接受、年纪再大一点干保安快递等工作也寻觅无果等困境，那么乡风既然形成一定程度的规制、限制，那么很多仪式就自然会松弛、淡化。

乡村文化、生活秩序、生产秩序本身是密切镶嵌在一起的，充满着大量的松动空间，也就是所谓的不规范、不合规但合乎情理的空间。也就是规则必须首先建立在人情基础上。

比如如果在乡里创办一个小工厂，或者经营一个小饭店，你放着乡里乡亲不雇用，跑去外聘劳动力，是要被戳脊梁骨的。既然请了亲戚、邻居、乡亲，就不能像普通员工那样比较严格而不留余地地进行管理。当然，反过来，被请到亲戚、乡亲店里、厂里帮工的人，对于老板也要有更大的宽容度，比如工资晚发几天，在没有加班费的情况下帮忙处理一些应急订单。打工者如果锱铢必较，在乡里的风评也会很差。

这种镶嵌在一起的文化、生活秩序、生产秩序，存在松动空间，而维系彼此关系的重要内容就是仪式，比如婚丧嫁娶仪式，还有老人祝寿，亲戚、邻居盖房，以及杀猪等活动。这里边涉及到礼金，彩礼，有些地方的行情水准过高，造成攀比，让很多农民确实不堪重负。

但是行政外力一介入，就会造成一种情况，比如婚丧嫁娶和祝寿、盖房等活动涉及到的礼金，那就是比较本分、忠实看待乡里、亲情、家族情谊的人，仍然会按照既有的标准支付较高的礼金，而其他人则可能就有了托词，降低礼金份额。最终造成彼此之间有了明显间隙，再加上很多活动、仪式的现在的筹办成本比较高，比如婚礼、办寿摆桌，行情越来越高，原本可以通过礼金基本摊平支出，现在既然行政外力要求礼金不得超标，那么谁办仪式，谁就亏损，这当然会导致仪式举办频率的降低。

仪式举办频率降低，这意味着村庄里边主要剩下留守老人之间有限的来往，而出外打工者之间基本上就会断了来往。因为不再存在或很少存在供年轻一代、中年一代维系感情和来往的机会。村里的男性出外打工，女性陪伴娃娃到镇场、县城读书，本就是常见现象，各种仪式减少，回村频率就自然降到冰点。

这种来往的减少，必然导致乡村很多传统文化活动，比如春节期间以前可以动员村里的年轻人、中年人参与、出资的活动，响应者会越来越少。还会使得诸如众筹修路、建桥，管养村社部分公共设施和文化设施的活动，也会迎来无人响应的尴尬——要么干脆不回乡过春节，将老人接到城里去过，进一步减少与村里其他人所可能产生的交集来往，要么哪怕回乡过节，也闭门不出。

再来说彩礼。行政外力介入，确实有助于降低彩礼行情。但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村里有闺女的人家必须把女儿嫁给同村人，如果得不到彩礼补偿，那就稍稍提高择偶标准，放在同样存在较多适龄男性，但经济条件更好的镇场、县城。在不要彩礼或者大幅降低彩礼要求的情况下，适龄农村女性在镇场、县城并不愁嫁。这种情况下，仍然留在村子的适龄男性，确实不用再付出彩礼了，但却面临择偶对象供给大幅减少的困境。行政外力的介入，对于这部分男性来说究竟是起到了帮助作用，但是相反，就很难说了。

乡风建设，如果是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比较快，大家都处于一个增收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实现，外力介入引发的一连串意外后果也会更少。就像是浙江、江苏一些地方，因为收入比较高，所以地方政府倡导薄葬厚养，减少彩礼，大家有能力负担厚养，普遍收入较高使得新组合的适龄婚育家庭，对于共同经营发展的收入前景以及小家庭反哺上一代的承担能力前景，都普遍乐观。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实现，也不容易有反弹。

但如果收入不是很高，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老年人除了种地种菜没有什么额外营生，而中青年人如果生活在城市，背负房贷压力很大，赡养父母的财力有限，甚至如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团队调研所了解到的那样，甚至普遍出现农村出身的中青年人“啃老”，也就是离不开老年父母通过种地种菜的创收的经济支持。这种情况下，薄葬厚养只可能实现前者。

事实上，除了东南沿海部分地区，中西部很多地区所谓厚葬父母，操办仪式，如前述，这本身是融入乡村文化、生活秩序的仪式内容，兼有为死者家庭融资的功能。打破这一切，限制操办规模和礼金数量，的确为农民减负了，但是却额外带来人情淡漠的后果，如前述，大家必然来往得越来越少。乡村过去那种文化、生活、生产多方面的人际互助、亲友互助链条，也就肯定难以存在。

所以破解一切的关键，很可能仍然在于如何实现较为普遍的农民致富，创造出留守农民以及出外打工、进城发展的农村户籍人口迎来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良好预期。在这种情况下，移风易俗更可能得到良好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