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膏涂在坦克上：德军装甲兵的哈尔科夫回忆

本文由公众号“尼伯龙根工厂”授权发布

阿尔弗雷德·鲁贝尔（1921-2013）是一名杰出的装甲兵基层指挥官，二战时期，他先是在德国国防军第12、13装甲师服役，后来又调到503重型装甲营，担任虎式和虎王坦克的车长。停战前一共取得57个击杀记录。

战后，鲁贝尔继续在联邦德国国防军以参谋身份服役，最终官拜中校。退休之后，鲁贝尔又出任军事技术顾问，在担任顾问的同时，他还撰写和参与编撰了多本军事历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就是他和两位老战友洛赫曼博士、还有冯·罗森合著的《二战德国第503重型装甲营战史》。

20世纪50年代在联邦国防军装甲兵部队担任军官的鲁贝尔。

鲁贝尔生前接受了俄罗斯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自己在“二战”期间的经历。

鲁贝尔：1921年，我出生在（东普鲁士）蒂尔西特附近的森蒂内镇。我父亲是个农民，但也做牲口生意。我是家里的独生子，一直读书到18岁。小学、中学一共读了十年，然后还需要在文法学校学习三年，文法学校的最后一学期被称为Ober Prima。学生毕业后有权进入大学或军官学校就读。在我上学的时候，学制已经缩短，12年级就可以毕业——这就是所谓的“紧急入学权”。战争结束之后，那些想上大学，但只有紧急入学权的学生还得读两年的预科，就是这样……嗯。在1939年，我自愿参军，然后一直战斗到1945年。

鲁贝尔的战时留影。

为什么要当志愿兵呢？这是因为志愿兵可以自主选择在哪个兵种服役，我想当装甲兵，不想去步兵部队。

记者：您如何评价战前东普鲁士的局势？

鲁贝尔：波兰提出了领土要求，生活在这块飞地上面的人们非常担心东普鲁士被波兰吞并。

记者：您上了多少年的学？参加过小胡子青年团么？

鲁贝尔：几乎每个人都参加了小胡子青年团，我在里面的通讯分队，在这里接受了无线电和话务技术训练，我觉得这很好玩。小胡子青年团每周活动一次，但我不能说这是意识形态灌输，事实就是如此。毕业典礼的时候，学校强迫我们穿上小胡子青年团制服。但整个班的学生在没有事先商量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都穿着黑西装来参加典礼。

起初，我很高兴我加入了自己想去的兵种，但后来事实证明，我被“Pz.”的缩写欺骗了（德军反坦克部队早期缩写为Pz.abwehr），1939年12月5日。我被分配到了步兵，成为了第21步兵补充训练团的第14反坦克连的一员！这个团是是第21步兵师的新兵补充和培训基地，驻扎在埃菲尔。我感觉不是很好 ——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而且我还进了步兵部队。

德国反坦克炮简称为PaK，前两个字母代表的就是Panzerabwehr，反坦克的意思。后来认为Panzerabwehr防御色彩太浓厚，攻击性不足，将反坦克兵种改称Panzerjaeger，可以翻译为坦克歼击部队。

那天，天还没亮透，非常寒冷，一大堆新兵蛋子在布劳恩斯贝格下了火车。这里有两个穿着灰色制服的先生大声吆喝着：“分到步兵的，往左走！分到炮兵的，往右走！”我多希望自己既不是步兵，也不是炮兵，而是一名装甲兵啊！所以我站在月台上，等着看他们吆喝装甲兵往哪儿走。其中一位先生走到我跟前，非常粗鲁地问我在等什么。我把我的日程表塞到他的鼻子底下。他一下子就涨红了脸，大声吼道：“老实儿去当步兵！”于是我就当了半年的步兵。

在步兵基础训练的三个月里，我为了调离部队，写了九次申请。直到法国战役结束之后，装甲部队需要扩编至之前的两倍规模，他们才考虑接受申请。1940年6月，我被调到了柏林的第5装甲团，成功转职为装甲兵。

在战争期间，我在国防军装甲部队服役5年，战后又在联邦国防军服役22年，然后又在坦克设计领域工作12年，直到今天，我的生活还是离不开坦克。

2007年，鲁贝尔（右二）来到瑞士国防军训练场，观摩豹2主战坦克炮术训练。

我的晋升速度极其缓慢。1940年6月1日成为一等兵，12月正式晋升下士。在完成装填手和炮长岗位训练之后（训练期间一炮都没开过），我们被调到了新组建的29装甲团，属于12装甲师，驻地是扎甘。团部、一营和二营驻扎在卢本，第三营驻扎在斯普罗陶。我在第9连，连里共有17辆配备7.5cm炮的四号坦克，营里另外两个轻型连配备了捷克造Pz 38（t）坦克，这种坦克速度很快，装备了滑稽的3.7cm炮。

记者：训练时候开的是哪些坦克？

鲁贝尔：一号、二号、还有38（t），教官都是士官，军官们在场监督。

鲁贝尔等人训练时驾驶的一号坦克，他们将其戏称为“克虏伯小跑车”。

记者：在上前线之前，你们多久进行一次射击？

鲁贝尔：弹药不够，很少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场里有射击训练模拟器，也就是把步枪枪管固定在炮筒里的装置，用步枪开火射击标靶。实弹射击只进行了有数的几次，每次打不了几炮。

记者：装甲兵培训持续了多长时间？

鲁贝尔：六个月，首先是岗位训练，然后是车组训练，训练节奏并不很紧张。这个装甲师是用步兵师改编的，只是在步兵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装甲团。

记者：炮术训练是什么样的？是静态射击，还是短停射击？

鲁贝尔：只有静态射击，顶多也就是在行进期间用机枪扫几下，仅此而已。

记者：您还记得车长的指示口令怎么说吗？

鲁贝尔：有一套开火口令，或者叫“RMZ”口令。三个字母当中，R代表炮长（Richtschütze），M是弹药（Munition），Z是目标（Ziel）。内容是这样的：“炮长，12点钟方向，弹药-穿甲弹，目标-敌方坦克！”学校是这么教的，在战场上很少有人照此执行。我当车长的时候，我会把手搭在炮长的左肩或者右肩上，当我用力挤压他的肩膀时，他会按照方向迅速转动炮塔， 当我轻轻挤压时，他会缓慢转动。然后我提示距离，他捕捉目标并开火。

记者：您的作战历程是如何开始的？

鲁贝尔：大约在1941年6月10日左右，部队向东调动。我们在阿伦斯坦地区下车，经过尼古拉伊肯向莱斯克地区的边境行进。有传言说已经和苏联达成协议，让我们通过苏联领土去攻打伊朗。隆美尔的部队在北非所向披靡，德国将在全球发动进攻，把英军从埃及、中东和其他所有的地方赶出去，我们将要夺取伊朗的油田！这种说法太离谱了，我当时应该也是将信将疑，但考虑到德国已经和苏联结盟，所以也说的通吧。那时候我们自称“伊朗军（与非洲军对应）”，有些人已经开始做领到热带作战津贴的大梦了。

但是在6月21日晚上，连长奥伯曼上尉宣读了发动进攻的命令……

鲁贝尔：在一月底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普特洛斯。和我同宿舍的三个室友分别是海诺·克莱纳、赫伯特·佩茨卡和汉斯·里普勒，这三位如今都已经去世了。我们来自同一个装甲团，但不在同一个连。一天吃早餐的时候，我和海诺聊了起来：

我：海诺，和我讲讲，新坦克长什么样？

海诺：炮管老长了，你想想能有多长？

我：能有多长？

海诺：比你想的还要长点。

鲁贝尔训练期间的室友海诺（左）和里普勒。

不久之后，我也见到了这种“奇迹武器”，它很威武，但和我想的不一样。我希望它可以更优雅些，就像T-34那样，但我看到的是一个形同大蜥蜴的怪物。那时候只有一辆虎式，所以训练进展极为缓慢。

二月间，第500坦克教导营调往帕德博恩，训练变得紧张起来。非洲军团急需坦克增援，我们接受了热带作战培训，去向可能是正在撤往西西里岛的504营。

第500坦克教导营在帕德博恩的训练场地，1943年4月。

1943年3月训练结束，我们被调往附近的谐纳营地，参与组建新的虎式坦克连，连长是斯科伯。连里的第一批新坦克运抵车站，要等到天亮之后才能卸车，在这之前需要有人去站岗，我接下了哨兵的任务。那里没有警卫室，天很冷，我坐在其中一辆坦克的驾驶座上，一切都是那么新，新到产生了一种陌生感。晚上非常无聊，点火钥匙就插在仪表板上，我已经学习过了一些开关的用途，怎么才能启动引擎呢？我那时候还没有拿到坦克驾驶执照，但早就已经会开坦克了。出于好奇，我转动了钥匙，一下子就打着了！

我没注意到挡位已经放在了前进挡，我转动方向盘，给了油，坦克动了起来，开始转弯，然后怎么样了呢——履带下面的楔子被挤了出来，坦克的屁股和车头都处于悬空状态。为了避免闯下更大的祸，我没有尝试将坦克倒回原位。我不知道来卸货的人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想，反正他们没来找我算账。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认真学习虎式坦克的操作要领，把它研究得明明白白。

我被任命为车长，有权自行挑选车组成员，于是我要在沃尔霍夫认识的瓦尔特·荣格当炮长。驾驶员是瓦尔特·埃斯赫里格，无线电操作员是阿尔弗雷德·普克，装填手是约翰·斯特罗默。

鲁贝尔车组合影，从左至右：

·驾驶员瓦尔特·埃斯赫里格

·机电员阿尔弗雷德·普克

·车长鲁贝尔

·炮长瓦尔特·荣格（后）

·装填手约翰·斯特罗默

以下为免费内容：

问：坦克乘员之间是否可以相互替换？

答：连里有个预备队，一般有十个人，如果某个车组岗位出现空缺，就从预备队里找个替补。我那个车组从来没有相互替换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坦克损失居高不下，所以一直会有没车开的坦克手。步兵部队更缺人，大家都很害怕会被调去当步兵，任何没拿到一级铁十字勋章的人都面临着被抓去填线的危险，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问：没有坦克的坦克手会做什么？

答：他们在预备队休息，喝酒玩扑克，虽然新的坦克迟早会补充，但预备队里一直有闲人。

晚年的鲁贝尔在探索频道库尔斯克战役纪录片中讲述自己的经历。

鲁贝尔老先生酷爱阅读和雪茄。

问：您怎么看待党卫军？

答：我认为黑衫党卫队（即普通党卫队）与武装党卫军完全是两回事。武装党卫军作战勇猛，准备充分，而且不吝惜人命。如果我们部队一下子死了好几个弟兄，那么大家就会怪罪军官指挥不当，怎么可以这么蛮干？武装党卫军就不一样了，他们认为损失越大越光荣，他们对人、对人性的看法完全不同，总之和我们不一致。直到“720事件”之后，我们才开始向党卫军军官行抬手礼。

问：您对7月20日的暗杀未遂事件持什么态度？

答：我在7月20日晚上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件事情。我非常反感当时“帝国劳工阵线（RAD）” 头目罗伯特·莱伊博士的讲话。这货的绰号是“帝国醉鬼”，很明显他又喝醉了，讲话时候磕磕巴巴的（注：此人在“一战”期间当过航空机枪手，因坠机导致脑部受损，余生一直被口吃和情绪暴躁困扰）。他造作地宣称“蓝血猪（所谓的贵族军官团）”企图谋杀“元首”，听了令人十分不爽，以至于大家都没心思搞清楚暗杀事件的前因后果。

“帝国醉鬼”罗伯特·列伊。

在我返回预备单位的途中，在柏林的西里西亚车站，我像往常一样向军官行了军礼。当时我并不知道“全国傻逼总长”希姆莱已经接管了整个预备军，并强迫国防军用抬手礼替代军礼，只听到整个车站的军官都在大吵大嚷。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新的问候方式。

纳粹当局当时正在柏林审判事件参与者，众所周知，柏林人口无遮拦，他们说这起暗杀事件简直太可恨了——为啥可恨呢？因为它没有成功！

问：国防军在720事件之后引入了类似于政委的制度吗？

答：是的，每个部队都要安排一位国社主义教导军官。我们的头儿没有等上面派人，而是指派了一位全营最年长，最受人爱戴的老军官来担任这个职位——他任命了一个根本不是纳粹党员的，完全无害的老好人。如果长官通情达理，那么党棍们就完全没有掌权的机会。

问：您当时是不是部队里岁数最小的？

答：战士们的平均年龄在18-20岁之间，军官们略微年长一点，我在军官里算岁数小的。但我当时是预备军军官，不是职业军官。

2011年，鲁贝尔（右二）和朋友们共同庆祝自己的90岁生日。

让我来稍微介绍一下德国的军官培训制度——在1815年的沙恩霍斯特改革之前，普鲁士军队的军官职位完全由贵族霸占。不需要培训，只要贵族出身就足够了。改革之后，平民出身的军人也有机会成为军官，能否晋升完全看水平如何，而不是出身贵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官培训依然建立在沙恩霍斯特改革的基础之上，但与时俱进，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职业军官和预备军军官之间存在差异。职业军官通常是家长给孩子选择的职业，他们从小在士官学校接受培训，之后再考入专门的军校。预备军军官是为了满足战时扩军的需要而培训的，这些人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适合服役的条件，军方会把他们动员起来，进行几次军事训练，然后由相关军事单位的军官批准，获得预备军军官衔级。

一般来讲，军官需要具备大学入学同等资质，但军官短缺造成文化水平要求降低。在1938年，文法学校三年级，也就是中学13年级，被取消了，接受12年教育之后就有了进入大学的权利。随着战争的爆发，要求进一步降低。从11年级转入12年级将获得“紧急入学权“，视为大学预科生，有权进入军校学习，成为军官。

最初只有在德累斯顿的一所军校，所有的军官学员都在那里学习。随着对军官的需求增加，又陆续开办了更多军校。装甲部队的军校设立在柏林附近的文斯多夫，而我在1944年4月进入图林根州奥尔德鲁夫的军校就读。

那里的培训与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我们是经验丰富的坦克手，而那里却格外强调军事纪律，装甲部队从来不屑于这些表面文章。“纪律严明”的原因可能是这里的校长，他是持有血章的老党棍，在1923年和希特勒一起冲击过慕尼黑统帅堂（啤酒馆暴动），他把这种对我们来说极为陌生的风格带到了装甲部队当中。

纳粹血章及其佩戴方式，背面图案就是慕尼黑的统帅堂建筑。

具备了一定前线经验的军官学员们必须在五个月之内学会如何指挥手下的人员和坦克，学习内容包括如下课程：

·战术指挥

·敌军军情

·坦克实战理论

·战斗演练

·军兵种协同

·军事体育

·军事历史

令人意外的是，这里并没有关于国社主义的课程，这可是1944年了！教官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前线军官，每个人都有一大把勋章。很多教官都曾在前线负伤，因为负伤后身体条件不再适合战斗任务才被安排教职。

培训对每个人都一样。培训结束后不进行考试，而是进行认证，虽然我觉得课程没有什么难度，但还是有四名学员未能如期毕业。有一些学员是直接从部队下来的，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士官，拥有骑士十字勋章等高级勋章，这些人都能顺利完成培训。由于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在培训期间，方言的差异造成了许多沟通障碍。学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出生于1911年，是个贵族，当时已经34岁了，而我毕业时候才23岁。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获得预备少尉军衔，这是入门级的军官职阶。在圣诞节前，预备少尉会被正式提拔为少尉，然后派往各自的单位，需要担任连长的人还得继续参加进阶课程。

问：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有许多人说德国军队的士气下降了。你们部队的情况如何？

答：当然，我们部队的士气也下降了，我们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了，怎么能走到这般地步？

问：“堡垒”行动是如何开始的？你们有没有专门为它做准备？

答：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侦察机拍摄了许多照片，并交给装甲部队研究。在6月份，我们开始和步兵进行协同演练。战斗开始之后，我们驱车来到前线，并对苏军阵地开火，摧毁了多处工事。

问：苏军在德军进攻前进行了炮击准备工作。你注意到了吗？

答：注意到了。我们在顿河边等待工兵建好浮桥，浮桥是在别处组装的，然后再用冲锋舟和拖船连接到一起。苏军的炮击非常猛烈，满天都是炮弹，它们落到河里，河水就像沸腾了一样。工兵们光着膀子在水中打木桩，用拖船把一节节浮桥拖到河心，他们的损失一定会非常惨重。在顿河对岸又是一场恶战，那里到处都是地雷。

问：在射击T-34的时候，你们会从多远的距离上开火？

答：我们能做到在1500米的距离上精确射击，距离越近，准头就越好，这样才能每发必中——这也是我的座右铭。在“堡垒”行动期间，我的炮长在1800米开外击毁了一辆英国重型步兵坦克（丘吉尔），那玩意装甲可真厚实。但总体而言，装甲兵们会在1000米的距离上开火。

德军在库尔斯克摧毁的丘吉尔坦克，这种坦克在苏军的保有量不大。

问：您会在坦克炮管上画战绩环吗？

答：不会的，上面不让我们这么干。据我所知，如果坦克被苏军俘获，而它的的炮管上画着六道圆圈，那么它的车组成员肯定会遭到“区别对待”，所以坚决不能画，但别的部队可能没有这样的规定。在瑞士的一家坦克博物馆，有一辆炮管上画了20个战绩环的虎王坦克，可真敢想。

瑞士的虎王坦克目前的修复状态。

问：不同的坦克所需要的技术维护工作量是不一样的吗？

答：所有的坦克都需要大量的维护工作，可以偷点懒，但打仗时候坦克坏了可就完蛋了。我得强调一下，每战斗一小时就需要进行十个工时的维护，让一个人干上十个小时也行，五个人一起忙活俩小时也行，这就是我的实战经验。

问：你们使用过缴获的坦克吗？

答：我们用过，但没人愿意开那玩意，被误伤的概率太大了，搞不好会被自己人打死。

问：您进到过T-34里面吗？您对它作何评价？

答：还是呆在虎式里面好，T-34里面就像毛坯房，到处可以看到毛刺，还有粗糙的金属表面，虎式坦克里面的一切都如同抛光过一样。

问：是什么信念支撑您战斗下去？或者说，明知打不赢了，德军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

答：战友情谊！我不能丢下自己的弟兄临阵脱逃，弟兄们也不会这么做。举个例子吧，1945年4月，德军丢掉了维也纳，已经无可挽回了。在维也纳的军械库那里有德军修理厂，我们派了一个来自维也纳的司机回去偷运发动机，别人都这样说：“你们怎么可以派他去执行这样的任务？他肯定不会再回来了！”可他确实回来了，还运来了发动机，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蒙混过关的。我们部队几乎没人投降，大家继续团结在一起，已经共同战斗了这么多年，谁都不想离开这个集体。

1945年初，我从军官学校毕业归队，向新任营长冯·迪斯特·科尔伯尔上尉和营副官海尔莱因中尉报到，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我想回到我的“老窝”第1连，可他们却把我派给第3连，我完全不适应那里。第3连的连长冯·罗森男爵，还有另外两个管事的军官我都不熟悉。从1944年4月离队至今，我已经缺席8个月之久，还认识我的人确实没多少了。我没有分到坦克，整天坐在连部的干草棚里，连长似乎也顾不上我——从1942年起，第3连就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小圈子”。在无所事事两天之后，我受够了，而且我觉得他们也不想要我，所以我就去找连长，主动请求分配任务（这样的话他必须分给我一辆坦克），要么就放我去开大卡车。最终，我回到了第1连，并得到了自己的虎王坦克。

我还记得在扎莫拉的战斗。1月24日，大约在晚上11点，发出了进攻的命令，所有指挥官都在场，包括各位车长。营里派出了三四辆虎王坦克，由拜尔少尉带领作战。当时的天气寒冷，大约有零下十度，各车先进行发动机、变速箱和电池预热，然后趁夜开往出发阵地，在那里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开始进攻。

永远不能低估你的敌人，如果你把敌人当傻逼，那么你就会遭到傻逼的惩罚。刚一天亮，我们的装甲巨兽就冲上了战场，苏军在夜里拖上来好多反坦克炮，还埋了地雷，我的坦克双侧履带一下子就全都断掉了。

所以，必须要从敌人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他们会做什么，怎么做。前一天晚上寂静而晴朗，敌人肯定听见了坦克开往起始位置时发出的引擎噪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意进攻，就很容易铸成大错。如果计划不能改变，那么至少要换个进攻方向，带队的必须得多动动脑子！现在情况对苏军非常有利，一辆双侧履带断裂的坦克明晃晃地戳在雷区上面。我们想在被干掉之前多换些苏军的性命，用主炮不停向他们开火。在不到1000米开外的地方有一片还没有来得及收割的玉米地，里面有四五门7.62cm炮不停开火，驾驶员这时候已经受伤了，但炮塔里的人还在继续作战。在发射下一发炮弹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于是我从指挥塔的潜望镜向外看——好家伙，炮管比平时短了一大截子，就像棕榈树叶一样炸开了，炸得还挺对称！看来是坦克被弹太多，其中一枚炮弹打中了火炮，引起了炸膛。现在已经没法继续开火了，可伊万们仍然不肯收手，这种处境真是令人难受，根本没办法从坦克里出来。

然后开始下雪了，能见度低至50米，炮声也停歇了。我们连忙带着伤员撤离坦克。当我们回到藏在低地的战友身边时，雪停了。我们又活了过来！

之后不久，我被调往营部出任执勤军官，我并不喜欢参谋工作，记录战斗日志的工作尤其令我厌烦，但好在营部的3号车（战术编号罗马数字III）是我的，还可以继续参加战斗。每天晚上，作战部的文书，也就是首席军士长胡戈·韦伯会来到前线的营部指挥所，我向他总结当天事件，韦伯回去撰写战斗报告，第二天再带回来，由我审核并签名。

我一直陪同营长参加会议和发布命令，此外我还是营里的联络官，负责和高级指挥部进行联络，所以我对全营的大事小情都了如指掌。

在战争行将结束前的几十天，事态就如同万花筒般变幻莫测。我们的503营是统帅堂装甲军的“消防队”，虎王坦克三五成群，从一个战场赶往另一个战场——很少能同时凑出十辆能打仗的坦克来，一般都只能出动两三辆坦克，搭救一下那些快要支持不住的部队。这样的战斗太多，有好多我都想不起来了，但在米特霍夫的那场值得一提，它如同奇迹一般，非常精彩。

在黎明时分响起了战斗警报——大约有20辆敌坦克突破到我们的右侧。当时有浓雾，能见度不到100米，而且战场嘈杂，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营长命令我带领三辆坦克，通过诺伊多夫向西侦察。

通过诺伊多夫之后，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敌人踪迹，能见度仍然非常差。于是我们保持战斗戒备，继续从诺伊多夫向北沿着通往拉亚的道路前进。两公里后，我们从右侧越过了一些由北向南延伸的坦克车辙，数了数一共有12条，这应该就是突破进来的苏军坦克部队，大约有一个营的规模。还在向北移动。我马上用无线电向营部请示，但联系失败了。我们转身沿着车辙向北行驶，在到达拉亚-威尔登德恩巴赫公路之前，我看到了许多炮弹壳，直径大约10cm，这意味着它们要么是IS-1坦克（实际上配备85mm炮）、要么是SU-100自行火炮。这种口径的火炮足以对虎王坦克构成威胁，必须要警惕起来！

继续行驶两公里之后，我们到达米特霍夫，没有和敌人发生接触。能见度开始好转，我们占据了一处阵地。村民们一开始把我们当成了苏军，他们说苏军坦克还在向北推进。我再次试图联系营部，但没有连接成功。

我们继续前进，互相掩护。在1500米开外的森林边缘，苏军坦克冲着我们开火——敌军位置确定，侦察任务完成，于是我们全体撤回农场——现在已经是中午了，不知道为什么苏军要停在那里。在研究地图和询问当地村民之后，我们得出结论，这些坦克被塔亚河挡住了去路。

在等待营部回应时，一辆虎王坦克盯着南边，另外两辆盯着北边。希望营部可以再派些坦克来，凑到六七辆坦克，我们就可以发动进攻了。

但增援久等不来，可真是无聊透了。

我从坦克里走出来，挪开谷仓房顶瓦片往远处看。我看见林间大约停着十来辆T-34/85，全都面向我们的方向，或者说东边。这片区域是开阔的，但一座小山坡的顶部为坦克提供了掩护，距离大概有1400米。

终于，我成功联系到了营部，我们已经在这里呆了两个小时，一动不动。必须得动手了，要想办法把敌坦克引诱出来。

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山坡顶部是平的，坦克炮只能直射，但如果把射程定在2000米，那么炮弹的轨迹应该可以越过山顶，扰乱苏军坦克。当然，坦克没办法间接瞄准，需要从谷仓房顶那里瞄准才行。

一辆虎王把车尾顶到谷仓的墙边，正好停在屋顶观察员的正下方。炮管、炮塔和观察员处于同一直线，这样一来，就可以从水平方向瞄准目标了。射程定在2000米，第一发炮弹打在山顶，第二发越过了目标。苏军开始紧张起来，发动了引擎，并把坦克转向炮弹飞来的方向，但他们搞不清楚我们在哪里瞄着他们，因为我们的位置也被山坡挡住了。

把射程减少了半个刻度之后，第四发炮弹命中一辆苏军坦克，它起火爆炸了。

与此同时，营长亲率两辆虎王到达米特霍夫，那些苏军坦克突然乱成一团，向东逃窜。在距离他们1500米的地方，虎王坦克从侧面开火，很快就把10辆苏军坦克击毁在开阔地上。

时隔50年之后，鲁贝尔等老兵又重返米特霍夫旧战场，当年被他们击毁的T-34残骸还留在原地，里面已经长出了树。

我们得知德国国防军在5月9日无条件投降，可我们并不想呆在原地，等着苏军来缴械。大部分同营战友选择向西转移，穿过布德约维采和莫尔道河（伏尔塔瓦河）向美军投降。在布德约维采，捷克民兵封锁了莫尔道河上的桥梁，西行的车辆和人员都停了下来。万幸，我们的队伍里还有两辆虎王坦克，分别是112号和213号，都由我来指挥。我们发现捷克民兵躲在桥后放枪，于是就开着坦克经过停下的队伍，一直开往桥头，213号车的炮长汉斯·维尔斯是这样说的：

5月9日，我们到达布德约维采，捷克人不让德国人过桥。我们的坦克向前开去，指挥官鲁贝尔中尉下车，向捷克人径直走去，坦克在后面跟着他，捷克人丢下阵地逃跑了。

我们沿着一条破损不堪的糟糕道路前往波希米亚森林南缘的山区。一座非常破旧的桥挡住了坦克的去路，这应该是布德约维采西部的莫尔道河桥。在那里，我们只能忍痛放弃了最后两辆坦克，将它们从山坡上开下，一头扎进山谷的沼泽里。

503营最后的一批虎王坦克都被陆续遗弃在捷克境内，其中一辆就是上文提到的213号。

我们这100多人乘着汽车，一直逃到附近多布鲁什村外的森林。在那里进行了最后一次集合，然后解散，互相告别。美军当时设置了封锁线，按照协议，有很多被拦下的德军战俘又被转交给了苏军。所以，我营的许多战友落到苏军手中，当中又有许多再也没能返回。多亏了营长迪斯特·科尔伯尔博士的提醒，我才没有被苏军俘虏，在解散前，他向我们提出了如下要求：

·分成小组。穿越波西米亚森林向西逃跑。

·美军会沿着道路设卡，所以尽量在林中行进，避开大路。

·到达波西米亚和巴伐利亚的山脊分界线时，应尽可能避免从西面的旧国界进入德国境内，美军无法判断此方向来人是从东线还是西线撤退的。

他的建议救了许多人的命。

5月10日午饭过后，多布鲁什村附近的森林已经空无一人。在最后的点名和解散之后，大家各奔前程。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装甲兵徒步得越远，那么他失去的自尊也就越多，但我们还是遵循了分成徒步小组穿越美军防线的建议。不幸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听从营长的劝告，他们轻率地继续乘车向西，然后在能见度很差的山区被美军拦下，并转交给苏军。

我和一小群士兵一起行动，我带着食物、地图、双筒望远镜、指南针和一支手枪。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可天还亮着呢。我们看到了第一道封锁线，它沿着普拉赫蒂茨 - 克里斯蒂安堡公路由南到北延伸。在奥伯海德墓地，我们等到天黑，试图确定哨岗的数量和位置。

还是美国人给了我们机会——他们开着吉普车，灯火通明地停在岗哨上聊大天。按照古老的步兵战术，我们匍匐着接近道路。不巧的是，路前面有沟，我们跳过一个一米高的障碍物，虽然发出了一点噪音，但成功越过了美军哨兵。他被吓了一大跳，先是嘟哝了几句，然后过了好一会儿，才追着我们打空了一整个冲锋枪弹匣，向自由迈出的第一步取得了成功。

不幸的是，我被树枝绊倒在地，装食物的口袋和望远镜都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而且还和同组的人走散了。现在我身边只剩下来自第3连的伯勒尔，他由于长得像犹太人，所以大家都叫他“布比（Bubi，和意第绪语中“老太太”一词读音相同）”。我俩在一棵冷杉树下凑合睡了一晚，除了一件原野灰色的装甲兵制服之外，我没有任何保暖衣物，这一宿可冻了个好歹。

我们翻过了海拔1300米的库班尼山，山上还有些发黏的积雪。美国人不愿意离开道路和他们的吉普车，所以在森林里是安全的。我们饿得肚子咕咕叫，只能一路从农民家里讨吃的，他们给了我们一点食物。后来，我们终于走出大山，发现已经到了布兴努，离茨韦尔斯尔不远。

我有指南针和地图，所以一路上不停有溃兵加入我们，队伍逐渐壮大起来。经过连续100公里的徒步越野行军之后，大家都需要休息。村子里挤满了难民，我们在艾克斯伯爵的城堡里找到了便装，混进了难民当中。

村子外面的哨兵发现美军正在接近，于是我们又转移到森林里。这时候已经是五月中旬了，必须得绕开封锁。我想去汉诺威，但必须要持有盟军签发的解除动员证明才可以自由通行，否则还是会被抓进战俘营去。

我的小组变得太过庞大，冒冒失失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向西前往雷根斯堡，而伯勒尔想去施韦青根看望他的父母。我们遇到了一群被疏散到城外的学校师生，伯勒尔身穿短裤，看起来很像个中学生，于是我要求他混进学生堆里，他照做了。在6月底，伯勒尔安全到家，一位市长大恩人签发的文件帮助了他。

下一个目的地是斯塔菲尔施泰因，汉斯·冯·哈格迈斯特家住那里，希望他能顺利找到亲人，现在就剩下我自己了。

吃饭成了难题。我向西走过巴伐利亚森林、多瑙河和雷根之间的地区，这一带到处都是国防军的溃兵、难民，还有被东欧国家驱逐的德意志人，也就是DP，所有人都在搜罗吃的。DP可以从美国军队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领取救济粮，而士兵和难民只能向当地居民乞讨。在这几周有很多人热情帮助了我，虽然像我这样的“流离失所人员”可以从市政府申领配给卡，但需要一份证明文件才能领取。当然，也可以买东西吃，可我身上没有钞票，所以，我只能客客气气地和老百姓讨饭。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欧洲设立的难民营路牌。

圣灵降临节过后的那天，尼特瑙附近高博登区的一个富裕农家招待我吃了一顿大餐，这是我此生最为丰盛的一顿饭，饭后还有作为点心的炸猪肉丸子和腌李子。我放松下来，沿着蜿蜒的林间小路走着。突然，就像变魔术一样，窜出来一辆吉普车，它在我前面五米开外的地方停了下来。

美军在魏登、安博格和格拉芬韦尔建立了所谓的“复员营地”，他们把来自第6和第8集团军的被俘德军转交苏联，其余被俘德军在那里登记，如果没有发现在党卫军服役、担任纳粹党政或军队高职等严重情节，那么战俘将会领取到复员证明，然后获释回家。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会对来自统帅堂装甲军的人从重处罚，但在和被释放的战俘交流之后，我决定去魏登营地自首——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四天之后，我就拿到了我的证明纸，我的战争结束了。多年以来对生死和伤病的担忧，至此烟消云散。

问：您如何评价这场战争呢？

答：这场战争常被人描述成“种族主义者”对“劣等民族”发动的战争，这是不对的，是后来的人们捏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那样看待它的。

问：您把打仗看作一份工作吗？

答：我认为对波兰开战是必须的，而且合情合理，因为德国当时害怕波兰。然后我们又攻打法国，导致全世界都反对我们，这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战争。总的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是当兵的，所以我必须服从命令。

问：当您听到投降的消息时，您作何感想？

答：我毫不震惊，很明显，战争已经输了，迟早要投降的。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会梦到战争吗？

答：不会，我会梦到我的房子、我的儿子、我的家庭、我的母亲。梦到我在草地上放牧牛群，梦到我的童年，梦到我父母的家，可我从未在梦中重回战场。

战后在联邦国防军继续服役的鲁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