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特权？斯大林与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令人瞠目结舌的特权生活！

斯大林的红蓝铅笔，圈出个特权金字塔

1922年，列宁躺在病榻上，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眼看着苏联的未来却无能为力。没过多久，他撒手人寰，斯大林顺势接过了大权。这位新上台的领导人动作很快，刚坐稳位置，就在中央书记处捣鼓出了个新鲜玩意儿——“名录制”。

这东西可不是随手写几个名字那么简单，而是拿着一支红蓝铅笔，把全国5.5万名干部的档案翻了个遍，再仔仔细细地分出个高低贵贱来。红笔一勾，蓝笔一圈，硬是把这些干部的命运画成了一个立体的金字塔。底下的几十万人马只能听命干活，中间的那些中层干部有点小权力但不敢乱动，而塔尖上的4000人，直接成了苏联的顶层精英。

这4000人可不是白拿好处的，他们被安排住进了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高级公寓楼。那地方可不是普通住宅，楼里每一扇窗户都擦得锃亮，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连门把手都是镀了金的。公寓旁边还开了家特供商店，货架子上摆得满满当当，全是外头见不着的好东西。瑞士巧克力一块块码得整整齐齐，包装纸上印着金色的小字，法国香水瓶子精致得像艺术品，淡淡的香气隔着玻璃都能闻到。

进店买东西得掏出特供券，上面盖着红色的公章，卢布在这儿一点用都没有，哪怕你兜里塞满了钞票，营业员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商店门口每天都有人守着，普通人想靠近都不行，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些穿呢子大衣的特权干部拎着袋子出来，袋子里露出巧克力的边角或者香水的瓶盖。

与此同时，外头的日子却艰难得要命。普通工人下班后得裹紧破棉袄，排上整整三小时队，才能从国营商店里领到一块黑面包。那面包硬邦邦的，掰开里面还有点发霉的味道，拿回家还得掰碎了泡水才能下咽。队伍里的人冻得直跺脚，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卢布，眼睛盯着柜台，生怕面包卖完轮不到自己。

五年计划建工厂，别墅也得防弹玻璃

斯大林可不是只会窝在办公室搞特权的家伙。他这格鲁吉亚鞋匠出身的汉子，眼光确实厉害得不行。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时，苏联还是一穷二白，他就拍板要把工业搞起来。几年下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这片荒地愣是被改头换面，平地起了座巨大的钢铁厂。

厂房里机器轰隆作响，炼钢炉昼夜不停地吐着火舌，钢水顺着槽子流下来，冷却后一块块摞成小山。工人们穿着灰扑扑的帆布服，汗流浃背地推着矿车，铁轨上满是黑乎乎的油污。第二个五年计划接着上马，全国的拖拉机厂也被他大手一挥改成了坦克流水线。

车间里原本组装拖拉机的机床被拆下来换了新零件，工人们围着图纸忙活，不出几个月，履带轰隆隆的T-34坦克就从厂房里开了出来。这些硬家伙可不是摆设，到了1941年卫国战争打响，斯大林坐上了铺着波斯地毯的专列，车厢里地毯厚得踩上去没声，墙上挂着地图，他指着地图上的红线发号施令，底气十足，全靠这些工厂撑着。

可权力这玩意儿，就像黑海边上那捉摸不定的风，吹久了就把人带跑偏了。斯大林的日子越过越讲究，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别墅成了他的心头好。这地方原先只是个普通庄园，后来扩建了一次又一次，前前后后折腾了四回。每次扩建都得从头规划，工人们扛着木头和砖头忙得脚不沾地，新盖的楼顶上还装了厚厚的防弹玻璃。

这些玻璃是从德国空运来的，卸货时得用吊车小心翼翼地吊下来，玻璃边缘裹着软布，怕磕着碰着。院子里的花园也翻新得不像样，花匠是从法国请来的，手里拿着修枝剪，围着玫瑰丛转悠，剪下的枝条堆了一地，空气里全是花香。

前线打得正激烈，朱可夫元帅带着部队在泥泞里跋涉，晚上宿营时只能分到几块冻得硬邦邦的土豆。火堆烧得噼啪响，他裹着军大衣蹲在地上，用小刀把土豆皮削掉，露出来的土豆肉冻得发白，咬下去牙都得使劲。同一时间，后勤部长赫鲁廖夫却忙着另一摊事儿。

他带着人跑遍了莫斯科的仓库，把一车车的意大利真皮沙发运到领导们的别墅。沙发运到时得用帆布盖着，卸下来时几个士兵抬着，小心不让边角蹭到地。送到孔策沃别墅后，工人们把沙发摆进客厅，深棕色的皮面在灯光下泛着油光，坐上去软得能陷进去。沙发旁边还配了小茶几，上面放着擦得锃亮的铜烟灰缸。这前线后方的差距，摆在一起，谁看了都得嘀咕一句“离谱”。

勃列日涅夫上台，官僚们赖着不走

时间一下跳到了1970年代，勃列日涅夫成了苏联的新掌舵人。这位年轻时在第聂伯河边炼钢的小伙子，1964年刚接过权杖那会儿，确实让不少人眼前一亮。他上台没多久，就把赫鲁晓夫搞的那套干部轮换制给废了。

以前干部们隔几年就得挪挪位置，现在好了，这帮人直接把椅子焊死了似的，一坐就是二十年。办公室里文件堆得满满当当，桌上的电话铃响个不停，他们穿着熨得平整的灰西装，肩上别着党徽，每天照旧签字画押，位置一动不动。靠着西伯利亚油田喷涌出来的石油美元，苏联的国库哗哗地进账，特权阶层的生活也跟着水涨船高，过得那叫一个魔幻。

莫斯科市委大楼底下，居然偷偷挖了个秘密泳池。泳池藏在地下室，入口用厚重的铁门锁着，门上刷着绿漆，只有政治局委员和几个高级干部知道怎么进去。开完会，他们脱下呢子大衣，换上泳裤，直接从会议室走楼梯下去。泳池水清得能看见底，墙上贴着白色瓷砖，水面上漂着几圈涟漪，旁边还放着叠好的毛巾，毛巾边角绣着红色的锤子镰刀标志。

委员们扑通扑通跳下去，游上两圈，水花溅到岸边，地上的拖鞋都被打湿了。泳池上方隐约能听到大楼里打字机的嗒嗒声，楼下的水声却没人管，游完爬上来擦干身子，毛巾一裹，又坐电梯回办公室接着开会。

与此同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却卡在另一条线上。想买辆拉达轿车，得先去登记，然后排上五年队。车厂门口的队伍从清早排到天黑，登记簿上名字密密麻麻，前面的人提了车，后面的人接着补上。排队的人穿着厚棉袄，手里攥着几张卢布，脚下踩着积雪，车厂的喇叭偶尔喊个名字，队伍才往前挪几步。拉达车从流水线上下来，灰色的车身刷着薄漆，开出去没多久就得修，可这已经是普通人能指望的最好东西了。

勋章挂满胸，差点栽进红菜汤

勃列日涅夫这人有个毛病，特别出名，就是对勋章爱得不得了。他上台后没多久，就开始给自己加勋章，硬是弄了四枚苏联英雄勋章挂在胸前。这数量可不得了，连打遍卫国战争的朱可夫元帅都只有三枚，他愣是比朱可夫多了一枚。

不仅如此，连波兰送来的“勇士勋章”这种外国荣誉，他也不嫌弃，直接别在睡袍上，穿着拖鞋在家里晃悠时都能听到勋章碰撞的叮当声。有一次，他接待外宾，胸前挂满了亮闪闪的勋章，金的银的加起来得有好几斤重。结果那天他走路时步子迈得有点急，身体一晃，差点没站稳，整个人朝前一栽，眼看着就要一头扎进桌上的红菜汤里。好在旁边的助手眼疾手快，赶紧扶了一把，才没让这尴尬场面成真。

1970年代，他常去扎维多沃狩猎场消遣，手里拿着一把镀金的猎枪，枪管擦得锃亮，专门用来打麋鹿。那猎枪是从国外弄来的，枪托上还刻着花纹，一看就是高档货。每次狩猎回来，厨房里就多出一堆麋鹿肉，炖汤烤肉忙得热火朝天。可就在他打猎的同一时间，老百姓却挤在商店门口排长队抢卫生纸。那时候卫生纸供应短缺，一卷纸得撕成小块用，排队的人得早早占位置，不然轮到自己时货架就空了。

他手下的官僚们看着老大这么干，也一个个学了起来。乌克兰的书记谢尔比茨基在基辅弄了个私人画廊，里面挂满了从欧洲运来的油画，有的是风景，有的是肖像，全是真金白银买来的收藏品。阿塞拜疆的书记阿利耶夫更夸张，直接在巴库盖了座仿克里姆林宫的官邸，红砖墙、白塔楼，连门前的台阶都照着莫斯科的样式修，占地好几公顷，里头的家具全是进口货。这些人把特权玩得花样百出，权力越大，手笔也越大，日子过得比谁都滋润。

阿富汗流血，鱼子酱照飘香

到了1979年，苏联把军队开进了阿富汗，战争一打就是十年。阿富汗的雪地里，苏联士兵扛着步枪在山沟里跋涉，靴子踩进雪里冻得发硬，鲜血洒了一地，有的连尸体都来不及收。战场上补给跟不上，士兵们啃着干面包，喝着壶里结了冰的水，帐篷里风呼呼地灌进来，连火都烧不旺。

可就在这时候，莫斯科的特权商店里却还是老样子，鱼子酱照样摆在柜台上，打开盖子腥香扑鼻，一勺下去能卖出天价。货架上还堆着从法国运来的红酒，酒瓶上贴着金色标签，旁边是瑞士手表，表盘上指针滴答走着，全是高级货。商店里人不多，只有穿呢子大衣的特权阶层拎着篮子慢慢挑，营业员站在柜台后，麻利地包好东西递出去。这边打仗打得血流成河，那边生活照旧奢华，差距越拉越大。

官僚们忙着开会、签文件，下了班就钻进自己的小圈子，聚在一起喝伏特加、吃烤肉，桌上摆满银质餐具，连餐巾都是烫过折好的。普通人却越过越艰难，商店里连面包都得限量供应，排队买肉得拿票，票用完了就只能空手回家。

到了1991年，这栋苏联大厦终于撑不住了，在12月的寒风里轰然倒下，解体成了十五个国家。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里，堆着没来得及运走的法国红酒和瑞士手表，酒瓶上落了灰，手表停了针，像个没人收拾的仓库。

参考资料：[1]王正泉,刘江永（点评）.官僚特权阶层:苏联解体的致命根源[J].人民论坛,2007(1):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