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化人类学同行的世界文化之旅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知名人类学家，其代表作《菊与刀》长期占据国内社科读物畅销榜，相信不少读者脑海里的“世界文化地图”中，关于日本文化的那块“拼图”就出自本尼迪克特之手。然而，距《菊与刀》1946年问世已近80年，有学者直言，它早已“不是一部可靠的导论性著作”（徐英瑾：《否思〈菊与刀〉》）。的确如此，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奔赴在量和质上早已今非昔比，这自然对我们的文化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简单地阅读既有的研究结论显然不够，更深入地掌握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才是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菊与刀》恰是作者对自己1934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中的理论进行应用的成果，后者也被誉为从事文化研究的绝佳引路书。因此，暂别《菊与刀》，回溯《文化模式》，具有“返本—开新”的重要意义。

现在，新译的《文化模式》应景地来到了我们手边。译者的表达打磨精良，对原始部落的描述十分传神，值得称道。整体而言，它尽到了好译本的职责：降低读者的理解门槛，提升作品的阅读趣味。

在理论层面，作者首先强调西方文明的全球传播不是必然，而是“历史的机缘巧合”；然而，具备先发优势的民族很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将自身文化夸大为历史必然和普遍标准。有中心，自然就有所谓边缘。此时，其他的事实，如波利尼西亚人从爪哇岛到复活节岛跨越一万公里的文化传播，就被轻视为“地域性人种的过度发展”。于是，白人“周游了世界，却从未在国际酒店以外的地方居住过”，错过了世界旅行的根本趣味。而对于当今的世界，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哲学伦理学结论——“因为自己的文明依赖经济竞争，就说它是人性可依赖的首要动机”，残留至今仍是挥之不去的幽灵。

实际上，作者批评的不仅仅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文化人类学家看来，任何自我中心论都忽视了一点：一种文化是在排列着无数可能性的“大弧拱”上进行裁取的产物。换言之，另一套文化选择是完全可能的。意识到这一点，才不至于丧失文化想象力。在20世纪30年代，本尼迪克特的多元文化观可谓先锋。书中举了两个文化人类学案例：在如何看待性成熟这件事上，阿帕切人把初潮视作神圣，而凯列尔印第安人却对他们的年轻女士们避之若浼；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从未避免战争，因此似乎任何文化都不会缺乏战争的概念，但加利福尼亚的教团印第安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最多只能在街头斗殴的意义上理解现代人所谓的战争。这些案例表明，在相似的生理基础上，世界各地的人们选择了五花八门的文化，而在自己的社会中它们同等堪用，这便是人类社会的可塑性。如作者所言，可塑性是人类“开始并保持进步的土壤”，是人类区别于动物、超越自然限制而实现全球生存的秘诀。同时，可塑性需要多元文化观的哺育，但后者并非先天的给予，而主要依赖后天的习得。综合以上两点，可以总结说：培植多元文化观素养、摆脱自我中心主义不是选项，而是每个民族的必修。

那么，如何实际地对多元保持开放？作者给出了整体文化观的理论方案，也即在接触异域文化时视其为独特且有机的整体，而非“肢解”它，然后“数”它的特质。从整体着手意味着“以在那个文化中业已制度化的动机、情感和价值为背景观察特定行为”，考察特定族群在什么样的根本目标指引下串起劳作、婚丧、战争等领域的生活实践，使之成为融贯的整体。正是在这种态度指导下，作者以古希腊的日神/酒神（节制/疯狂）精神为视角，比较了三种原始文明，其呈现的差异与多样令人大饱眼福。但比起剧透书中那些有趣的民族志细节，我更想在此提出一种阅读本书的方法，帮助读者更好地深入这本《文化模式》。

在笔者看来，《文化模式》值得阅读至少两次。在初读时，我们可以代入作者——一位受德国观念论传统影响的美国学术精英——的视角，学会如何像文化人类学家一样观察异域文化，也即带着追问文化模式的心态读书。在熟悉了作者和整部作品后，我们可于重读之际试着抽离于作者视角，从自己这个第三者的视角出发，推敲作者的所看之景、所得之见的其他意味——“螳螂捕蝉，我们其后”。这第二次启程更富趣味，因为它实际上是围绕相关案例展开的拓展性研究。由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往往极尽细致与全面，所以我们不妨代入私人的或特定学科的问题意识，使这些材料承载更多种探索兴趣。

例如，对于信奉“和为贵”的中华文化而言，推崇嫉妒与仇恨的多布文化恐怕是很难以理解的。作者没有深入分析个中缘由，只是在案例的最后总结多布人：“他们的美德就是尽可能地找到受害者，发泄自己对人和自然的恶意。”这种憎恶究竟从何而来？历史唯物主义在此提供了一种线索。在案例的开头，作者介绍多布人的小岛“怪石嶙峋、土少鱼稀”，他们与自己的族人保持“永久的区际敌对关系”；但附近那些自然禀赋优越的小岛上却是一幅政通人和的景象，人们讲求和平与互惠。在后面的材料中，我们注意到多布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确实相当局促。想起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精神生活”的洞见，我认为，这些因素很可能就是那些“恶意”的物质根源。若上述论说成立，我们便见证了根植田野的文化人类学如何与提纲挈领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结下姻缘。

综上所述，文化人类学是一门朝向可能性与多样性的学科，其现实效用不局限于特定学科、特定读者。人类学学者周大鸣曾指出，尽管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旅行，但在外在形式上，两者极为相似。笔者想继续补充的是，是否具备前述的多元与整体文化观，从而是否能真正地理解其他文化，这是文化人类学家与一般旅行过客的内在差别。尽管绝大多数的读者并不必要成为专业的文化人类学家，但我们都会旅行，而文化人类学的滋养有助于我们走出滞于多元文化之外的一孔之见，赢获更加饱满的旅行体验。又或者，人生也无非一场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