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运河之水“柜”中来

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3月3日起在央视一套播出。《北上》是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运河流淌，贯通古今，而大运河山东段地处中枢区段，作为“咽喉要道”尤为关键，其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文化的繁荣。

文|刘永加

雨水节气已过，天气回暖，降水量逐渐增加，特别是3月2日，山东多地迎来降雪天气，带来了大量降水。这对于春耕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而追溯至明清时期，完全依赖外来水源的山东运河，更是需雨水的补给，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水柜。可以说，山东运河之水就是水柜中来的。

五湖者，水之柜也

明清京杭运河的贯通，促进了南北之间各方面的交流。其中鲁运河又称“会通河”或“闸河”，即山东运河，位于京杭运河中段，长约600公里，北系京师，南控江淮，为漕运之咽喉，是我国南北主要水道。

由于山东四季分明，再加上降水少，季节又不平均，致使山东运河水源不足，难以保证河道水量，影响了漕运的正常进行。为解决这一问题，除大量疏浚泉源以外，还在山东沿运河设置水柜以调节水量。“运道有源，疏沦是亟。顾水之为物，恒雨则溢，恒阳则干，伏秋常有余，春夏常不足，蓄盈济绌，此水柜之所由设也。”《乾隆兖州府志》中的这段话就说明了山东运河设水柜的原因。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也指出了水柜对于山东运河的重要意义：“运艘全赖于漕渠，而漕渠每资于水柜，五湖者，水之柜也。”

虽然山东降水少，但山东运河沿线湖泊繁多，这些湖泊可以通过水闸与运河贯通，成为调节运河水源的重要水库，以改变运河水源分布不均的困境。《清通鉴》卷九十二说：“山东运河之水，全赖诸湖渟蓄，以资灌注，所以前人有水柜之名。”正像清代治河名臣靳辅《治河方略》中所说，这些水柜“溢则减河以入湖，涸则放湖以入河”，对山东运河的水源补给作用巨大。

在明代，山东运河沿线湖泊有“水柜”与“水壑”之分，运河之东诸湖称“水柜”，运河之西诸湖称“水壑”。山东诸泉及诸河多位于运河东侧的州县，河流需先经过诸湖再入运河，运河东侧的湖具有蓄水济运的功能，而运河西侧的湖则不能受泉河之水，无此功能。

明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疏浚会通河，为解决水源匮缺问题，就把安山、南旺、马场、昭阳四湖作为四大水柜，蓄水济运，保障了漕运畅通北上。其中，明代政府很重视对安山湖的管理。正统三年(1438)，东平州知州傅霖奏曰：“置减水闸于河岸规其三十八里，四面筑堤，水涨则泄漕水入湖，水涸则出湖水入漕，谓之水柜。”安山湖最初又被称为“积水湖”，《明一统志》记载：“积水湖，在东平州西十五里，会通河之南，周围百余里，四面有堤，正统三年于近河处置减水闸。”嘉靖《山东通志》也记载：“积水湖：在东平州城西十八里，四面有堤，萦回百里，正统三年置减水闸节水之出入，接济运河。”

除四大水柜以外，沿线还有马踏、蜀山、苏鲁、南阳、独山、赤山、吕孟、武家、张王等湖，据其位置及济运范围覆盖，济宁以南的独山、微山、昭阳、吕孟等湖，主要补给济宁以南的运河；济宁以北的安山、南旺、马踏、蜀山、马场等湖，主要补给济宁以北的运河。

到了清代，仍然延续明代的做法，继续设置水柜为山东运河补给水源。清代用于调蓄山东运河水量的湖泊，济宁以北主要有安山、南旺、蜀山、马踏、马场等五湖，由明代的四个主要水柜，变成了五个主要水柜。

河道官员管理水柜

山东运河水柜的运作原理非常简单，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漕河水涨则减水入湖，水涸则放水入河，各建闸坝，以时启闭。”“漕河水涨，听其溢而潴之湖；漕河水消，决其蓄而注之漕。”让运河始终保持通船的水位，确保漕运之路畅通无阻。

在《两河清汇》一书中，对明代四水柜的管理运作也有过概括：南旺与安山二湖遇运河水位上涨时，开通各个斗门，使水入湖，这样可以减少运河水势保全运堤，同时可以避免泥沙沉淀淤积河道。蜀山、马踏二湖，水位上涨时，筑坝拦截汶河之水，使水分别流入两湖，疏浚后仍打开汶河使南北流通；遇到天旱水少，南北两湖放水济运。马场湖，遇天旱水微，通过启闭安居等水门调节运河水位……以上各湖蓄水或杀水皆听由河官管理，以济运道。四水柜的基本运作原理基本一致，其作用均为调节运河水量。

正是由于水柜对于山东运河的重要性，在明清时期，加强了对其管理。虽然当时水柜不设专官管理，也没有专门管理机构，但一般由相应河段的河道官管理，力度非常大。明清两代，在湖泊、湖塘所在设有额定的湖夫、塘夫，从事巡守，以防止盗引湖水并进行疏浚。为确保水源安全，朝廷还颁发法令，严禁私自盗决湖塘引水。明成化七年令：“凡故决南旺、昭阳湖堤岸者，为首之人发充军。军人发边卫。”

清乾隆时，山东运河河道划分为四段，分别由四名河道官员管理，水柜由所处河段的河道官员管理：泇河厅河道，“由江南下邳梁王城至黄林庄入山东峄县境，为兖州府泇河厅通判所辖，其地当运入境首程，事务颇繁，兼以一湖潴泄事宜，经理不易”；运河厅河道，管“山东全省运河之上流，其水则汶、泗、沂、洸，其潴泄则蜀山、南旺、马踏、马场、南阳、独山、微山、昭阳诸湖”。

微山湖

严禁盗决水柜及临运大堤

明清时期，运河漕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上到下也都形成共识，一切都要为保障运河畅通无阻而让行。

水柜对于山东运河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自明的，为了保障水柜蓄水济运，运河补给优先用水，当时，在运河上修建水闸控制水源。据《明会典》记载，京杭运河上共有水闸80余座。水闸分为两类，一类是修建在正河上的“船闸”，即拦河闸，也叫“斗门”，其功能是调节运河河道中的水量，供船只行过；另一类是建造在运河堤岸上的水闸，又有减水闸和积水闸之分，用于排泄运河洪水的叫减水闸，而收纳济运水源的叫积水闸。

清朝廷还明确规定，山东、河南、直隶等地河流湖泉，要优先保障运河用水，不得随意灌溉农田。

清顺治十七年春夏之交，由于天气亢旱，卫水微弱，运河梗阻浅涩，于是河臣修筑堤堰，以便漳河全部入卫济运，这样就阻塞了漳河灌溉民田之水。

清康熙五年，漕运粮船北行处处阻浅，因当时安山湖、马踏湖周边靠近湖泉的土地多被周边居民耕种所致，他们或阻塞水流，不使湖泉进入运河，或盗决河岸，使湖泉只能灌田而不能济运，以致水柜水量日益减少，济运水源日益阻塞，漕船自然就受阻。因此，漕运总督林起龙上疏朝廷，请求朝廷敕令河道总督亲自勘察实情，予以处理，“诸湖曾否收水，水柜果否成田，柜闸有无堵塞，子堤曾否修筑，斗门是否填闭，堤岸有无废缺，诸泉果否开浚，务期浚泉清湖、深通河道。”

为此，清廷专门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严禁民人盗决水柜及临运大堤。嘉庆年间更是规定：“故决盗决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蜀山湖、安山积水湖，扬州高宝湖，淮安高家堰、柳浦湾及徐邳上下滨河一带各堤岸，并河南、山东临河大堤，及盗决格月等堤，如但经故盗决，尚未过水者，首犯先于工次枷号一月，发边远充军。其已经过水，尚未浸损漂没他人田庐财物者，首犯枷号两月，发极边烟瘴充军。既经过水，又复浸损漂没他人田庐财物者，首犯枷号三月，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阻绝山东泰山等处泉源，有干漕河禁例，军民俱发近边充军。闸官人等，用草卷阁闸板，盗泄水利，串同取财，犯徒罪以上，亦发近边充军。”

为了漕运畅通，清廷对山东大小河流湖泉的管理极为严格，任何有碍运河补给的事都坚决制止，不许农民在河湖附近种植芦苇、藕以及捕鱼等。

断不能视田禾枯槁置之不问

我国是农业大国，而兴修水利、引水灌溉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所在。明代四水柜、清代五水柜的设立，的确是保障了山东运河的水源，却严重影响了沿线百姓的农业生产和灌溉。其中最突出的是微山湖一带，微山湖位于山东、江苏之间，是非常重要的济运水柜，湖口设有志桩（刻上尺度的木桩，用以测量水位之高低)，按照向来定制，收蓄湖水高度一丈二尺，即足够漕运需水之用。但漕运是动关国计的大事，清廷对误漕官员的处分极重，所以河臣为了保证济运，防患于未然，往往在水柜中蓄水时超过朝廷规定蓄水高度，造成微山湖的湖面迅速扩大，大片农田被淹没，水患屡屡发生。

清康熙年间，微山湖面积还只有周围百余里，到乾隆年间已经扩大到280余里。等到了嘉庆二十一年，由于泥沙淤垫湖底增高，河督吴璥、李亨特上奏请求修改定制，收水高度一丈三尺以上。但事实上，泇河厅收水往往在一丈四尺以上，甚至将微山湖水收蓄达一丈七八尺，使周边数州县的农田也都沉入水底。

晚清时期的经世派思想家魏源对此进行了尖锐批评：“山东微山诸湖为济运水柜，例蓄水丈有一尺，后加至丈有四尺，河员惟恐误运，复例外蓄至丈有六七尺，于是环湖诸州县尽为泽国。而遇旱需水之年，则又尽括七十二泉源，涓滴不容灌溉。是以山东之水，惟许害民，不许利民，旱则益旱，涝则益涝，人事实然，天则何咎！”

在运河补给与灌田用水屡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清康熙三十年，朝廷不得不规定，在雨水充足的情况下，每年三月初至五月末堵塞涵洞，使河泉汇入卫河济漕，但仍留余水灌田；若是亢旱之年，则三日放水济运，一日塞口灌田。

道光二十年，山东运河浅涸少水，河督文冲上奏说：“卫河需水之际，正民田待溉之时，民以食为天，断不能视田禾之枯槁，置之不问。嗣后如雨泽愆期，卫河微弱，船行稍迟，毋庸变通旧章。倘天时亢旱，粮船阻滞日久，是漕运尤重于民田，应暂闭民渠民闸，以利漕运。”朝廷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也就是说在雨水微少但没有影响漕运通行的情形下，朝廷不能坐视庄稼枯死，不需要变更三日济运、一日灌田的旧例；如果天气亢旱过久，虽然农田急需灌溉，但漕运畅通、首都供应重于民田，则要关闭民渠民闸，以保障全部水源用于运河补给。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设立水柜济运，保障了漕运的顺利进行，同时山东运河沿线百姓也为此做出了无私的贡献。

（本文作者为枣庄市台儿庄区融媒体中心编审委员会编审、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