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重庆发现一具“脚镣遗骸”，竟是消失48年的红军师长

1991年5月18日，前越南国会副主席，越共忠诚战士黄文欢因病于北京逝世，结束了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依据黄文欢的遗嘱，其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位为越南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共产主义战士，最终没有选择回到故土。

作为越南亲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黄文欢的政治生涯充满了坎坷，在国内亲苏派和本土派的打压下，最终落了个客死他乡的唏嘘结局。

一 革命青年 中国情结

1905年，黄文欢出生于越南义安省的一个穷儒家庭，从小跟随在外祖父身边的黄文欢掌握了一口流利的中文。1923年黄文欢从法越学校毕业后，前往荣市打听参加革命的线索，寻找出国门路及救国真理。

1925年初，越南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胡志明在广州开创政治培训班，培养越南共产主义革命的青年骨干，得知此事的黄文欢异常激动，胸怀一腔热血的他随即动身前往广州。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黄文欢成功进入了越南革命培训班，在中国学习的数年内，黄文欢从一个热血方钢的革命青年转变成了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战士。

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第一次到中国寻找革命，学习革命，当时心中忐忑不安，又兴奋不已，犹如在黑夜里摸索的人看到了灯光，急速前进。”

1927年10月，结束了政治培训班学业的黄文欢以教书先生的身份返回越南，开展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宣传活动，并前往泰国开展活动。

1935年3月，因身份暴露，黄文欢被迫离开泰国，与其他同伴一起乘船来到了香港，准备去南京开展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海外工作。为了争取到合法的互动地位，黄文欢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会”，并向国民党当局申请登记。

1936年初，黄文欢与阮海臣向中国南京国民党党部呈送成立“越盟”的相关报告，正式开始海外工作。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黄文欢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前往广西柳州，以八路军少校的身份在中越边境开展革命。

在柳州工作期间，黄文欢结识了中共高层叶剑英以及国民党中将陈宝仓等人（注：陈宝仓为地下党成员），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黄文后先后创建了高平解放区以及越北根据地，为中越两国的抗日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 越南独立 两派倾轧

1945年日本法西斯当局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胡志明在河内宣读了《越南独立宣言》，正式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当胡志明宣布独立的消息传回越南原宗主国法国时，这个在二战期间早早投降的西欧大国宛如遭受了一击晴天霹雳，法国殖民当局不愿意放弃他们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印度支那地区，于是在越南地区投入了近十万的海陆空兵力，试图用战争将越南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装备精良的法国殖民军，武器原始，又无外援的越军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胡志明及武元甲等人的领导下，越南抗法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村镇和丛林中，打碎了法国殖民当局试图通过正面决战全歼越南人民军的企图。

经过数年的战略相持后，1953年5月，法国殖民军与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一带展开了最终决战，在武元甲以及中国顾问团团长韦国清的指挥下，越南人民军先后集结了4个步兵师，对驻扎奠边府的法国殖民军形成了合围。

1954年3月13日，奠边府战役正式打响，两军经过一个月的苦战后，被合围的法国殖民军见求生无望，只得放下武器向越南人民军投降。

1954年，五大国于瑞士日内瓦地区召开了相关会议，会议结束了法国在印支地区的殖民统治，但在美国的支持下，越南南方派政治人士建立了越南共和国政权，使得越南出现了如朝鲜般同时拥有两个政权的分裂状态。

因此，越共内部的本地派萌生出错误的思想，他们认为是中方在日内瓦会议上没有出尽全力，没有完全站在社会主义小兄弟的一边，妄自猜测中方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越南，这为日后越共内部两派倾轧埋下了伏笔。

1969年9月2日，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在河内逝世，本地派领袖黎笋成为越共的第一书记。1976年，越南实现了南北统一，随后黎笋便开始推行他的印度支那统一计划。

此时的中国正着手恢复与美国的关系，此举引来了越南领导人的不满，同时与中国关系处于冰点的苏联意图拉拢越南，完成其南北包抄中国的战略目标。越南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援助，本地派则成功转化为了亲苏反华派。

三 忍无可忍 移居中国

1979年，黎笋开始在越南国内推行极端民族主义，驱逐在越南境内生活多年的华人华侨，越南全国的反华情绪达到了顶峰。同时孤立党内的亲华派人士，原越共二号人物武元甲被黎笋剥夺了兵权，长征、阮文灵、黄文欢等亲华人士都受到了黎笋等人的迫害及政治批斗。

虽然黄文欢此时仍是越南国会的副主席，但空有其名而无实权，面对国内来势汹汹的反华形势，黄文欢空有一腔抱负却无能为力。

而随着时间的发展，中越关系愈发恶化，越南频频在边境地区挑起武装冲突，射杀中国无辜边民，并派出海军肆意掠夺南海资源，攻占属于中方的岛礁。

两国间的战争可谓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同时在越共内部，反华派已经完全掌握了党政大权，感受到危险的黄文欢决定离开越南。

1979年7月初，黄文欢向越共高层提交了前往民主德国养病的申请，并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转机到达北京，移居中国。

1979年11月，黄文欢抵达北京后不久，气急败坏的黎笋集团就在越南国会上宣布黄文欢为“社会主义的叛徒”。撤销其在国内的一切职务，并将他永久开除出越南共产党。

1980年6月26日，越南最高法院举行了一场没有被告人的审判，黄文欢因叛国罪被越南政府单方面判处“死刑”。

同年，黄文欢则在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以越南国会副主席的名义发表了《致全国同胞书》，宣布中国是“曾经在抗法、抗美救国的斗争中，和我国人民一起流血牺牲，并肩战斗的友好邻邦”。

此举标志着黄文欢与黎笋集团正式翻脸，也是黄文欢本人竭力维护中越友谊的无奈尝试。

四 魂落中国 不留遗憾

黄文欢抵达北京后，在相关领导的协助下，在北京协和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身体检查，此时的黄文欢才发现自己已经罹患癌症，而他之前在越南的身体检查显示他只患有肺结核，由此可以看出，黎笋集团打算利用卑劣手段将黄文欢置于死地。

在自己身体好些之后，黄文欢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光中踏遍了中华大陆，写了大量关于中越两国友谊的文章和诗歌，并创作了长达数十万字的长篇回忆录——《沧海一粟》。

虽然黄文欢客居中国，但他没有忘记推进中越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随着中越战争的结束，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越南政坛，退隐多年的黄文欢也因此重返政治舞台，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舞。

1986年，越南第一书记黎笋离世，遭受黎笋集团迫害多年的阮文灵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作为越共亲华派的代表人物，阮文灵和长征两人为中越关系的再度正常化作出了巨大努力。

1990年6月5日，阮文灵在越共中央会客厅接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因为当时有越南反华人物阮基石在场，阮文灵无法正面向张德维表达其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意图。

1990年8月15日，远在北京的黄文欢通过特殊渠道向身在河内的儿子发送了一封密信，并要求他亲自将信带给阮文灵及长征两人，次日上午，黄文欢之子带着长征的密笺来到了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并捎来了阮文灵的口信：他决定绕开外交部，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面。

同年9月3日，阮文灵等人抵达了四川成都，两国领导人签署了相关协定，可谓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激动之余，阮文灵在当晚又赋诗一首，以纪念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

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因病在北京逝世，黄文欢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仍心系中越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他去世的6个月后，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

对于黄文欢来言，他已经看不到中越重归于好的情景，若他泉下有知，可以瞑目了。

结语

作为越南亲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黄文欢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还是越南革命中，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是优秀且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能在政治风暴中坚持自我，是难得可贵的政治品质。

时至今日，他的事迹仍不为世人所知，在当下的越南，他仍身背着叛国者的骂名，越南当局完全忽略了黄文欢在中越关系正常化中所作出的努力，这不仅仅是越南政府的悲哀，也是越南人民的悲哀，是对伟大先贤的忘恩负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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