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骑手社保难题，不能虚头巴脑

今天，京东办了一个外卖全职骑手签约仪式，再次激活了骑手社保议题。

据媒体报道来看，京东外卖在京东集团北京总部，与首批全职骑手代表举办签约仪式。现场的照片中，大约有十多位骑手参与了这个仪式。

按照京东的说法，要成为享有五险一金待遇的“全职骑手”，要经过跑单情况、骑手经验、用户满意度等综合评估，并且经过双向选择后，方可正式录用。

按照这个标准，想要成为京东麾下的“全职外卖骑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并且，截至到现在，京东也没有对外界公布具体的全职骑手数量，以及是否要为现在的130万外包骑手大军也兜底上“五险一金”。

当然，京东不一定有义务向全社会披露这些细节。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类严肃话题更需理性讨论，而不是用作情绪营销的流量噱头。骑手社保难题的解决方案，不仅关乎千万外卖小哥的切身利益，还会影响2亿灵活就业人员的福利保障制度建设，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影响巨大。岂能随便“画大饼”？

01

灵活的就业，不灵活的社保

因为历史因素，我国社会有强烈的“编制信仰”、“铁饭碗崇拜”。然而，陈旧的观念阻挡不了时代的车轮，灵活就业主流化是全球就业市场的大势所趋。

2022年，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人口为1.53亿人中，灵活就业人数占比39%。即便是以“终身雇佣”闻名于世的日本，202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灵活就业的比例也已高达17%。中国的灵活就业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比27%，介于美日之间，而且增长势头很快。

未来已来，制度配套滞后。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社保制度还是按照“人人有单位”的旧模式设计的。毕竟社保制度高度敏感，牵一发动全身，机制调整慎而又慎。这就导致了就业灵活了，制度不灵活，在机制上存在结构性冲突。反映在微观层面，就是计算困难、缴纳不便，导致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缴纳意愿都不高。

企业的缴纳意愿不高，是成本过重。“过重”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缺乏灵活性。灵活就业的特点是劳动者有高度自主性，全职还是兼职，只在一念之间。上个月是全职的活跃骑手，跑单费上万。下个月家里有事，可能就是见缝插针跑个两三千的兼职骑手。人力成本的产出是灵活的，可社保的计算公式是固定的。北京6000多、上海7000多的社保缴纳基数雷打不动。不稳定的产出还没缴费高，这是企业无法承受的成本。

就以京东为例，这次立下“骑手五险一金全缴纳”的Flag后，很多网友才发现一名骑手每年全额缴纳的社保成本高达2.5万元。这意味着增加1万名骑手，京东就要缴纳2.5亿元的社保。

根据行业推测以及报道，京东可能有1-2万名全职骑手，每年要多缴纳3、5亿的社保，这点“小钱”当然没问题。可是，京东终端配送的主要外包商达达快送有130万的骑手（京东和达达的关系，可参看《一年支出512亿，京东扛不起130万骑手的社保大棋》），京东能负担得起“现有骑手”庞大的全额社保吗？以京东每年200多亿的净利润，至少有百亿以上的缺口。

而且，京东高调公布了这么久，但对事实部分“秘而不宣”，连学界也看不下去了。

比如，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也发布了一个关于外卖骑手的研究报告，在谈及京东的社保方案时，就明确提出，建议京东尽快对外公布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且个人缴纳部分由京东承担”的详细方案，明确披露拟招聘“外卖全职骑手的总数量及构成”，这样才有助于具体评估该方案对数字经济中灵活就业群体和劳动用工行业的真实影响。

业内对此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希望京东能及时回应，到底签了多少骑手、做了多大的预算、支出了多少钱，准确的数字才是硬道理。这是向同行展现大举进军外卖决心的好机会，也能体现“全额缴纳”的含金量。

企业经营在商言商，硬核成本是绕不过去的坎。营销话术并不能代表企业的真实意愿，要拿出真金白银的百亿账本才算数。

当然，在很多国人眼中，企业赚钱是有“原罪”的，慷他人之慨的廉价正义从不站在企业的角度考虑。那么，骑手的利益总要考虑吧？实际上，很多骑手缴纳社保的意愿也不高。宏观层面的结构性不适配，同样反映在骑手的微观需求上。

02

“五险一金”为什么不受骑手待见

为什么要反复讨论京东为全职外卖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社保方案？因为从数字时代灵活用工的新趋势来看，这极有可能是一种倒退。

这个方案的关键点在于，它是按照“劳动二分法”下“全有或全无”的标准，把本属于灵活用工的外卖骑手，变成了全时雇佣的正式职工，套上了以单位为依托的传统职工社保体系。

坦白说，这个方案很过时，而且是在开灵活用工的倒车。要知道从2021年开始，人社部便发布著名的56号文推出“劳动三分法”定义，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外，又新增了一个“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概念，鼓励企业、社会在此基础上为灵活就业群体探索更适宜的方案，包括美团、饿了么、曹操出行等多个平台，就是在这个“三分法”方案的精神下进行试点探索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就认为，外卖和快递不一样，像外卖这种具备明显“波峰波谷”的忙闲时段的行业，不太适合全职形式。京东如果真的要把更多的骑手变成一个全职骑手的话，实际上是以企业替代市场，这个在交易费用经济学看来，是极其不合理的。

另外，和所有的需求一样，骑手的福利需求也要排序。“五险一金”的项目设置、比重，和骑手的需求排序不符。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在“五险一金”中的养老保险，在骑手群体中的需求排序并不高。一则是因为这个群体以年轻人为主，20-30岁年龄段占比51%，整体的平均年龄30上下，距离退休还有二三十年之远。二则是因为养老保险的统筹属性。经统筹改革后，我国的养老保险已经是“即收即支”型的准税收性质。个人账户仅仅是记帐单位，而不是真实的资金积累。对这些年轻人而言，二三十年后养老金到底怎么拿、拿多少，是很抽象的远景规划。

医疗保险的情况也类似，年轻群体本身就较为健康，医疗需求较低。再加上各地医保依然有不少的壁垒，骑手的地域流动性很大，异地就医无缝对接并不是缴费就能做到的。

生育保险占比不高，可以略过。骑手的婚育难点不是缺那仨瓜两枣的生育险，而是被舆论塑造成了“底层典型”的当代祥林嫂，月入万元的骑手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比不过工资三五千的小白领。

“五险一金”中，骑手需求排序最高的是工伤险。这是物流行业的一线劳动者普遍的需求，而“肉包铁”的骑手天天在路上跑，工伤的风险比“铁包肉”的司机师傅们还大。可是，荒唐的是，前几年社保部门指导外卖行业普及骑手职伤险，每天两块钱、最高保额500万的良心险，竟被各路“键盘侠”集火输出。“网络正义”就是这样以己度人、自以为是的荒诞不经。

在骑手社保需求中，最荒诞的是“失业险”。且不说各地的失业保险土政策有多奇葩、多难缠，单论骑手这种灵活就业形式，怎么界定“失业”？最悲催的要属年龄较大、以骑手作为过渡职业、临时就业的“老龄骑手”，人家本来就是失业后找个糊口的活计，还要缴纳失业险？这哪是什么福利，而是纯纯的负担。

综合起来，骑手群体的社会福利需求排序是工伤险第一，其次是医疗和养老，生育险忽略不计，失业险纯属负担。至于公积金，忘了它吧。大城市不让买，也买不起。小县城未必想买，用不上。

现有社保体系的缴费结构和骑手的福利需求背离，骑手的缴纳意愿自然是不高。很多骑手宁可每月多拿两三百现金，而不是缴纳“五险一金”，这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在骑手看来，别说个人缴纳部分是白白做贡献，就是企业缴纳的夜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乐得“折现”。这种“劳资合谋”的“漏缴”的确违规，却不是靠强制手段能纠正的。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强制改变不了骑手们的真实需求。只有制度设计充分考虑骑手职业的特点，量身定制骑手缴得起、愿意缴的福利制度，才能运转顺畅。外卖企业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出钱，而是出力。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配合社保部门打通堵点，把账算好、算清。让社保制度的灵活性能够匹配灵活就业的特点，企业缴纳的成本合理、可承受，骑手的福利需求能真正得到满足，才是骑手社保难题的正解。其中的关键是算好账，可以拿出开诚布公的账本，而不是唱高调做花账。薛定谔的数字、薛定谔的社保，雷声大雨点小的立flag，有扰乱市场秩序之嫌。

03 结语：做好事要做实

总而言之，骑手的社保难题不是撒点小钱作秀就能解决的。网络喷子骂骂咧咧的情绪输出更无济于事。廉价的“网络正义”只是自我满足的情绪消费，未必是好心，却一定会办错事——把复杂的机制问题简单化、对立化，只会遮蔽真问题，给出错误的答案。

一场“秀”，搞出一、两万个低收入岗位，和解决上千万庞大就业人群的福利保障难题，不只是数量级的天差地别，更是可行性、可持续性的性质不同。砸点小钱当是迎合“民意”的广告费，不是善举，而是投机取巧。

须知，骑手的社保难题不解决则已，要解决就是为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机制树立标杆。1万人灵活就业的社保问题好解决，100万人灵活就业的社保问题好讨论，1亿人的灵活就业社保问题兹事体大。在商言商，就要实实在在，不搞虚头巴脑。

有能力出资逐步解决百万个低收入岗位从业者的职业伤害赔付，在“劳动三分法”基础之上助缴他们的养老、医疗，才是真正树立了“灵活用工群体”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新范式。

只有外卖骑手的社保试点趟出一条改革新路，拿出符合灵活就业群体需求的社保方案，这才能逐步扩展到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络主播等行业，逐步解决2亿多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问题。

这才是真正的把好事做好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