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期间的派系恶斗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亦即“围宫掳王”上演之次日，北洋租用之英国商轮“爱仁”号及“飞鲸”号载送援军1700余人开抵牙山，拖宕已久之添兵行动终于开始。然日本已声明将视此为开战之举动，尽管北洋方面实无此意，日本却决定先发制人。于是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击沉代运华兵之英轮“高升”号于丰岛洋面，随后发生海战，中日双方终于兵戎相见；加以六月二十六日（7月28日）陆路亦开仗，北洋海陆两军终不能避此一战，合肥噩梦，毕竟成真。

交锋开始，北洋海军多年经营之处女秀却极为狼狈，历史性之一刻，翻为难堪之片段：

朝鲜变起，鸿章令济远兵舰，率扬威、平远，往护朝鲜。及日本兵大集，济远管带闽人方伯谦，以济远逃归，鸿章方冀和，召诸舰悉归，洎日本虏朝王，绝海道，乃命济远、威远、广乙，先后赴牙山，遇日舰先击，广乙受殊伤，逃焉，济远继逃，日舰吉野、浪速追之急，方伯谦竖白旗，继树日本旗，仍追不已；有水手发炮中日舰，伯谦生还，以捷闻。塞威海东西两口，而朝鲜海上遂无中国兵舰，日舰纵横海上，中国但为防海计，不复能争海上之权矣。

如此“捷”法，北洋海军之整体素质实已不难看穿。尤其运兵船皆托雇于外人，众目睽睽之下，岂能不喧腾人口，贻笑大方？对此结果，李鸿章实应不致太意外，彼一向以来对北洋海军之评估即甚保留，本书前亦不止一次提及。然无论如何，一旦真有此状况，立时将成合肥受攻讦之好题目。面对日非之情势，李相亦难抑躁郁，彼寄丁汝昌电报中即有：

参折甚多，谕旨极严，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如林泰曾前在仁川畏日遁走，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汝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危之。

其实，若云合肥躁郁，丁氏之郁促又岂在李相之下？李鸿章以器械不精、船舰不足为虑，而丁汝昌所忧恐更在人员结构上。前已论及北洋海军领导、管理阶层与战斗人员间之严重隔阂与矛盾，其反映于实战，殆即如此。

较诸海军，李鸿章一向于陆军似相对自信。此由其《校阅海军竣事折》《覆陈海陆兵数折》中之陈述及彼每言对日之战恐为一长期相持之局云云，可以感见。盖相持一道，则赖陆军承担。然以合肥之估算如是，则陆军此下之表现反令合肥受创更重。其间北洋来电，言及战事者甚复杂，我们不妨由在京之翁同龢日记中相关记载略窥其发展与朝廷反应：

有顷高阳着力来告，牙山得捷音。……俞君实、樵野先后函告，廿三日牙军与倭鏖战，杀倭千余，我军亡百余，而倭添兵五千。又平壤已为彼踞，得失胜负之数，未可较也。

依翁所记，可见首日之讯息甚混乱，既言捷音、杀倭千余，又云平壤为彼所踞，种种含糊其词实已预示此中有令人难不支吾者。及至次日，消息似乎明确了：

晨入，遇庆邸于乾清门外，立谈数语，谓平壤未失，昨乃讹传。卫、马、左三人皆抵义州，廿四日牙山又有战事，未知胜负，消息不通也。……沈生子培来深谈，谓将来总归调处，所虑草草定约耳，此人有远识（云龚电有六条可允语，疑北洋前此授意龚使也，此前十日事）。

卫、马、左即已驰援朝鲜之北洋大将卫汝贵、马玉昆及左宝贵，龚则为驻英公使龚照瑗。

由庆邸转告讯息，乃因总署负责接收北洋电报，知之最早。有此进一步之捷闻，主战派气势自然大受鼓舞，即翁同龢之态度亦愈见乐观，因此彼对门人沈曾植云不可草草定约一端，认有远识。

尤有要者，其下言及龚照瑗转英国外交大臣金伯理所提劝日本退兵之六条章程，翁氏已疑实乃北洋之主意；尽管就龚氏所言内容看，于中国似已甚能保任，但翁氏显不以此为满足，借取胜日本而建威之心态与德宗愈益接近，且若能将中日在朝之互动地位由光绪十一年李鸿章所订天津条约之底线向上拉升，对派系气势之消长必更具加乘作用。

隔日，消息似令人更感振奋了：

夜得樵野书，北洋电雇英轮探仁川，知廿五、六牙军又捷，杀敌两千余，进扎距汉城八十里，可喜也。

也就在这种一片大好、君臣奋激的气氛下，当天——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陆奥宗光在回忆录中所表白与李鸿章所忧虑者——以朝鲜激成与中国之决战——毕竟成为现实。

捷报鼓舞，南派少壮愈见积极，礼部右侍郎志锐、翰林院编修丁立钧这两位翁门要角，递折以入。丁折尤再以力批李鸿章调度乖方，请饬其戴罪立功，亲率大军，进驻威海；另一方面，则再次提起调湘军宿将刘锦棠带得力湘军二三十营北上。此外，又有光绪近臣长麟上折，请用恭亲王。军机诸臣与会办之翁同龢、李鸿藻，虽最终建议德宗将三人所论皆驳或原折留中，许多话头毕竟已抛出。

调湘军系统北上，以湘军宿将分北洋与李鸿章之势，已非第一次被提出了，点名刘锦棠，更非一人，此中南派运作唱和之味道实甚浓厚。唯此日更具冲击者，乃长麟之请用恭王。以长麟与德宗之接近，不免令人感此是否为帝意之反映？若然，则翁师傅必晓。继翁、李奉旨会议军机以来，此举又一次加深对德宗欲借十年前被罢退之恭王核心阵营，以为其权力柱石之疑虑。正因如此，讨论中之歧见，才导致皆驳或留中两种结论。盖对军机诸臣而言，长麟一折实则冲彼辈而来；前者为南派力斗北洋之手段，后者则为光绪进一步扩权之试探。此时虽帝后党立犹未浮上台面，实已渐有山雨欲来之况味。此下中日交战，愈将助长此局。

亦就在志、丁、长三折激起甚富派系想象空间涟漪之此日，经北洋而来的朝鲜情资，气氛上似乎开始变化；可以想见，有些风声可能已悄悄流传：

晚樵野来，云丁汝昌带六船赴大同江口外游弋，北洋称为老成有识。北路卫左军距平壤二百余里，南路牙山军无援，而倭由釜山添炮队攻牙山，此师若陷，谁之咎哉？终日彷徨，有言不信，奈何！得盛杏生电，谓宜以海军全队救牙，少则不济，即覆之。

盛杏生即盛宣怀，时为天津海关道，手中又掌握着“电线”，可与大佬们卖交情。由盛氏所提供予翁同龢之讯息来看，北洋方面似乎已一定程度了解朝鲜之情势。尽管放出的消息仍有相当保留和不乐观之估计，已使翁氏由原有之踌躇满志，一变而为躁郁不安。隔日，代理袁世凯职务之唐绍仪自朝鲜抵津，事态之掌握由是明朗。北洋再想如何拖延真相曝光，也甚难了：

得杏生电，谓牙军恐覆。回电问可否以重利啖西人，使济子药。……崇受之、张樵野先后告廿八日牙军大挫，倭劫韩库，迫大院君拒我师。卫、马扎至平壤，余意此未可恃也，大同以南全失，此亦孤注耳。

此下数日，消息仍甚有限，即令七月初六日（8月6日）北洋有电，亦只云牙山军挫、叶志超不知下落，但更多的却是为言路上极为不满的丁汝昌辩护。直到当日稍后，盛宣怀方捎来“一报叶军陷，一言叶在公州”的两通电报。感觉上，北洋对消息似乎是切香肠似的一点一点放，而在京诸人亦只能一点一点凑，气氛沉滞低迷见于字里行间。

到了七月初十日（8月10日），翁同龢门生、光绪十八年壬辰科会元刘可毅自津返京来谒，终于对整个情况有了较肯定的答案：

刘葆桢（可毅）来谈时事，谓叶军廿八日覆没，韩人死者两万人，汉京死亦如之，日兵仅死千余人耳，此事津早知，而北洋不电。

后人言及此次“北洋不电”之种种时，每常以“鸿章不察”或“消息失灵”之说带过，未免牵强。试想：以李相消息来源之多—不止在朝鲜诸军，尚有英俄诸国—岂能单为一叶志超所欺蒙？合肥若有失着，恐在彼尽管对淮军在朝鲜作战之最终分析颇审慎，但断未料及开仗数日，尚熬不到七月即已窘态毕露。是以，在最早通报朝廷的电讯中，李相实已一定程度地动了手脚。且看其时合肥电告总署叶志超、聂士成部牙山大捷之内容：

六月二十五日，在城（成）欢地方接仗，倭兵死亡甚众，嗣移军经过清州、忠州、金化，遇有倭兵拦截，皆经击退，全军现抵平壤。查明出力文武并阵亡各员弁，请分别奖恤……

按成欢之位置乃在汉城以南约80公里处，而汉城北距平壤却有200公里之遥。此分明为败窜突围，失土甚广，却含糊其词，虚报战功。以合肥之精明，怎会看不出所以；而竟以上报，且其后牛皮愈撑愈大，直至真相渐明，令知情者如由天而壤，岂是“鸿章不察”四字可以概括？说到底，仍是顾虑帝眷之衰与南派合倾甚密，不能不步步为营，以图自保。派系因素渗透之压力，再次呈现。更糟的是，李相虽一定程度打迷糊仗，亦不敢行之过谬，因此电文中乃请恤死者而未提表功，以留后着。不料德宗却大施恩沛，除授叶志超为“总统”，予以统一事权之地位外，又鼓舞慈禧先发内帑二万两为赏，后颁平安丹四十匣。更有进者，自叶志超、聂士成以降，大赏“巴图鲁”、花翎，升迁记功者不下30人。但此时之真实情况，却已到了“又闻叶、聂有出走之说，未得确细”之地步。正是在此种情势下，方有恩命颁布之次日，李鸿章电称“叶志超因病，恳请开缺就医；复恳收回成命，另派总统”之事。朝廷初得此讯时，犹解意地以为乃因赋予彼总统一职，“同人中或存意见，不服调度”，遂致“一切进止，似有窒碍为难”；尤其在此同时，又有聂士成请“回直募勇”的折子递进来，更令朝廷认定此中“另有别情”。事实上，今日重新组织整个过程，叶、聂两大“功臣”意图走人之举，更像为他日夸饰军情之举东窗事发做准备。趁愈陷愈深之前，带着勋奖，跳出火坑，一旦“雨露”变为“雷霆”，推托转圜之空间亦大些。身为北洋陆军主要领袖，菲战志而尚心术，除真可反映淮系北洋之势已江河日下外，也能合理地看出李鸿章平日驭下之道。自负“清流”之士大夫，向视李相及其所领导之北洋班子乃一群功利之徒，缺乏儒臣气度，难孚士望，因此乐近翁同龢、李鸿藻者流而排斥合肥，甚且在政治立场上亦如此，实在说来，合肥真亦有其所以自招者。

相较之下，更引笔者注意的，乃德宗之态度。由六月底陆军实际交战展开，经所谓“捷报”在七月上旬渐被戳破，至七月底德宗大施恩沛，按理讲，光绪应不致懵于朝鲜战场之真相；就算皇帝看不出军报中讳败为胜的事实，依旧每日如例之书房时间，翁同龢亦不可能未向光绪谈及自津而来之种种讯息。然而，德宗毕竟仍封赏了自叶志超、聂士成以降之统兵将弁，且手笔之大，令人惊讶。时至今日，当我们能够由更多面向来观察局内人之决策思维与权力关系时，应能超越只以中日战和发展为思考路径的理解方式。依笔者之见，牙军全覆之事实，冲击的绝不止李鸿章，德宗所承受者，当更在李之上。盖如此惨重之折损与难堪之败退，不但对前此较所有臣工更倾向一战之德宗形成信心上之打击，更可能因而转为对德宗判断力之质疑，又进一步动摇其建之不易的领导权威；而加深皇帝领导地位之权力根柢，正是德宗力求一搏、强硬以对之关键因素。既如是，则此路只可坚定意志，或云硬着头皮走下去，苦撑待变，或见转机，一旦回头，则前此之努力必大打折扣，徒然为慈禧与亲后官僚在天平上加码。如此，即令西后五年前真是诚心完整放权予光绪，经此一事，信心亦必动摇，何况德宗对慈圣之诚意，从来未曾浪漫乐观到那种地步。这便令德宗只有把宝压得更铁，而东师将士便是其极薄弱而又不能不依靠的本了。且观当日施恩之上谕内容，在封赏名单之前所列乃李鸿章六月二十八日所发由成欢移军平壤的电文，此实有对自叶、聂以下受封诸人极深刻之提点用心：朝廷非不知实况如何，唯以众寡悬殊，圣意仍不欲苛责得失，且以恳切之情相期，愿诸将勠力毋怠。相对于此，同一期间对丁汝昌及实未真临主力接战之北洋海军，则着令李鸿章紧盯，并以“察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不得有片词粉饰”相警惕，求双线并进。操作手法虽异，动机实则一致。此中斟酌取予，实不可不谓深刻。德宗自始于主战一事上之主导角色，亦由此方能见得愈真切。

相对于德宗，翁师傅对这位门生天子之考虑虽不能无理解，并为之绸缪，毕竟对淮系北洋之迁延瞻顾，以至偾事，不能无忿忿；于与李鸿章相呼应且百般掣肘之辈，更已失却耐心。于是，拉拢大佬同仇敌忾之情，联系派下力搏诸“佞”之识，便更趋积极。由此，南派言路少壮之新一波攻势升级而起，首波由翁氏门生、有“殿上苍鹰”之称的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和给事中余联沅发难：

阅折三件，安维峻劾及枢臣，以为孙、徐尚办事，余则般乐忘返，又欲翁、李两臣同枢臣入对，以免欺蒙。余联沅折则云电报匿不以闻，又多改易，劾译署蒙蔽。……于是军机不能无愤愤，余则谈笑处之而已。

安、余两折，搭配攻讦之迹，实不可谓不显。安折在前，先劾枢臣之佚乐怠忽，而指孙毓汶、徐用仪尚办事；但又云为防欺蒙，翁、李宜同时入对，以免彼二人在北屋与议参详之见解，军机一到御前即予消音。唯若依安氏前所云枢臣用事之态度不一，则会在皇帝面前处心积虑“欺蒙”之辈，舍“尚办事”者谁？已有此，再配上余联沅折攻译署，仍强调蒙蔽一端，则谁能有此用权空间？当我们明白译署行走大臣中，只孙、徐二人同时为枢臣，可日谒天颜、主导奏事时，则安、余所主攻者谁，见之者无不了然于心。以世铎、额勒和布、张之万之“般乐忘返”，则对安、余之折“不能无愤愤，语多激昂”者，大概也是孙、徐二公了。面对彼等咬牙切齿之态，对比的却是翁氏“谈笑处之”的从容神色。南派少壮之炮火由前线打回内廷，谈的却是只有如翁同龢、李鸿藻亲与会议者流，方能感知“蒙蔽”情事，则安、余所搭档表述者为何人之不满、何派之路线，岂不明朗？孙毓汶、徐用仪之所以反应激烈，关键应即在对此内情之心知肚明吧！气势已然造成，接下去则宜由更具发言分量者接力续攻，且遣词用字上亦不用再如“孙、徐尚办事”云云地拐弯抹角了。欲论最恰如其分之上折人选，则翁氏门生，南派健将，德宗近臣，且为瑾、珍二妃兄长之礼部右侍郎志锐，最能达致效果；且以其上折，更能传达多重意义。七月十六日（8月16日），志折递入：

近来东事日急，警报时闻，朝野莫不忧心；而奴才默观枢辅用事之大臣，其用心有可大异者。方日人肇衅时，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排众议，迎合北洋；及皇上明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孙毓汶独怏怏不乐，退有后言，若以皇上为少年喜事者。

查该大臣于中外情形，华洋交涉，素不留心；而专愎成性，任意指挥，不顾后患。……皇上之所是，则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一切技量，皆潜寄于拟旨时词气轻重之间……秉政十年，专权自恣，在廷卿贰，无不受其牢笼，各省督抚得其一书，至有相传为“小圣旨”之说者。……其专愎罔上之心，人人知之，而无敢言者。

徐用仪起自章京，性情柔猾，事事仰承其意。即会议一事，徐用仪毅然秉笔，翁同龢等不过略易虚字，及封折之际，会议者竟不得与闻。故初次会议所上之折，翁同龢等列名于礼亲王之前，自来无此体制，如令会议者见之，似不能如此舛误。我皇上事事虚己纳言，而该大臣诪张舞弊；时事若此，安望转机？

况日本非无可乘之隙，军中非无可用之将，……无如外间之情形，虽有电报，皇上决不能遍知；胜算之规模，虽有寄谕，督抚亦未能尽谕：所以然者，则该大臣持其枢纽，恣行欺罔之所致也。……尤可恨者，外间传其删节章奏，隐匿电报，不一而足，心意诡秘，莫能测度。……方今皇上将欲大有为于天下，而令此城狐社鼠久托其中，可必其无一事能遂皇上之愿也。傥蒙宸断，立将孙毓汶罢斥，朝政必有起色，军事必有转机。……

笔者所以于此不厌其详地引述志折之内容，除欲令观者明其批判孙、徐二人之明确与直接外，更在此疏中见其极为露骨之派系斗争色彩。事后证明，此折影响甚远。以彼所指孙、徐二人企图以种种欺蒙作为，干扰德宗之决策判断，阻挠德宗之主战思维，罪属欺君，事在不赦。孙、徐之敢于如此，必有其恃，且此恃足可令孙、徐之辈视德宗形同虚位元首。以孙、徐二人之政治关系，则此恃为何，岂不自明？以志锐之角色，若翁同龢乃至德宗事先已一定程度了解，甚且默许志折之呈入，则此中意义当不只在去孙、徐二人而已。明乎此，则次日一段笔者认为极关键之发展，方能见其深意：

是日办奏片，孙、徐两公不肯动笔，令顾渔溪上堂写，余与李公亦相顾不发，良久凑成，写就即散，未及递也（昨志锐劾孙、徐把持，折呈慈圣御览，奕劻面对七刻，今日上以原折示两公，温语慰劳照旧办事，仍戒饬改过云云）。

有了志锐一折之指摘，孙、徐二公心怀不爽而赌气自可想见。平日由彼二人操刀之奏稿，亦临时找了军机章京领班来代行；而不言可喻地成了半个事主之翁同龢与李鸿藻，自然亦不便表现得太过积极，尤其翁氏，否则未免心机太露。然最引人注意者，乃退居二线之慈禧对此事之过问与召见奕劻之深谈。笔者以为，影响晚清国运至深之帝后党争，实即台面化于此时与此折。慈禧不会感觉不到，志锐一折所吹响的，其实是德宗向西后进一步瓦解其权力机制的号角。当中枢决策人事指涉已具体化为派系角力之手段时，将届花甲的老太后决定结束观望，透过向领导总署、职司情资掌握的奕劻垂询，慈禧等于宣示将直接过问这场战争的相关决策。今日之下，我们或不易确知慈禧的动作是否影响德宗对孙毓汶、徐用仪二人之态度，唯以皇帝虽“温语慰劳照旧办事”，但“以原折示两公，……仍戒饬改过云云”看，德宗尽管摆出不愿伤太后“面子”之姿态，仍等于同意志锐所劾确非妄语，这便为接下来之可能布局留下了引子。

对翁同龢而言，此一情势，其实在分寸拿捏上是颇费周章的。翁师傅诚愿助其门生天子乾纲独振并同时扩大南派之权力版图，但应避免事情发展成帝后间的一道权力单选题，甚且是零和游戏。此一立场，长期作为皇家西席且同受两宫恩眷的翁师傅，该是清楚的。因此，以翁氏之思维，其乃求透过削弱包括北洋与李鸿章及枢廷中长期与彼同声一气之旧势力，并局限住如北派与李鸿藻及神机营系统等势力之发展空间，以创造南派“清流”作为新政治主流地位， 并借之协助德宗完成最高权力之收束及辅佐光绪开创一代明君之伟业。唯此中应力避者，乃形成皇帝对太后地位之正面挑战，否则不免治丝愈棼，徒添争议。

只是，即令德宗与乃师君臣相得甚深，作为南派魁首的翁氏在这一点上仍不免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了。相对于翁氏之扩大南派权力版图以佐德宗，并进一步强化南派之主流地位，德宗所仰仗于翁氏及南派的，其实正是扫除与西后之间权力关系暧昧不明，致其无法完全执政之根本障碍。一定程度来说，这令翁氏与南派终须面对在德宗与西后间选边站的关键问题，而不容翁氏为自己与南派—其实，翁氏相信此亦是替德宗着想—打着“尊后扶帝”的如意算盘。如果翁氏认为此一路线乃为德宗完全执政创造最大可能之南针，则德宗恰认为这是完全执政最不可能实现的死路。说穿了，师生考虑中的矛盾，实亦在以自身利益与需求为出发点所造成之差异。来日于戊戌年将出现且极为致命之裂痕，实早伏于今日。

选自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