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
1937年9月10日，日军攻到山西阳高县城下。
天蒙蒙亮时，城内富人孙存仁打起一面约三尺长的白旗，上面写着“欢迎”二字，领着一伙人沿街大喊：“快出来吧，出来迎接皇军了！”这一群人边喊边走，朝着西门口而去。
在城内开杂货铺的马祥甫出门一看，见到许多人跪在西门处，还看到孙存仁在指挥人把堵城门的麻袋移开，日寇的奸笑声从城门洞里传来。不到十分钟时间，百余名日本兵已经入城。
日军进城后，从沿街的商号和住宅里搜撵群众出外，向十字街心集中。日军驱赶到十字街心的人，眨眼就有千余人，齐刷刷地跪在那里。有个叫马四的人，见到日军驱赶人群不敢逃，溜回家吃了饭后，又回去跪在那里。
两个青壮年被提了出来，跪在街心用手臂粗的棍子打，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四五个日本兵轮流打，百姓们都低着头不敢看，也不敢起来抵抗，两个青年被活活打死，打人的棍子上都沾上了带血的皮肉。
东街有个叫谢庆堂的商人，抬来几百块现大洋，送给负责看守的日寇，保释走了百余人。日本兵又从人群中搜到了一名晋军士兵，他是保卫阳高县城时受伤来不及撤走的。他被拉到街心的旗杆上绑住，扒光衣服用刺刀零刀碎剐。
日本兵一刀一刀地割下晋军士兵身上的肉，每割下一块都往人群里扔，直到这个士兵彻底断气。上千名跪下的人都低着头，任凭扔来的血肉落到头上，没有人敢抗议也没有反抗。这千把人由日寇围守着，一直跪到下午3点多钟，才又押往瓮城。
走到西庙巷街口，有个叫秦汝斌的晋军士兵见势不妙，抽身拼命就跑，日寇没有追到。许多人认为押到商务会后，给每个人开个通行证就会释放的。来到南街的商务会门前，日寇仍然逼着往南走。
这时有一些人发觉不妙，一哄而起涌入商会，这样跑走了一些人。走到楼西时，胆子大的又跑掉了几个。
其余的人都被押到南城门的瓮城内，约近千人进入了瓮城。当日寇关下瓮城的大门后，百姓们才知道大事不妙，哭喊声响彻瓮城。
当时马祥甫也被抓了，但他察觉日军可能要杀人后，在商务会门前就跑了。进入南瓮城的百姓就遭了殃，关闭大门约5分钟后，城墙上的日寇就开动了机关枪，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居高临下射击，南瓮城内的千名百姓遭到无情射杀。
日本兵就像宰杀动物一般，尽情地扣动扳机，看着纷纷倒下的人群，得意的笑声在城墙上不断传来。这场屠杀，活下来的只有几十个人，其中有梁凤仪、赵官印、李四子、任维先、张有先、楚宏世、刘阿软等。
当时楚宏世、张有先等人躲在马王庙内的山药窖坑内，日寇用机枪扫射之后，又朝山药窖内投了一颗手榴弹，当场炸死了几个。楚宏世被炸伤一只眼，张有先未受伤，他们夜间由城墙坍塌处逃回了家。
刘阿软比较惨，他遭到日军射击后，大腿中了两弹，子弹钻进了肉里。日本兵下楼检查尸体时，挨个用刺刀猛戳，轮到刘阿软时，日本兵只戳中了他的胳膊。日本兵怀疑他还没死，拉着他的两条腿在地上拖。
刘阿软咬紧牙关装死，任由日军拖拉拽摔，肚皮在石子路上磨破了，鲜血拖了一地。日本兵以为他真的死了，没有再戳几刀或者补枪。到了晚上，刘阿软趁日寇汽车出入，城门大开之际，逃出了瓮城。
杀人的第二天，日寇逼迫百姓掩埋尸体，马祥甫躲在杂货铺里被搜出，逼着去南瓮城收尸。马祥甫看到，死人堆里还有半死的人，或受伤严重不能逃走的人。
有个叫刘华的人与马祥甫熟识，他喊马祥甫给他点东西吃，这样他就能站起来了。可是日本兵不准，马祥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杀。
许多可以活命的人，就这样被活生生地与尸体堆在一起活埋了。尸体全部埋在了南瓮城东北角的税厅右侧，这个巨大的活埋坑也是日本兵逼着老百姓挖的。日本兵杀人后，还提出一个无耻要求：不准哭泣，谁哭就杀谁！全城无一人敢哭。
三个多月后，经过多方人士请求，日军才解除了禁令，允许百姓挖出尸体来认领。千余具尸体被挖出来，尸体已经无法辨认，那种惨烈的场景，马祥甫一辈子也忘不了。
几十年过去了，马祥甫一直清楚地记得这桩惨案，他从少年变成了老人，却永远为此事感到不平。为何人们不进行反抗呢？反抗也许还能活命。
他哭着说道：
“为何100个日本兵能杀掉1000名中国人？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中国人太善良，善良得忘记了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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