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控制：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作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技术思想家

计划和秩序潜存于现代工业的一切生产过程中，无论是工程绘图，还是初期计算、组织图、时间表，以及发电厂使用的那种追踪每日甚至每小时生产状况的曲线图。这个用图像显示的井然有序的程序源自土木工程师、建筑师、机械工程师、护林员和其他类型的技术人员各自的工作方法，在新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贝尔电话公司准备建立或扩大服务时开展的细致复杂的经济和社会调查即是例。）现在缺的是把这些方法从产业转用于社会秩序。迄今为止建立的秩序地方色彩太浓，无法在全社会有效推广。除了苏联之外，社会机构不是像在“民主”国家中那样陈旧过时，就是像在更落后的法西斯国家中那样被改造成了古老的形式。简而言之，我们的政治组织不是古技术时期的，就是前技术时期的，因此出现了机械成就与社会结果的脱节。现在，我们必须详细制定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由于我们掌握的知识，新的秩序将与现存的任何秩序都迥然不同。这个秩序将是科学思想和人文想象力的产物，所以它将为社会中非理性的本能的、传统的因素留有一席之地。过去一个世纪盛行的狭隘的理性主义对这些因素不屑一顾，最终却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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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林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1月

要改变工人在产业中的地位，必须建立一种三重控制系统：在产业内部进行功能性政治组织；把消费者组织成为能合理表达集体需求的活跃的自治群体；把不同产业组织起来，形成国家政治框架内的单位。

产业内部的组织意味着工会要从一个除了维护产业或整个工人阶级的权利以外还寻求其他特权的讨价还价的组织转变为一个生产性组织，致力于建立一套生产标准、一套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一套集体准则，涵盖所有成员，从学徒这种非熟练工人到管理人员和工程师。19世纪，广大工人胆怯无措，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如何合作，所以很乐意让资本家负责财务管理和生产。他们的工会主要负责为工人争取更多收入和较好的劳动条件。

在企业家这边，他把对企业的管理视为自己作为老板天经地义的权利，认为自己有权决定是雇用还是解雇，是停工还是开工，是建造还是摧毁。这些特殊的权利是工人和政府都不能侵犯的。他们制定了限制劳动时间和规定最低卫生条件的法律，确立了对重要公用事业的公共控制，并在政府监督下建起了卡特尔和半垄断性质的贸易组织——这些措施打破了制造商的独立性。不过，虽然这些措施是工人奋勇抗争的结果，但它们并未促进工人对产业管理的积极参与。在巴尔的摩与俄亥俄铁路的金工车间和美国制衣业的某些部门，人们采取了一些步骤来推动劳工的参与，但在大多数企业中，工人除了自己的具体工作外，不承担别的责任。

除非工人摆脱无精打采的依赖状态，否则无论是集体效率还是社会方向，都不会有多大进步。自治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自上而下地给予。要对产业进行功能性组织，必须有集体纪律、集体效率，最重要的是要有集体责任。同时，还必须有意识地在工人当中培养工程、科学和管理人才，也要调动他们当中更加适应社会的成员。这些人在精神上已经发展得足够强大，不再受限于他们所依附的金融系统的诱惑和机会。如果不在工厂内建立起有效的工作单位，那么无论政治制度表面上属于何种性质，工人都必然处于朝不保夕、低下屈从的境地，因为机械化的增加削弱了他讨价还价的能力，失业大军的扩大会自动压低他的工资，工业的定期性混乱抵消了他也许在短期内获得的任何微小收益。显然，控制自己的命运、增强自治是需要经过一番斗争才能实现的，既要通过内心努力来训练自己，获得知识，也要进行对外斗争，以抵制过去传下来的武器和工具。从长远来说，这场斗争不仅是针对工会内部僵化的行政官僚机构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它是对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发起的战斗。幸运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破产既是障碍，也是机会。一个腐朽的制度尽管比一个健康的制度更会给人带来危险，但拆除起来也更容易。这场斗争的目标不是战胜有产阶级，那不过是在为工业建立一个坚固的一体化和社会化基础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事情。争夺权力的斗争无论谁获胜，都是徒劳的，除非指导斗争的是功能意志。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消除了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企图，因为归根结底，工人没有在抗争之后把战斗继续下去的计划。

然而，要记住，要操作并改变现代技术，需要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力量。现代工业的整体组织错综复杂，依靠彼此相连的众多专业技能，也依靠人在互换服务、数据和计算结果中表现的诚意和善意。若是没有内聚力，无论怎么监督，都无法保证不会出现欺诈和不合作的行为。管理社会不能用野蛮的武力或有武力撑腰的狗仗人势的蛮横这种行为习惯从长远来说适得其反。功能性自治和功能性责任的原则必须在每个阶段都得到遵守，与之相反的以特权地位为基础的阶级统治原则——无论那个阶级是贵族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在技术上和社会上效率都不高。此外，技术与科学需要自主和自控，也就是思想领域中的自由。像早期基督徒那样企图通过树立特别的信条来限制这种功能性自主会使思想方法变得粗略，不利于技术和现代文明的根本基础。

随着工业机械化的推进，必须在工业之外发展出比以前所需的更大的政治力量。为了抗衡产业的遥控和在产业中墨守成规的倾向，必须成立消费者的集体组织，以控制产品的种类、数量和分配。除了所有产业都面临的消极制约，也就是不同商品之间的生存竞争，还必须有一种积极的监管模式，以确保生产有用的商品。没有这样的组织，我们的商业制度即使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在适应需求方面也反应迟缓。它虽然每月每年都改变产品的表面样式，但它对引进新想法百般抵制，例如美国的家具业就一直顽固拒绝非仿古式家具。如果工业以一种更加稳定的非竞争方式来组织，负责制定和提出要求的消费者群体对于合理化生产就更加重要。没有这样的群体，任何决定生产线和生产配额的中心机构必然是武断和低效的。与此同时，对消费者来说，产业合理化自然产生的一个附带结果是确立对产品性能和质量的科学衡量标准。这样，商品的售价将根据它的实际价值和用处而定而不是靠巧妙的包装和精明的广告。没有使用美国国家标准局这种确定标准的机构来帮助消费者群体，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知识最粗鲁的弃用。

政治控制的第三个必要因素在于对土地、资本、信用和机器的拥有。在机械进步和金融组织方面都高度发达的美国，近50%的工业投资和 40% 以上的国民收入集中于 200 家大公司。这些公司如此庞大，资本股份如此众多，没有一个人能控制其中任何一家 5% 以上的资本。换言之，小企业中的管理与所有权是自然的从属关系，但在大工业中，二者几乎完全脱节。（银行家和美国工业管理人在过去20年中精明地利用了这个情况，例如他们通过资本重组和发放奖金这种系统性掠夺过程，把绝大部分收入塞进了自己的腰包。）既然如今持有工业股票的股东已经被资本主义的阴谋诡计剥夺了财产，那么为工业体系建立一个理性的基础就不会引起多大的震动。建立理性基础包括把银行职能直接置于国家管理之下，直接从工业盈利中征收资本，而不是通过贪婪的个人绕个弯子。那些个人对社区需求的了解只根据个人经历，并不科学，而且他们有私心，甚至有彻头彻尾的反社会情绪，这削弱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我们主要生产工具的金融结构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实现机器人道化的必要前奏。当然，这是一场革命。它是温和还是血腥，是聪明还是野蛮，是能够顺利完成还是会带来一系列暴力冲击、震荡和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的工业管理人及其对手的思想素质和道德高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业已破产的结构内部，实现这种改变的必要冲动已经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社会陷入瘫痪时公开乞求国家下场救它一命，帮它再次站起来。一旦把狼赶走，资本主义就又神气起来。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它的生存几乎一直靠国家补贴、特权和关税，更不用说还有劳资双方爆发公开战争时国家对工人的镇压和监管。事实上，资本主义只有在无需国家帮助也过得很好的少数时间才大肆宣扬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最不想要的就是自由放任主义。这个口号的意思不是“别碰工业”，而是“别碰利润”。桑巴特对资本主义做过一次意义重大的研究，他在研究的结论部分把1914年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转折点。变化的迹象是资本主义生存模式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规范性主张：不再把谋利作为工业关系定向的唯一条件；通过互相谅解来给私人竞争釜底抽薪；为工业企业建立有章程的组织。这些进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开启，只要让它们遵照自身发展的逻辑走到底，就能使我们摆脱资本主义秩序。若没有社会对整个过程的政治控制，合理化、标准化，特别是足以把全社会消费水平提升至维持生命所需标准的定量生产和消费都不可能达到必要的规模。

如果建立这种控制得不到现有工业管理人的合作和明智的帮助，就必须推翻他们，另请高明。过去30年，从保守的伦敦到推行共产主义的莫斯科，欧洲各国政府对于工人住房这类新消费标准的适用给予了被动的支持，有时会从税收中拨款作为补贴。但是，建设工人住区虽然挑战并补充了资本主义的做法，但仅仅显示了事态发展的趋势。在根据人的需要对整个环境进行相应规模的重新规划和组织之前，首先必须大刀阔斧地修改生产制度的道德、法律和政治基础。除非做出这样的修改，否则资本主义会从内部垮掉。企图通过帝国主义征服来自救的国家彼此间将展开殊死搏斗，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之间也会爆发激烈的权力之争。这个权力随着社会对生产机制把控的削弱将变形为赤裸裸的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