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社会到格差社会》：从阶级逐渐固化的日本寻找未来的道路

在当今社会，消费行为无处不在，交通、外卖、购物等都是消费的体现。消费社会是后现代的社会形态，出现在生产社会之后。在工业生产社会，人们注重产品的实用价值，而消费社会中生产相对过剩，需要鼓励消费来拉动生产，人们的消费意愿更强。日本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初期经历了泡沫经济时代，随后进入平成大萧条时期，形成了格差社会。《格差社会：日本的阶层分化问题及其对策》由三浦展和上野千鹤子以对谈形式呈现，探讨了日本消费社会如何造就格差社会以及格差社会的表现。

一、日本消费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泡沫经济时代，迎来高度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前提是国民收入与储蓄水平较高，日本“团块一代”（1947 - 1949年出生）是推动经济腾飞的主力。他们多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就进入职场，借助集体就业模式从地方到大城市工作。1955年日本实行新经济体制，追求社会财富平均分配，使日本从中流社会转变为贫富差别不明显的社会，团块一代借此成为中产阶级。他们无需给父母寄生活费，拥有较多存款，成为消费社会的主要构成。其消费观是“大家都一样，都能买得起房子”，结婚生育人数在1975年达到顶峰，对上等生活的向往表现为消费行为，丰田皇冠轿车成为“一亿人口中产化”的时代象征。

上野千鹤子指出，“花子世代”（1959 - 1964年出生的女性）是消费社会的主要贡献者。尽管1985年日本颁布《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但女性就业市场变化不大，社会地位基本由男性决定。80年代日本女性通过消费实现自我价值，当时的消费社会发展到后来成为低、中、高端融合的市场，人们消费即能成为“上帝”。

二、格差社会的产生与表现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进入格差社会。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提出，“下流”指中产阶级的下游，这一阶层温饱可保，但在物质和精神上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与意愿，甘于平庸，主要成员是团块二代（1971 - 1974年出生）。团块二代童年处于泡沫经济，大学毕业后遭遇“就业冰河期”，面临经济萧条、工资下降，且因从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而产生心理落差，有强烈的危机感，认为自己将跌出中流进入下流阶层。

格差社会下，人们的婚姻选择发生变化。结婚对象选择更趋保守，跨阶层婚姻减少，同阶层内部婚姻增加。下游者结婚意愿低下，家庭与生子比例下降，出现“少子化”倾向。男性经济实力不如从前，仅靠男方收入难以支撑家庭生育。核心家庭成为奢侈品，有能力养育孩子的多是富裕家庭或能依靠父母的家庭。

未婚年轻人受“家庭至上主义”影响，视野和思想受限，难以忍受“杂音”，男性想逃离两性关系，独居男性每天平均五小时坐在电脑前。有孩子的家庭抚养方式局限于家庭内部，父母“做自己就好”的态度不利于激发孩子潜能。单亲妈妈增多，而父权制社会不为单身母亲提供政策支持。

三、格差社会中的女性阶层分化

在阶层社会分析中，女性常被边缘化。女性通过属于某一男性被间接赋予阶级归属，男性用阶层称呼自己，女性更多用婚姻相关术语。例如三十多岁未婚、未育女性戏称自己为“败犬”世代。

在格差社会里，女性按结婚动机分化为三个阶层：“生存”“依存”和“保持”。“依存”类占比最高，多为公司普通职位或派遣合同工的女白领，她们热衷于关注异性诉求，认为结婚是金钱与容貌的交换，但在格差社会下，这种靠婚姻改变阶层的观念逐渐行不通，她们实际上被社会欺骗。“生存”阶层女性处于社会底端，靠结婚保证“生存”，虽想结婚但不热衷讨好男性，她们与同阶层男性相互指望对方有收入，注定无法成为家庭主妇。“保持”类女性处于社会偏上流阶层，不讨好男性以表达强势地位，出现如裙子里装长裤等着装潮流，形成“女子学校文化”，女性服饰从对异性诉求转向对同性诉求。

四、对格差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面对格差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三浦展对“寻找自我”的价值观表示担忧，认为年轻时以此蒙混过关，中年后可能无法养活自己，父母应充分激发孩子潜力，避免阶级固化和精神固化，因为拥有人权思想和自尊的一代若最终一无所有，可能存在潜在危险。上野千鹤子总结日本三代人努力造就了安于现有阶级、思想封闭的国民，国民力量和国家地位下降，她虽未提出有力对策，但认为让日本和平进入“安乐死”状况也未尝不可。

这本书虽写于2007年，但日本社会发展在诸多方面比我们早一步。如今我国社会也出现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年轻人上升希望渺茫、选择佛系生活、阶级话题增多等现象，移动互联网发达带来“宅男宅女”增加和“信息茧房”，人们对与他人接触和聆听不同意见缺乏耐心。了解日本社会的变迁，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现象并思考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