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著作《双药记》书写奎宁和青蒿素

《双药记》，梁贵柏著，译林出版社，2025年。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疟疾，在我国民间俗称“打摆子”，是一种古老又致命的流行病，杀死了近一半曾经在这颗星球上生活过的人。时至今日，世界上每年还有数亿人遭受疟疾之苦。疟疾的克星——奎宁和青蒿素拯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体现了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并让世界看到了传统中医药的深厚底蕴。

新药研发科学家、科普作家梁贵柏的新作《双药记》，讲述的正是疟疾、奎宁和青蒿素的故事。这本原创科普著作融合了历史和想象、科学和文学，展现了东西方在抗疟斗争上的殊途同归。正如序言作者韩松落所说:“这本书除了是一部医药史、交通史和战争史，也是对人类智慧和道德的深入剖析。”

　　从“金鸡纳”到奎宁　　

1992年，梁贵柏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之后，于1994年加入默沙东新药研究院药物化学部，任高级研究员。梁贵柏长期致力于中美医药界的交流与合作。其著作“新药的故事”系列图书三种(译林出版社出版)入选科技部2023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

古印加人很早就发现，生长于池塘边的一种树的树皮可以治疗疟疾。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于1532年率军征服印加帝国后，西班牙逐渐在南美建立起殖民统治，大批欧洲人移民到利马，其中就有药剂师萨伦布里诺。1632年，他托人将一包当地的树皮粉带到了罗马，让罗马的药剂师尝试用它来治疗疟疾，这是第一例有记录的用南美的树皮粉来治疗疟疾案例。至于金鸡纳(Cinchona)这个名字的由来，则有一个美丽的传说。1629年至1639年，西班牙驻利马的总督是钦琼伯爵，他的夫人按西班牙语的习惯被称为钦琼纳(Chinchona)。钦琼纳来到利马后患上疟疾，一名土著姑娘用树皮粉治好了她的病，钦琼纳随后订购了大量树皮送往欧洲，用于治疗疟疾，因而这些树皮被人们称为“钦琼纳树皮”(Chinchona　Bark)。1742年，现代植物命名法的创立人卡尔·林奈将这种树命名为金鸡纳(Cinchona)，沿用至今。据说，这便是沿用了钦琼纳夫人的名字，至于林奈为何遗漏了字母“h”，至今仍是一个谜。

从新大陆传到旧大陆后，金鸡纳树皮粉救人无数，其中就有不少王公贵族，比如英王查理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王太子，甚至还包括康熙皇帝。1692年，康熙身患疟疾，经太医医治无果，服用洪若翰等来华传教士进献的金鸡纳树皮粉才得以痊愈，金鸡纳霜由此被清廷奉为圣药。

这种神秘的树皮粉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抗疟呢?从18世纪中期开始，历经70多年，化学家和药剂师们终于分离出了金鸡纳树皮中的抗疟活性成分，并将其命名为奎宁。此后，奎宁取代金鸡纳树皮粉，成为治疗疟疾的首选，更是成为热带作战的军队之刚需，有时甚至影响战争走向。奎宁被广泛应用于治疗疟疾200多年，于1909年被发现耐药性。人类需要一种新的抗疟药物。　　

　　“青蒿一握”与屠呦呦的诺奖　　

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曾提到青蒿治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此后的一些医书中，也有用青蒿熬汤、制丸治疟的方子。但“青蒿一握”重新出现在主流医书《本草纲目》之中，已经是1000多年以后的事了。李时珍整理和辨析医书典籍时，发现前人提到青蒿有青、黄之分。谨慎起见，他同时列出了“青蒿”与“黄花蒿”两个条目，也照录了葛洪“青蒿一握”的方子，但并未对其进行验证。青蒿仍然被埋没于故纸堆中。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疟疾肆虐，依赖进口的奎宁陷入短缺，人们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传统中医药上，常山由此脱颖而出——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张昌绍的研究团队分离出“常山碱”，发现其效果甚至优于奎宁。而青蒿又一次错过了“出头”的良机。

1967年5月23日，一个代号为“523任务”的秘密科研项目正式启动了，其当务之急是研发疟疾的新型疗法，以帮助越南军民在战争中减少疟疾引起的非战斗减员。1969年1月，屠呦呦加入了“523任务”团队，带领组员从中草药里筛选能治疗耐氯喹恶性疟疾的新型药物。筛选了100多个中草药样品后仍然几无所获的屠呦呦，再一次翻开《肘后备急方》时，忽然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就这样，被无数次错过的青蒿素终于浮出水面。

2015年，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如今，青蒿素已经被广泛用于世界疟疾高发地区。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与其他药物)用于联合治疗，估计可将疟疾死亡率总体降低20%以上，儿童死亡率降低30%以上，对于全球卫生事业的贡献不可估量。　　

其人其书:一半科学一半文学　　

《双药记》讲述奎宁和青蒿素的故事，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历史记录和文学想象相结合的方式，带给读者一半科学、一半文学的独特阅读体验。

对于有明确文献记录的，作者在忠实还原的基础上，对具体的细节，如场景、人物、对话做了文学加工。比如葛洪在广州会晤刺史邓岳，1532年皮萨罗率领舰队征服印加帝国，郑和病逝于七下西洋的途中……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历史事件，但葛洪与弟子的对话、皮萨罗和印加将军的会面、郑和海葬的具体场景，都是梁博士用合理的想象补足的。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写作形式，是因为梁贵柏自己也是“一半科学、一半文学”。他儿时便爱好文学，但受改革开放初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观念的影响，他选择了去复旦大学化学系读书。入校后，这名文学青年仍然流连于图书馆的文学名著，直到有机合成课改变了一切——课上所讲的伍德沃德—多林奎宁全合成让他一下子着了迷。后来，“523任务”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一篇有关青蒿素署名论文的通讯作者周维善，来到课堂上讲解青蒿素的人工合成。而碰巧的是，周梁两家是邻居，“周家爸爸”看着梁贵柏长大。

早年对文学的爱好让梁贵柏在科研之余，走上了科普写作之路。用梁贵柏自己的话来说，“完成《双药记》也算是对一半科学、一半文学的自己有了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