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爹”时代：现代日本社会的“父母格差”

在日本，“父母格差”一词主要指向家庭教育环境差距的问题。研究者认为，日本当下已经进入了从“精英主义”（“优绩主义”）向“父母格差”社会转型的时代，而“父母的财富”和“父母的教育愿望”决定了儿童的教育背景以及未来的社会地位。《父母格差：“拼家长”时代的冲击》（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月）一书剖析了这一社会变化的根源与影响，从学生、家长、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视角，透视了日本如何成为一个父母格差国家。本文系该书节选，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如果聚焦现代日本社会，家长主义的趋势会在哪些地方更为明显呢？在此我们集中三点来进一步了解其现状。这三点如下：

一、各领域中被称为二代的人越来越多→二代化

二、社会开始注重出身好坏→血统化

三、教育领域中的各种差距越来越大→差距扩大化

接下来我们按顺序来详细了解。

一、二代化

各领域都出现了越发常见的二代现象。在政界、财界、学术界、演艺界、体育界等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被称为二代的人，活跃程度也在不断加强。无需赘言，“二代”就是指“可以继承一代（父母）地位的人（指定继承人）”。

“世袭”与此大同小异，但范围更接近一些特定的地位和职业，指“子孙能代代相承”的领域，大家很容易联想到的是传统艺能的世界。例如有一位叫市川海老藏[1]的演员，他是“第11代”。年轻时想要什么样的人生都行，但如今不论愿不愿意，他都背负上了这块大招牌，之后也将以“市川团十郎”（第13代）袭名。

出生在“名门”的男性在30岁至40岁的时候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演员，各位读者对此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吧。以表演歌舞伎来说，演员需要掌握各种各样的技能和举止，但这些或许与“才能”没有太大关系。就结论而言，我认为“环境决定了一切”，即出生在歌舞伎世家已经决定了一切。在这样的环境中呼吸、吃饭，在和身边人互动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歌舞伎演员。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出生在市川家，他就不会成为海老藏。

当各个领域的二代现象不断增多时，我们需要留意到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出生在一代家里，被一代抚养长大也意味着他们在各个领域得到的机会在当下大大增多了。其中最容易看清楚的就是政界的例子。

我们首先来看历代首相。1996年自民党重回政坛时的首相是桥本龙太郎。之后，政权发生了如下更迭：

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安倍晋三（二度开花）→菅义伟→岸田文雄

共计12人，但其中不是二代、三代的世袭政治家只有菅直人、野田佳彦、菅义伟3个人。而其中前两位是民主党执政下的首相，也就是说，近年来自民党执政之下非世袭出身却登上首相宝座的，只有菅义伟一个人。

此外，据一份报告显示，如今国会议员当中约三成都是“二代”为中心的世袭议员。通过定量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世袭议员在选举中有得天独厚的地盘和资源优势，选举实力强，当选次数也更多，在自己代表的地区往往也能拿到更丰厚的赞助”（饭田等，2010年，第139页）。

“地盘、广告、资金”是众所周知的一句话。如果没能被这三个“ban” [2]眷顾，就很难在选举中获胜，这是残酷的现实，世袭议员不断涌现的现象也与此有紧密关系。

我们切换一下场景，看一下演艺圈，其星二代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多。在网上可以搜索到一篇名为《你会想到哪些成功的星二代之排行榜！让人感觉不到父母光环的星二代又是谁呢？》的报道，文中列出的前十名是宇多田光、佐藤浩市、Taka、杏、香川照之、长泽雅美、京本大我、新田真剑佑、杉咲花、松隆子这些明星的名字。（https://ranking.net/rankings/best-nisei-geinoujin）其中好几位是我不熟悉的人物，所以他们是谁的二代（谁是他们的父母），读者们知道吗？

演艺界，还有音乐界和体育界的二代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虽说我们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但能想到的是作为一代的父母给他们培养了扎实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二代的起点就有更多优势，比如更高的人气，更强烈的工作动力，更强的经济实力和更丰厚的资产，更广的人际资源网等。只是，二代们将来能否持续“成功”另当别论。是躲避在“父母的羽翼”下，还是开拓出了更广阔的发展，这要看二代自身的修炼和努力了。

二代现象的增多也说明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倾向进一步加剧。从社会学的阶层研究领域的观点来看，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社会整体的阶层流动率几乎没有变化，但仍旧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是“社会上流阶层的人口占比减少以及阶层跃升率的低迷”（石田、三轮，2008年）。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白领当中至少还有管理岗位和技能岗位的区分，但政治家也好艺人也罢，他们毫无疑问都是身处“社会上层”的人，得到了大众的普遍关注。而这些位置是普罗大众难以企及的，换句话说，阶层封闭的倾向越发明显了。

二、血统化

如上所述，我觉得与“二代化”现象密不可分的一点是，在家长主义的社会里“出身好”（或者说“家境好”）这一要素也越来越被看重了。

前几天我偶然打开电视，看到正在播放的一个节目，是对一个叫上白石萌音的演员的访谈。她也是2021年NHK晨间剧《来吧来吧，大家一起来》[3]的主演。我听到她的发言，脑子里自然而然浮现出“演艺界的家长主义”这个词。

表面看起来她是演员，唱歌也很好。此外，她会自己作词，据说还在写随笔。当然，她的演技也很精湛，无可挑剔。当主持人说了一句“后生（多栖发展）可畏啊”时，她回答：“是啊，我身边的人都在跨界了。”换句话说，她周围认识的年轻人都在努力地“跨界”，即进入各种各样不同的领域发展。她还在节目里说了在阿卡普尔科[4]（她父亲是当地日本学校的老师）的往事，以及同为演员的比她小两岁的妹妹萌歌的趣事。

很多人看到她都会下意识留意到“家境好”这一点吧。父亲在国外日本人学校教书，母亲曾经是音乐老师，后来成了钢琴私教老师。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她一点点发展出了自己的天分和潜力，一路成长到现在24岁的年纪。这也让我感受到“家长主义”实实在在地在身边存在着。

话题转向我熟人的孩子。这位熟人是北陆地区某县的教育工作者，太太是高校教师。就结果而言，父母是老师的这位独生女应届考上了东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文部科学省工作。

我也毕业于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曾经和这一家人一起吃过饭。就是那次，这位女生对我说：“志水老师之前说的‘穷苦学生’在我们教育学部几乎很少遇到。我很多朋友都是很开朗的人，也相对轻松地考上了这里。”其实她自己也是如此。性格开朗、率真、聪明、和父母亲近，简直是挑不出缺点的孩子。

我高考是4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我运气好，第一年就考上了，但那时候大家复读一年，甚至复读两三年都很常见。我记得当时的应届录取率大概是45%（我是应届考上的，特别开心，清楚记得这个数字）。其中还有稀稀疏疏从小地方的无名学校考上来的学生，我自己就是。记得刚入学时，我就是跟着这帮“少数群体”聚在一起开始了大学生活。可如今，能从小地方的无名学校考上东大的情况几乎罕见。据说现在东京大学的应届录取率已经达到了70%以上，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有名的升学高中。

为什么应届录取率可以达到这么高呢？一个很容易想到的理由是，无论出于经济层面还是心理层面的原因，考生都在回避成为复读生。但我一直觉得真正的原因另有出处。一言以蔽之，可以说这就是“家长主义增强的结果”。就是说，目标是东大的备考之路的起点已经明显地低年级化了。年轻人只要乖乖遵循父母安排的育儿、教育之路，顺顺利利地成长起来，就能跨过高考这一难关。反过来说，那些辛辛苦苦向上攀爬的人无论如何也跨越不了的鸿沟，或者是在小地方按部就班默默努力的人无论如何也翻越不过去的高墙，也在这中间也不知不觉出现了。

或许我这样的表达并不合适，但前文提到的女演员，以及熟人的孩子的确都是被精心抚养长大的出身好的孩子。出身一词，用英文表达是“thoroughbred”。具体来说，“彻彻底底地”或者“细致地”（thorough）“被抚养”（bred），就是好的出身。

教育社会学家本田由纪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叫“超级精英主义”[5]（本田，2005年）。“Hyper”是“超级”的意思。跨过精英主义的下一个阶段，在“超级精英主义”的世界里，不单单强调原先必备的能力（主要指在考试中被测定的能力），还强调沟通能力和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连“感知力”“人间力”[6]这种无法用数值来测定的能力也越来越被重视。我认为超级精英主义的说法最能准确捕捉“家长主义”社会里最被强调的核心能力。血统论的“出身好”不能是哗众取宠的东西，必须是谦虚低调且优雅不凡的东西。

然而，名种马的使命终究是在赛马中取胜，追求的是“跑得最快”。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仅仅会交流还远远不够，那只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的前提条件。在此之上还要能与他人进行良好的沟通，能发挥独特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卓越的名种马不仅要跑得快，也必须具备出色的观察力和奔跑方法。

三、差距扩大化

我们之前探讨的主要是与社会上层有关的内容。反过来，我们也需要看看家长主义之下那些只能依靠自己的人。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另一端”，即在家长主义这个游戏中无法充分利用游戏规则的人，或者说句极端的，是在这个游戏中“尝尽苦头”的人。

我从2000年开始参与学习能力[7]问题的调查研究。之所以会做这方面的研究，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关于学习能力低下问题的激烈讨论（市川，2002年）。我们就此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实际调查，从中发现所谓的“学习能力低下”其实反映出的是“学习能力差距的扩大”这一事实（苅谷等，2002年）。

说得更通俗些，在中小学生当中出现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状况，即被称为“双驼峰化”的现象。以前被称为“单驼峰”的时期，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分布只呈现出“会学习”和“不会学习”两极分化的倾向。而当下出现的“双驼峰”这一状况则与孩子们的家庭背景紧密相关，即“会学习”的孩子往往生活在相对富裕而稳定的家庭里，而“不会学习”的孩子的家庭往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棘手问题，基本上可以这样总结。而且，这样的状况在如今的公立中小学校里已经成为常态，如何帮助“不会学习”的孩子成了各学校共同面临的紧急课题。

关于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孩子们也出现了“体力上的两极分化”这个问题。2021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孩子们的体育差距》的书里，作者探讨了孩子们的“体力的两极分化”与“学习能力的两极分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他指出了重要的一点，“正如各项数据所示，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极大地影响着体育运动机会”，同时“呈现出向近代之前的体育运动回归的逆发展趋势”（清水编著，2021年，第vi-vii页）。这里提到的“近代之前的体育运动”指有特定地位和身份的人才能享受到有趣和快乐的体育运动。

回到学习能力差距的话题。我一直试图深入了解学习能力差距的实际情况，以探寻改善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其间偶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其实这一差距不仅体现在每一个孩子身上，也体现在孩子们就读的学校之间差距的扩大化，所以两极分化才越来越严重吧。追踪“会学习”和“不会学习”的两极分化现象就会发现，会学习的孩子都集中在“被好评的学校”，而不会学习的孩子都集中在“被差评的学校”。

虽说多少有些地域差异，但通常来说中小学校阶段就会有这样的区分，即“会学习”的孩子都去“私立学校”，成绩一般的孩子去“公立学校”。后来，公立学校也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现象。2000年品川区实行“择校制度”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使得分化程度进一步加剧。根据文部科学省的调查，到了2006年，日本有几乎14%的自治体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择校制度”。在那之后，叫停这一制度，对其重新进行审视的呼声越来越高，一直延续至今（志水，2021年，第四章）。

总而言之，自从2007年开始持续进行全国范围的学习能力、学习状况调查后，我们能从现在的得分分布看出一个趋势，几乎在所有的自治体里，得分高的学校和得分低的学校都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而且，学校的地段，以及选择这所学校的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极大地左右着每所学校的得分。

我在此尤其想强调的是，认为拿到高平均分的就是“好学校”，拿低平均分的就是“差学校”的看法是极为不准确的。为什么呢？大致来说，学习能力测试的分数与“家庭实力”和“学校实力”都有关系，至少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认为高平均分与“家庭实力”相关的观点完全可以成立。更极端来看，高学历的家长，或者从事专业技能岗位的家长占比多的学校里，即便教师对工作相对懒散，孩子们依然能考得高分。如此，还真的能把这些学校称为“好学校”吗？反过来，“困难”家庭相对多的学校里，即便教师拼命去提升孩子们的学习能力，结果也不会太奏效，仍旧容易出现平均分低迷的情况。所以称这些学校为“差学校”也是有失公允的。

容易流于“画大饼”的“多样化选择”

家长主义的基础在于家长的一片苦心，“想给孩子提供尽可能好一点的教育”，而为了满足家长这个愿望，学校教育系统被迫进行了重塑。进而，为了满足孩子和家长多种多样的需求，出现了多类型的教育设施跟着成立，人们的选择也随之多了起来。可现实中能从这种尝试中受惠的只有一小部分人，即前文提及的我上一本书中称为“能选择教育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只能“接受教育的人”来说，宣扬尊重选择自由的教育系统看起来花样丰富，实则只提供了昂贵的选项，十足像一座高档商场。不仅如此，贫困阶层和外籍人士经常面临成为“难以接受教育”的人的风险。对他们而言，所谓的多样化选择不过是画饼而已。

在这种状况下，不仅仅是高中和大学，连小学和中学也出现了纵向的排序倾向，即分化为“好学校”和“坏学校”的倾向愈发严重。这一事态令人无法置之不理。

[1]第11代市川海老藏，本名堀越宝世（旧名堀越孝俊），是日本歌舞伎演员，出身歌舞伎世家，已于2020年5月袭名为“十三代目市川团十郎白猿”。

[2]日语原文为“地盤、看板、カバン”，每个单词的最后一个音节均为“ban”。

[3]原名是《Come Come Everybody》，讲述的是一个横跨昭和、平成、令和三个时代的祖孙三人与英语广播节目共同成长的百年历史故事。

[4]阿卡普尔科是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港口。

[5]日语原文为“ハイパー・メリトクラシー”，即英语的“Hyper Meritocracy”。

[6]日语表达，表面意思是“身为人的能力”，具体可以理解为“成就自我和帮助他人”，包括使命感、想象力，热情、责任感、说服力、专业能力、表现力、管理力、助人的能力等。

[7]这里的日语原文用的是“学力”，指在学校教育中习得的知识和技能。

本文节选自《父母格差：“拼家长”时代的冲击》，[日]志水宏吉著，高璐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52.00元。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日]志水宏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