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萧军：与鲁迅的初次见面

电影《黄金时代》中，内山书店外，来见鲁迅的二萧。

在所有和鲁迅关系密切的青年人当中，我们所了解的，萧军与萧红得到的关怀和支持最多。而他们的最初交往，源自1934年萧军与鲁迅的首次通信。

在被誉为“日本第一个系统研究萧红并卓有成就的学者”平石淑子的《萧红传》中，讲述了这段故事。

平石淑子 | 文 崔莉、梁艳萍 | 译

那时，萧军听荒岛书店的孙乐文说他曾在上海的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孙建议萧军给鲁迅写封信，只要寄到上海的内山书店就行，这边的地址写成荒岛书店，也不会连累到个人，署名最好也不要用真名。这是萧军第一次使用“萧军”这个名字写信。

没想到鲁迅在10月9日收到信的当天就给他们写了回信（《鲁迅日记》）。鲁迅愉快地接受了二萧（萧军、萧红）请他阅读他们的作品的请求，对于他们创作的作品是否属于主流革命文学这一问题，鲁迅这样回答道：“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1934年10月9日）

…… 我把这信和朋友们一 起读 了又读；和萧红一起读了又读。当我一个人留下来的时候，只要抽出时间，不论日间或深夜，不论在海滨或山头……我也总是把它读了又读。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它就如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永远带在我身边！……有几次是眼中噙着泪水在读它，俨然如对先生的本人。那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是每一个字的一笔一画，每一个标点……每读一次全似乎发现一种新的意义，新的启示，新的激动和振奋！

两人立即将《生死场》的原稿和《跋涉》寄给鲁迅，为了让鲁迅更具体地了解他们，还把他们在离开哈尔滨之前刚照的照片也一并寄了出去。不久，青岛的地下党组织受到毁灭性打击。农历八月十五日，去岳父家庆贺中秋节的舒群夫妇也被当场逮捕。当时萧军他们刚好缺席，幸免于难。孙乐文关闭《青岛晨报》，劝萧军他们早点离开青岛。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萧军在青岛栈桥收到孙给他的四十元路费。这些钱是孙从荒岛书店的资产家朋友，也是书店的出资人那里借来的（《党与两萧——萧军萧红在青岛》）。11月1日，两人与梅林一起乘坐日本货船“共同号”，坐在装满咸鱼和粉条的仓库中离开了青岛。

两天后二萧和梅林到达上海。他们先来到夏天曾经住过的位于蒲柏路的旅馆，接着各自开始寻找落脚处。梅林住进位于法租界的环龙路（现在的南昌路）上自己少年时代朋友的家中。萧军和萧红借住在拉都路北侧一家叫作“元生泰”的小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房间南面没有窗户，不过好在还比较大，有专用的出入口。每月的房租不含电费和燃料费是九元，这对当时的他们而言绝不是一笔小钱，但是与每天一元的蒲柏路的旅馆相比已经好多了。

萧军与萧红

他们用手里仅有的不到十元钱买了食物和炊具。由于没有钱买油，每天就白水煮面片，拌着只值几个铜板的菠菜吃。两人曾写信拜托哈尔滨的朋友寄钱过来，不过那也只是救急。他们当时觉得，只要能够见到鲁迅，哪怕离开上海也算达成了愿望（《上海拉都路》）。于是萧军给鲁迅写信 ，要求见面。借用《萧军简历年表》中的话，那是因为“由于我们并不充分理解上海革命斗争的复杂性 、尖锐性、 残酷性…… 想得过于简单以至‘ 天真 ’了， 以为总不会有什么太大困难的 ”。因此当鲁迅回答说不能立即见面之后，他们一定很受打击。萧军不解其因，立即又给鲁迅写信，殷切地诉说他们的心情。据说在见面之前，鲁迅让人调查了他们的底细。

抱着一丝与鲁迅见面的希望，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终日盼望着鲁迅的来信。对他们而言，那是“唯一的希望”“如空气如太阳”。

一直生活在北方——特别是东北——的人，一旦到了上海，就犹如到了“异国”。一切都是生疏，一切都是不习惯，言语不通，风俗两异，无亲无朋……犹如孤悬在茫茫的夜海上，心情是沉重而寂寞！因此，当我们接到先生每一封来信时，除开在家中一次一次地诵读而外，出去散步时也必定珍重地藏在衣袋中，而且要时时用手摸抚着，似乎谨防它的失落或被掠夺！……

两人在等待与鲁迅见面的日子里对10月22日才写好的《八月的乡村》进行推敲和誊写。萧军对这部作品十分不满，甚至想烧了它。萧红鼓励他，并帮他誊稿。“她不畏冬季没有炉火，没有阳光，水门汀铺成的亭子间的阴凉，披着大衣，流着清鼻涕，时时搓着冷僵的手指，终于把《八月的乡村》给复写完了。”（《上海拉都路》）为买到复写用的日本美浓纸，萧军必须到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杂志公司”（也许是“内山书店”），从家至此要往返十五公里，可是萧军为了节约交通费都是步行来回。旧鞋底磨破了，脚后跟都出血了。最后一次买纸的七角钱还是当掉萧红的旧毛衣弄到的（《上海拉都路》）。

终于，两人的生活费用完了。无计可施的萧军写信向鲁迅借钱。

那段时间鲁迅身体不好。《鲁迅日记》中提到，11月7日由于肋间神经痛服药，10日夜里发烧三十八度六，14日收到两人来信时还发烧三十八度三。因此鲁迅回信晚了些，两人又不得不在不安中度过了几天。也因此，收到鲁迅发着三十七度七的低烧写给他们的回信（1934年11月17日）时，他们喜出望外。萧军在那封信的注上这样写道：“萧红一面拍着她的小瘦手，一面竟流出了眼泪来！……我的眼睛也感到一阵湿润，鼻子有点发酸……”

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生长北方的人，住上海真难惯，不但房子像鸽子笼，而且笼子的租价也真贵，真是连吸空气也要钱。古人说，水和空气，大家都有份，这话是不对的。

鲁迅在信中试图缓解两人心里的负担。

得知两人已经一筹莫展，鲁迅约他们见面（1934年11月20日）。两人“如小孩子盼新年一般”用指头数着日子想象着那天的到来，甚至还为此争执起来。

11月30日，终于可以见面了。鲁迅写信（1934年11月27日）告知他们见面的时间，考虑到两人对上海还不熟悉，鲁迅详细说明了到达内山书店的路线，“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现在的内山书店陈列馆

那天是“上海常有的一个没有太阳的阴暗的天气” 。他们到达内山书店时，鲁迅已经先到了。他时而看信，时而与日本人模样的人用日语交谈着。萧军对那时的情形是这样回忆的：

鲁迅先生走到我跟前，问着说：

“您是刘先生吗？”

“是。”我先点了点头，而后低声地答应了一个“是”字。

“我们就走吧——”他说了一声，又走进内室去，把桌子上的信件、书物……很快地就包进了一幅紫色的、白色花、日本式的包袱皮里，挟在了腋下，就走出来了，并未和谁打招呼……

萧军说，之所以鲁迅这时一眼将他俩认出，一方面因为已经见过他们的照片，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的装束与上海人不同。或许他们还是如梅林所描述的在青岛时那样，萧军像人力车夫一般，萧红也是一副粗野打扮。

鲁迅走在前面，两人与他保持着一定距离默默地跟在其后。鲁迅走得很快。他没有戴帽子，也没有围围巾，穿着一件黑色的瘦瘦的短长袍，下面是窄裤管藏青色的西服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黑色胶底鞋。

三人走了一会儿，来到一间“安静、昏暗，有些萧条”的小咖啡店。主人是一个“秃头的胖胖的中等身材的外国人”“基本上不懂中文”。因为是“午、晚不接的空闲时间”， 这所不大的厅堂里几乎没有几个客人。客人中也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鲁迅在门附近的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坐了下来。他开口说话前，萧红先问许广平（1898—1968）来不来。鲁迅说“他们就来的”，他的话是“浙江式的普通话，我们似乎听懂了，但又并不十分明白，萧红张起她的两只受了惊似的大眼睛定定地望向了鲁迅先生”。这时，海婴（1929— ）来了，随后许广平也来了。许广平亲切地握着两个人的手，“这时候我注意到了萧红，她一面微笑着，一面握着手，两堆泪水竟浮上了她的眼睛”。

萧军先大概谈了下他们由哈尔滨出走的情形，在青岛的情况，以及他们之所以匆忙来到上海的原因，随后又讲到东北伪满洲国成立之后的状况和“反满抗日”斗争的情形。鲁迅介绍了上海对左翼团体和作家的镇压及左翼内部的分裂等事情。关于那时的情形，许广平这样回忆道：

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著、战、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忆萧红》1945年11月28日）

他们的朴素一定打动了在上海要面临许多敌人和斗争的鲁迅夫妇。许广平还这样写道：

为了使旅人减低些哀愁，自然鲁迅先生应该尽最大的力量使有为的人不致颓唐无助。所以除了拨出许多时间来和萧红先生等通讯之外，更多方设法给他们介绍出版。

（《追忆萧红》1946年7月1日）

鲁迅病后憔悴的样子让两人十分吃惊。萧军形容鲁迅像一个“落拓的吸鸦片的人”。还自责自己这些健康的人好像要吸掉与疾病做斗争的鲁迅的血一样，萧红也为他们原稿上的字太小而内疚。实际上这些字也的确很让鲁迅头疼。

两人将与鲁迅初次见面时的惊讶直接写在信里寄给鲁迅。对此，鲁迅为了让他们放心，回答说是由于年龄的原因，也是没有办法的，实际上自己还顽强得很（1934年12月6日）。《鲁迅日记》中写着与萧军他们见面的那个晚上他还发着三十七度一的低烧。11月10日开始出现在日记上的体温记录直到12月3日才消失。此外还提到，由于病后消瘦，假牙不合适，又请人矫正了（12月17日）。鲁迅在见了萧军他们之后，鼓励两人道：

你们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静不下。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种情境。一个作者，离开本国后，即永不会写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而上海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此外，两人这次不但向鲁迅借了二十元钱，由于没有零钱，回去的交通费也是找鲁迅借的。借款让两人闷闷不乐，对此鲁迅谨慎地措辞，尽可能减轻两人心中的重负，让他们不要在乎这些小事情。向鲁迅借钱的并非只有他们。之后被鲁迅委任“指导”两人，一起兴办奴隶社的叶紫（1910—1939）也向鲁迅借过钱（［三二］注）。据说萧军后来用朋友寄来的钱还了这次的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