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为何是抗战最艰难一年？真相：日本3招逼蒋投降，招招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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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日军第二十一军一部在海军协同下，占领了海南岛，将该岛作为对广东方面扩大封锁的作战基地，和以后“南进”的战略基地。此后，该部又于6月攻占汕头和潮州，并于8月占领宝安，至此，日军对我国沿海对外交通封锁已基本形成。

1、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到昆仑关大捷

其间，日军第十一军于3月下旬占领南昌，切断了浙赣铁路和皖、浙中国军队的主要联络线；5月，日军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等部，进行了襄东会战，意在击溃蒋嫡系主力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以巩固武汉外围、阻止中国军队的反攻企图。

同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日本更急于解决侵华问题，以便从中国战场脱身，同机实现其更大的对外扩张野心。这时正值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日军发动湘赣会战的直接目的是要击第九战区粤汉路沿线国民政府中央军的主力。

日军第十一军以第六、第三十三、第一○一、第一○六师团及第三、第十三师团各一部，在海军协同下，从9月下旬起，以湘北正面为主攻，赣北、鄂南方面为助攻，开始了对岳阳至长沙之间地区为重点的分进合击（湘北大会战，或第一次长沙大会战）。日军与中国军激战20余天，至10月中旬，始返回原防地，日军这次作战，以奇袭为主，对中国的打击比襄东作战更大，日军紧接着又进行了南宁作战。

11月15日至16日，日军第十一军第五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在海、空军协同掩护下，先后在广西钦州湾登陆。此时，中国军主力尚在湖北，桂南兵力空虚。

日军第五师团赶在中国军队向南集结参战之前，乘虚长驱直入，于11月24日占领南宁。12月4日，又攻占昆仑关。日军这次作战的意图是为了切断从桂林经南宁和镇南关入法属印支（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这道条通是日军封锁了中国海岸对外交通后中国对外重要联络补给线。因此，中国决心举行反攻收复南宁。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命夏威任东路军总指挥、徐庭瑶任北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任西路军总指挥。12月17日，反攻开始。从28起，北路军经四昼夜激战，将昆仑关包围，并击退了增援日军。

31日，第五军夺回昆仑关。1940年1月2日，东西两路军向南宁进逼，准备会同北路军合攻南宁。2月1日，日军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2日攻占宾阳。并再占昆仑关。9日，桂林行营会议鉴于由河池经田东入越南的新国际交通线即将竣工使用，决定放弃反攻南宁而改守忻城、柳州、浔州、贵县等地，掩护新的国际交通线。

但此方案尚未实施，日军已于8日开始自动南撤，13日在南宁附近集结完毕，作战结束。这时，日本解除了第二十一军的战斗序列，编成华南方面军，司令官为安藤利吉中将。

日军发动南宁作战，还含有策反桂军的用意。早在1939年8月，日本方面曾派遣一个在李宗仁、白崇禧和龙云手下任过职的汉奸前去策反。这个汉奸在8月28日、29日和龙云密谈5个小时，另外又与白崇禧面谈5次、与李宗仁面谈两次，企图利用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游说他们与日本合作，均遭拒绝。

但日本方面并未死心，还特意将5年前曾受李宗仁、白崇禧聘请，在南宁担任过桂系军事顾问兼教官的中井增太郎大佐调到第五师团，任参谋兼特务机关长，主持策反桂军的工作。中井在南宁作战期间除设法通过熟人取得与白崇禧（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联络外，还直接通电白、李，敦促他们投降，但仍徒劳无获。

2、以战逼蒋投降的图谋

为对重庆国民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也为报复蒋介石发动的冬季攻势并防止其新的攻势，日军策划了宜昌作战。原来中国军队在1939年10月第2期整训结束后不久，从12月上旬至次年2月在华北、华中许多地方广泛地对日军发动了一场冬季攻势，结果伤亡很大，主要作战目的并未达到，但引起日军的惊恐。日军内部文件承认：“我方的伤亡合计也约达8000，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它特别对“蒋介石至今仍然在全军中保持着统辖力量”和中国军队仍具有“主动发起攻势的力量”深以为忧。

它估计中国军队第三期整训结束后可能发动新的攻势，便决定先主动进攻一这就是宜昌作战。

1940年4月下旬，日军先在长江南岸的九江、鄱阳湖、洞庭湖方面进行伴攻。5月1日第十一军开始宜昌作战。作战过程分为两期。第一期，日军的意图是进攻汉水左岸的中国军队。5月1日，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四十师团一部从信阳以北西进，2日第十三师团从安陆北上，取南北两翼包围夹击之势，企图在枣阳附近击溃中国军队。

4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和第六师团一部，在随县地区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后，协同第三师团占领了枣阳。16日中国军队收复枣阳。17日复失。19日，日军各兵团以枣阳为中心，一齐东进反击，中国军队向西及西北方面退却。21日，日军停止追击，向原驻地转移，第一期作战结束。

日军第二期作战的目的是消灭宜昌以东地区的中国军队，并趁势占领宜昌。31日夜，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在襄阳东南地区渡过汉水，6月1日占襄阳，3日占宜城，4日夜，第十三师团和第六师团一部从旧口镇地区渡过汉水，12日进占宜昌。

由于日军对是否确保宜昌一度犹豫，故第十一军曾于17日1时照原作战计划撤离宜昌。但东京的参谋本部考虑到，占据入蜀咽喉的宜昌，对重庆国民政府压力至大，可促成“桐工作”的进展，因而决定确保。正在撤离途中的第十一军，接到命令后于17日中午再度占领宜昌。第十三师团于29日强渡长江，占领了宜昌对岸的要地，宜昌作战至此全部结束，由此使重庆感到“日军逼进”的危机。

在进行上述一系列作战的同时，日军还出动航空兵，对我国抗战大后方进行狂轰滥炸。在武汉战役前，日军航空部队的任务以直接协同地面作战为重点。武汉战役之后，其作战方针改为重点攻击政治军事要地。从1938年底起，日军对重庆、成都、兰州、西安、昆明等地进行轰炸。在1939年内，总计各地遭日军空袭2600余次，人民死亡28000余人，伤31000余人，房屋被毁138000余间。

为“粉碎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日军的空袭特别以重庆为重点。1939年5月3、4日，对重庆的大轰炸引起市区大火，损失至大，市民约25万人紧急向乡间疏散，生产被迫停顿，人民生活更趋艰难。1940年5月2日，即日军发动宜昌作战次日，大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可自今日起实施空中进攻作战”。

13日，日本陆、海军达成联合轰炸作战协定，5月18日至9月4日，进行了以重庆、成都为重点，持续100多天的“一百零一号轰炸作战”。这次轰炸共投下炸弹27107枚，计2957吨，仅重庆市内就承受了万余枚，计1405吨。

8月19、20日的轰炸又引起重庆市内持续两昼夜的大火，火势所及一片焦土，血肉糜烂，室家化为废墟，惨不忍睹。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8月，日机出动9500多架次空袭重庆，投弹2万余枚，炸死市民1.18万多人，伤1.41万多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难以数计。

3、日本对中国的外交孤立

日本在直接用武力继续打击中国之外，还用各种办法间接打击中国，这就是积极运用外交手段，力图断绝外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和支持，孤立中国，为中国制造困难。这明显地表现在它处理对苏、美、英、法四国的关系上。反共反苏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调；日本同德、意结合，也以反对苏联为共同目的，再加联是援助中国抗战最主要的国家，日本法西斯对苏联就更加仇恨。

1938年7月在张鼓峰，1939年5-8月在诺门坎先后两次发生日军向苏军挑衅，结果都遭到惨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逐渐采取了对苏缓和的外交方针。

阿部信行内阁于1939年12月28日制定的《对外施策方针要纲》规定，在“中国事变”中，要设法使日苏“两国关系保持平静无事”，并说“为了有利于对美政策，要装出日苏接近的姿态”。从此时起，日本开始考虑与苏联缔结中立条约，一方面牵制苏联的对华援助，一方面为“南进”作好外交准备。

而苏联也愿同日本改善关系，苏联对华援助从1939年下半年就基本停止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延续和扩大，日益损害着美、英、法在华的利益和在远东的地位，因而不断加深它们同日本的矛盾。特别是日本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后，美、英、法当即于1939年1月14日共同发表声明，不承认所谓“东亚新秩序”。

但当时英、法都在推行绥靖主义外交，竭力寻求同法西斯侵略者妥协，又越来越受到日益险恶的欧洲局势的困扰，对远东无力顾及；日本看准了它的弱点，步步紧逼，迫使它们做出不利于中国的事，这一年4月9日，天津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英租界大光明戏院遇刺毙命。两周后、英方逮捕4名华人，指为嫌疑犯、日方要求引渡，为英国租界当局拒绝，天津日军即于6月14日晨开始封锁英、法租界。

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之势，英国政府很快就软了下来，要求与日本谈判。7月15日，英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有田外相在东京开始谈判，22日达成初步协定，即《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宣布承认：在日本进行大规模侵华战争期间，“在华日军特别需要在其所控制的地区保护其自身之安全及维护公共秩序，必须镇压或消除任何妨碍日军，或有利于其敌人之行为或原因。英国政府无意赞助有损于日军达成上述目的之任何行为或措施”。

这等于纵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抗日人民的镇压。9日5日，英方将4名华人引渡给天津伪地方法院，然后转交给当地日军。这时欧洲战争已爆发，不久，在日本的迫使下，英、法政府于11月13日宣布撤退部分在华驻军。自12月上旬起，华北英军开始撤退。

与此同时，日本也对法国施加压力。1939年11月30日，即在日军占领南宁一周之后，日外相野村吉三郎约见法国驻日大使亨利、要求法国以善意态度对待日本，特别是要求法方停止通过法属印支给中国运送武器。接着，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桥土勇逸少将于12月18日到达河内，与法国印支总督卡特鲁进行了3天会淡，直接交涉援华物资通过法属印支问题。

1940年4月间，日本外交方针在陆海军的推动下作了调整，强调为“尽单结束中国事变”“必须切断从外部对蒋介石的援助”。

主要内容是：对英交涉香港、九龙和缅甸边境，对法交涉法属印支边境，对苏交涉蒙古和新疆的西北路线，并与苏联调整关系，6月29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发表演说，重申“建设东亚新秩序”，并要“尽一切手段以期根绝援蒋行为”。

7月18日，日本迫使英国签订关于封锁中国西南交通线、关闭滇缅路3个月的协定。8月30日，日本与已投降德国的法国维希政府缔结《松冈-亨利协定》，据此，日军于9月23日分三路进驻法属印支（越南）北部。这是日本要截断中国对外通道的一个严重步骤，也是它策划“南进”，向东南亚扩张的一个重要信号。

正当日本法西斯将它同英、法、苏的关系纳入其孤立中国的轨道而向前推进时，它同美国的关系却出现了违背其意愿的趋势。

一方面，从1939年2月8日《中美桐油借款合约》签订起，美国开始以贷款援助中国，到1940年4月以后，此类贷款渐有增加，而12月19日罗斯福总统更正式批准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另一方面，1939年7月26日美国通知日本，将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1940年9月20日美国宣布对日本禁运废钢铁。

这就是说，美国正在实行援华抑日，这对日本是不利的，但由于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很大，使得美国对华经济援助一直非常有限；而日本仍能继续从美国进口大量战略物资。所以尽管日美矛盾在发展，相互间仍在维持外交贸易等关系。

总之，在1939一1940两年内，日本对蒋介石政府“又打又拉”政策的实施，曾使蒋政权一度发生严重动摇，特别是1940年的春、秋之际，急于进行反共的蒋介石集团已滑到了对日妥协、投降的边缘。

参与过日蒋“和谈”的张治平，在1953年向今井武夫透露当时蒋方内情时说，所谓“宋子良”会谈，“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直接领导下的极端秘密的工作。重庆政府方面也曾抱很大的期望。”

然而，日本对蒋政权的“又打又拉”政策毕竟没有获得他们所期待的最终结果、其所以未能奏效，原因很多。

日本条件太苛刻，蒋介石集团从其本身利益出发，始终举棋不定。更主要的原因是，抗日民族统一起线的存在和壮大，抗日进步势力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投降倾向的坚决揭露和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已经建立起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在华日军相当大的兵力，既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也使蒋介石集团在考虑妥协、投降时，不得不有所忌惮，有所收敛。

4、敌后战场的治安战

那时在我国大地上已不是一个战场，而是两个战场，即正面战场之外，又有一个敌后战场广泛发展起来。日本侵略者在其所占领的大片中国领土上越来越“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他们为巩固这些地盘，于是向中国人民进行了另一场战争——“治安战”。

武汉战役之后，日本在军事上采取的一条主要方针是确保其占领地区。1938年12月2日，大本营颁发《大陆命令第241号》，阐明“大本营的意图在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

命令规定：

在华北，“特别应首先设法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和蒙疆地区的治安，并且要确保主要交通线”；在华中，要“确保大体在庐州、芜湖、杭州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并且要确保主要交通线”。这一新的战略变化，旨在将其作战重心开始从正面战场移向占领区（即沦陷区）。

从此，敌后战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时，日本占领的华北、华中地区，形势十分复杂。日军在武汉战役结束后、加强了占领区的兵力，特别是在华北，由13个半师团增加到了22个师团，人数由30万增加到44万。但是，它实际所能控制的大多是“点”和“线”，即各城市、铁路沿线地区和若干平原地区。至于广大的山区和交通不便的乡村，日军或者未曾到达，或者还不能牢固占领。

它深深感到，要保证占领区的“安定”，仅仅保持“点“和“线”还很不够，必须保持“面”的占领；而这些“面”的相当部分还处在中国军队（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的地方军队)和抗日民众武装的掌握之中。

早在国共谈判、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时，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开展致后抗日游击战争，明确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在敌后数省边界地区创建根据地的任务。从1937年7月抗战开始到190年底，是八路军、新四军大力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关键时期。

这期间，人民军队从不到6万人发展到近50万人，根据地人口包括中心区和游击区共计约达1亿，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几年内，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及各地抗日民众，浴血奋战，前扑后继，使敌后战场日益扩大。

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支持了全国的长期抗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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