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五险一金的漫长前夜

文丨邬宇琛

编辑丨周近屿

外卖骑手长期存在的身份认同困境、五险一金缺失问题，终于出现破局的可能。

2月19日上午，京东宣布自3月1日起，为旗下全职外卖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这条消息在京东官宣进军外卖市场一周后宣布，砸出的波澜在水面上扩散。

当日傍晚，美团也宣布预计在今年第二季度开始，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的骑手缴纳社保；今天，饿了么发布公告，称2023年起已启动骑手社保缴纳试点。

从2008年国内出现第一单线上外卖算起，当下国内骑手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日均配送额超过8000万单，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外卖市场。在繁盛的市场背景下，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庞大的骑手群体们被困在系统里，也困于险金之中。

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出于各方复杂的因素，外卖骑手们的险金保障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及其团队，2020年11月在北京进行的调查显示，受访外卖骑手六成以上没有社保。穿着各色外卖平台工服的骑手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某种程度却是社会保障体系外的“隐形人”。3元的保费，或隐或现的平台及其暧昧态度，复杂的劳动关系，不一的交保意愿和冗长的司法周期等，像蜘蛛网一样把骑手群体编织其中。

如今，蜘蛛网正在被戳破，关于骑手险金缺失的历史是否等来终结的时刻，依然充满一些不确定性。但回过头看，这段并不漫长的外卖骑手险金权益史，充满了争议、争取和血泪。

不保险的保险

2020年12月21日，北京。外卖骑手韩某伟骑着一辆标有“饿了么”商标尾箱的电动车，打开了“蜂鸟APP”开始接单配送。当日下午5点多，他在配送完第33单外卖后，倒在了配送第34单外卖的路上。

警方得出韩某伟系猝死的结论。随后，家属开始为韩某伟追究其工伤保险责任。令人惊愕的事情发生了。

作为一名蜂鸟众包骑手，每天跑单之前，韩某伟都会被扣除3元的服务费，这被骑手们普遍认为是用于投保的费用。但当真正追究责任时，饿了么平台的工作人员表示只能给家属提供人道主义赔偿2000元，其他由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则表示，韩某伟被扣除的3元服务费里只有1.06元是真正被用作购买意外险的费用，只能够赔3万元。

这意味着身为一个外卖骑手，如果在工作途中发生意外死去，家属只能拿到甚至不足4万元的赔付。

这次事件后，媒体和公众开始大范围关注外卖平台骑手的险金保障问题：为什么外卖骑手只有每日3元的服务费保障他们的安全？为什么这3元里，只有1.06元购买了保险？饿了么在这次事件后道歉，并承诺会将猝死保障限额提高到60万元，并为家属补偿这60万元抚恤金。

但关于外卖骑手因缺乏险金保障而被损害的事件却没有因此而停止重演。

细数近几年外卖平台对外的品宣，尽管不断提及对骑手的权益保障，但有时候这些保障却像是跟随在骑手背后的影子，时常看见但却摸不着。其中险金的缺失是最核心的问题。

美团和饿了么作为两家外卖巨头，主要的用工模式包括专送模式和众包模式。专送指的是平台通过配送商招募骑手，而配送商有一级、二级，甚至会发展成网络状的外包配送服务，有多个用工主体对骑手存在实质用工。而众包模式下，骑手属于兼职，可以在不同平台自由接单。

2020年9月《北京劳动就业报》的报道里，美团政府事务总监荀彬就曾表示，“为了防止骑手在工作期间发生交通安全问题，我们给众包骑手提供意外伤害险，要求加盟商为专送骑手购买了雇主责任险。”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里对这两种保险描述得更详细些：按照外卖平台的设计，专送骑手的保险（雇主责任险）由站点按月扣除，具体金额也由站点决定。众包骑手的保险（意外伤害险）则按天扣除，每天3元，保障时间从骑手当天第一次接单到当日24时，如果此时骑手还在送餐，保险时间最多可延长一个半小时。

可以看出，这两种用工模式的共同点是，外卖骑手都拥有保险，但比较单薄，对外卖骑手来说，甚至是模糊。

争议不时发生。以专送骑手为例，平台将为骑手缴纳保险的责任转移给了配送商。《检察日报》曾经记录过这样一个案例：2019年4月，曾是饿了么骑手的邵新银在送餐时受伤，双腿严重骨折，肋骨断了三根。保险公司最后根据雇主责任险，向其理赔了9万多元。

邵新银在签合同时并没有注意具体条文，他有点纳闷，为什么自己交的是雇主责任险，而不是工伤保险？

而在维权时，他遇到了一个令自己更不知所措的谜团，他被饿了么的外包公司转送到其他公司代理的站点后，该站点的“蜂鸟配送”代理权又整体外包给了第三家和第四家公司。整个过程里，他被五家公司相继“转移”。邵新银最后靠仲裁才确定劳动关系从属于第三家公司，但依然没有确定饿了么平台有连带责任。

而有时候，专送骑手甚至连保险也没有。《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显示，许多骑手在入职站点前还会再签署一份文件，声明自愿放弃购买社保，只因买了社保就要从工资里抵扣，骑手舍不得这几百元，于是乖乖地签了这份缺乏法律效力的文件。

众包骑手的处境更不及专送骑手。平台提供的众包保单里，美团对于意外伤害最高赔付限额是60万元，医疗费用最高赔付是限额5万元。相比之下，饿了么平台的意外身故赔偿是65万元，医疗赔付则和美团一样。在韩某伟去世之后，饿了么将猝死的赔付保障限额提升到60万元，美团的猝死保障金和饿了么一样，都是60万元。

但众包骑手意外险也提到，猝死保障金需要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身体急性症状发生后即刻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才能赔付。而其中因既往症导致的猝死属于除外责任，并且必须尸检确定猝死原因。如果未能提供尸检报告，在排除既往症原因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按不超过身故限额的10%比例赔付。

首先从性价比上看，众包骑手们缴纳的保险远不及许多更便宜的综合意外险，以支付宝上可以购买到的综合意外险为例，一年不到400元保费，意外身故伤残就可以赔付100万元，意外医疗赔付10万元。外卖骑手通过众包APP缴纳保险，每天3元，一年的保费就要上千元。

而理赔也不容易。北京金融法院曾审理一起骑手猝死的保险理赔案件。2022年3月22日，外卖骑手田某被发现在出租屋内死亡，公安机构出具死亡证明载明田某系猝死。投保记录显示，3月20日，田某通过众包平台投保了众包骑手意外险，保险时间从3月20日到3月21日。保险公司以田某被发现死亡时不在工作期间，地点不在工作岗位拒赔。好在法院最后判决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60万元。

某寿险内部人士曾对《深燃》指出，在外卖平台对众包骑手提供的第三方责任险中，骑手配送过程中致人伤亡或产生医疗费用，最高可以赔付20万元，财产损失最高赔付5万，其中美团有300元的免赔额。保险额是够用的，但却提及了，骑手要在合法驾驶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赔付。但在现实里，很多骑手因为跑单而造成超速、闯红灯、逆行，保险公司都可以拒赔。

难兑现，金额小，周期长，甚至没有任何保险。这是长期以来围绕外卖骑手的阴影，它不会时常出现，有的人会忘记它，但想起它的时候，那意味着阻碍、绝望甚至是死亡。

毫不夸张地说，在电动车的飞速奔驰里，外卖平台对骑手的险金保障完善慢如龟速。这就是十多年外卖市场空前繁盛下，外卖骑手“被保险”的现实。

五险一金困局

事实上，外卖平台不为外卖骑手购买社保、公积金早已是水面之上的事情。

早在2020年，关于外卖骑手的困境已经成为媒体和学者们重点关注的话题。那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写出了外卖平台利用算法对骑手的压榨，以及骑手缺乏各种支持的困境。其中就包括外卖员没有任何单位为其缴纳五险一金。

外卖平台并不是不关心社保问题。一位知情人士对镜相工作室介绍，社保和用工关系议题一直是美团业务部门、安全部门以及合作商重点关注的问题，他透露，在2021年上半年，曾在广东中山发生一站点要求骑手自愿放弃社保事件；某地骑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事件。这两起事件再次引发美团内部重视和讨论。

外卖平台也确实有透露出整治这些侵害骑手权益行为的决心，2024年12月，美团称从2021年9月开始，已经向内部发文“严禁诱导和强迫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以规避用工责任”的相关行为。

但问题是，无论是内部整治或是“新职伤”试点，真正涉及骑手的社保问题依然没有被触及。

外卖骑手们的五险一金为何就是无法落实呢？

最容易想到的，对于企业来说，为上百万的骑手缴纳五险一金是个巨大的成本。去年9月，美团CEO王兴对内发布全员信称，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约745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11%的骑手全年接单在260天以上，大约81.95万人。即便是只给这81.95万的人缴纳工伤保险，无论用哪种计算方式计算，也可以确认这是一笔上十亿元的数字。

而对于许多骑手来说，社保本身可能并没有如此大的吸引力。2024年3月，《解放日报》曾报道一场新业态就业群体的立法大讨论。外卖骑手、人大代表和平台负责人分别发表了看法。

有骑手直言，如果缴纳社保，每个月要出700元，“这700元我寄回老家给女儿买点玩具不好吗？而且我在老家已经缴了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他说，不确定能在上海待多少年，社保不能退，除非平台百分之百承担社保，否则对社保缴纳意愿不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道，与会者对“社保”的定义混杂，有人把社保强调为养老保险，有人强调的是医疗保险，但恰恰是这种类别多样导致了劳动者分辨不清，继而放弃参保。而这背后，也有社保基金因统筹账户不跟随个人转移，导致外来劳动者返乡后大量基金留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地域不公问题。

学者孙萍于2021年在北京发放的调查问卷也显示，在外包环境下超过一半的北京骑手表示自己不缴纳社保，因为他们更需要短期收入，长远的保障是次要选择，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未来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充足的信心。

不过，在外卖骑手险金这件事情上，各种复杂意愿交织，有的被放大，有的被利用，有的被无视。事实上，在企业缴纳社保成本上，有人认为，这并不会给外卖平台带来想象中那么大的负担。《表里表外》2021年算过一笔账：根据中信建投数据，2020年，美团日活骑手约100多万，专送骑手占大约40%，若按照运输行业的工伤保险基准费率1.1%，缴纳工伤保险后，骑手成本上升比例为0.44%，平摊到每笔外卖订单上仅增加了0.02元成本。

而对外卖骑手而言，有反对缴纳社保的声音，就一定有需要缴纳社保的声音，而缴纳社保是一种出于国民身份的基本保障。

究其根本，外卖平台不给骑手买社保的原因，还是劳动关系决定的。无论是专送骑手或是众包骑手，他们和平台之间并不是劳动关系：专送骑手和配送商签订合同，与平台无关；而众包骑手则与平台签订众包协议，平台在它和骑手之间会插入一个众包服务公司，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致诚中心”）称，这相当于一个法律的防火墙，切断了外卖平台和骑手之间的法律关系。

对维权而言，致诚中心说，“原本集中于单一雇主的权利和责任被分散到多个配送商和灵活用工平台，骑手的劳动关系通过人为的外包和分包彻底打碎。不但导致骑手分不清用人单位是谁而大大增加维权成本，就连法院也可能因为难以确定用人单位而判决骑手败诉。”

于是，既然不存在劳动关系，那就更谈不上根据《劳动法》为员工缴纳社保了。因此，骑手的社保问题就成了一个被年年追问、关注、讨论，却永远悬而不决的议题。

故事终于倾向了小人物

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包括美团在内的10家头部企业应履行用工责任。其中就提到，“企业要引导和支持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

此后，国家一直在引导外卖平台完善骑手的劳动权益，为骑手提供更多社会保障。

也就是那年12月底，人社部等十部门又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对标工伤保险体系推出职业伤害保险。美团作为试点企业，从2022年7月起为试点省市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也就是“新职伤”。

“新职伤”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等7个省市的外卖行业展开，截至2024年11月末，参保人数达到1022.64万人。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平台企业为外卖骑手采取按单计费，按月订单量申报缴费，但也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和意外险不同。骑手或亲属可以在事故后30个工作日内申请，领取包括医疗费、伤残补助金等，具体标准因地区而异。

“新职伤”的出台为骑手单薄的意外险做了补充，从某种程度上看，的确是一个针对性强的政策。但同时，为骑手缴纳社会保险的必要性也被放缓。而“新职伤”却也依然缺乏足够及时和全面的支援。

著名的案例是，2023年冬天，在上海，美团外卖骑手向建军在距离最后一单目的地还有不到2公里的地方，发生事故后骨折倒地。几名大学生将他送进医院后，他因为没有钱支付1万押金而擅自离开医院。

为了帮助向建军治疗，学生们开始梳理可以救助这位骑手的所有政策。但他们发现，这位骑手没有医保，没有户口。而平台为他提供“新职伤”，上传材料3天后，界面一直停留在“待审核”状态，根据平台客服的回复，“新职伤”的赔付流程可能长达三至六个月，要求当事人先垫付后报销，但对于没有钱垫付的当事人来说，这显然无法达到减轻负担的效果。

“新职伤”为骑手险金缺失的历史跨出了稳重的一步，但骑手权益保障依然在缓慢地发展。2022年，MSCI 下调美团ESG评级，由A级连降两级评级至BBB，并在劳工健康安全领域触发风险警示。分析显示，这一调整很可能源于美团平台经济模式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特别是骑手用工关系的法律定性不明确——平台通过配送合作商间接管理骑手，形成"平台-合作商-骑手"的三方法律关系。

这种用工模式的特殊性导致美团无法作为直接雇主介入骑手社保体系。尽管平台在2022年ESG报告中提及安全培训、装备升级等措施，但关键领域如五险一金等基础福利仍缺乏制度性安排。

关于骑手险金的故事，齿轮再次转动，已经是2025年2月11日。 这天，京东、美团宣布相关举措及时间安排，饿了么于次日表态。

“稳定兼职骑手”的判定，以及实施的实际情况等依然值得观察。但这依然是振奋人心的消息。

无论是蓄谋已久的保障，还是平台倒逼下的竞争，外卖骑手群体险金缺失的历史似乎在此刻猝然终结。

在茫茫十多年的外卖平台宏大叙事里，故事终于倾向了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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