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当前中美关系背景下如何维持科学合作

薛澜资料图。2025年1月16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由包括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在内的多位专家联合撰写的评论文章《如何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维持科学合作》（How to sustai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mid worsening US-China relations)。
本文来源：中国科协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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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当前中美关系背景下如何维持科学合作

科学家需要为联合工作确定“安全区”，在安全区内，利益高于政治风险。

随着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两国间的科学联系也变得更加脆弱。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两国科学界有可能通过合作产生造福世界的技术和理念，如清洁能源和改良药物。但如果两国科学界渐行渐远，科学发现的流通速度会变慢，科学家们也将很难再采取集体应对的方式来解决危机。

即将上任的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政府很可能会扩大美国两党目前达成的共识，即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过去十年间，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均对中国进口产品增收了关税并采取了更多限制手段。经过一番争论，两国于上月续签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STA）以支持政府部门间的合作（详见《自然》网页https://doi.org/nzg8；2024）。这是一个有益的举措，但也凸显了两国政府间的诸多分歧。

为了弥合分歧，科学家们必须提高政治敏锐度，积极参与制定合作条款。中美研究人员必须携手合作，划定并支持可以开展联合工作的“安全区”，即那些合作价值高且地缘政治风险较低的领域。

科学联系日益疏远

分裂并非不可避免。以冷战时期为例，当政治领导人间剑拔弩张时，科学却成为了思想交流与相互理解的桥梁。美苏科学机构建立了许多宝贵的“安全区”，在1957至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双方在地质学与极地科学等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双方还在奥地利拉克森堡成立了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以期进一步促进科学合作。

“美国出国交流学生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了形势的严峻。”

中美两国有着悠久且深厚的合作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数百万中国研究生和本科生前往美国学习，而数以万计的美国学生则在中国学习（见 “中美合作”图表）。2000年代末，这一交流趋势更是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两国经济与科研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放大了未来合作的潜在收益，但也产生了大量真实存在和臆想出来的风险。

在理想状态下，科学界在知识共享方面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这使得科学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将会不断加深政治猜疑，因为双方的信息交换可能会危及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由于国家安全越来越依赖于民用经济中的技术，例如人工智能和计算，经济与安全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表述来合理化缩减合作规模的行为。比如在美国，两党达成共识的理由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恢复制造业实力。但是，政治家们忘记了，上世纪80年代，面对日本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威胁时，类似的态度也曾在美国盛行。可最后，加强合作，包括增加跨境贸易投资，反而成为了最终的一个解决方式。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已经逆转了几十年的开放政策，现在正将中国大陆的生产商和创新者拒之门外。这种猜疑正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因为担心美国试图削弱中国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源于美国国内对加大战略关键产业投资的需求。

自2020年以来，美国赴华留学生人数急剧下降，凸显了这一严峻局面（见 “中美合作”图表）。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美国科学家访华几乎完全停滞，而同期中国赴美科学交流的数量也显著减少，跌至2019-2020年的峰值水平的77%。更令人担忧的是，科学论文跨国合著这一趋势正在逆转，而这一现象通常表明思想交流的深度和频率已经明显下降。

中美合作：中美两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学生交流加深了两国关系。由于政治局势紧张，疫情期间交流数量有所下降，并且此后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

随着两国对彼此的了解日益减少，上述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两国都将更难从强大的团队合作所创造的集体价值中明确自身的国家利益。一旦出现裂痕，便可能迅速演变为难以弥合的深沟。这一点从美国的相关政治决策中可见一斑，例如要求更加详细地报告项目人员和国际合作成员的国籍，尤其是在涉及技术转让和海外报酬的项目中。

例如，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严禁资助“恶意外国人才计划”参与者，而该计划可能将支持中国顶尖学者的项目纳入打击范围。今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向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和德克萨斯州大学城的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拨款6700万美元，用于评估并降低外国干预以及美国研究所面临的相关风险。

当资助机构同时扮演支持者和惩罚者的双重角色时，科学家在涉及跨国合作的研究中更难获得可靠的资金支持。政治上的“地雷”可能突然出现，有时甚至会摧毁科研人员的研究项目和职业生涯。例如，2018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司法部启动了针对科研中外国影响的调查。从那以后，美国科学家与中国合作的科研成果发表率下降，而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发表率却有所上升。

科学家可以通过专注三个领域，帮助弥合这些政治裂痕。

划定安全领域

振兴合作的策略之一是谨慎确定安全区。尽管没有任何科学活动能够完全免受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但某些领域（例如机器智能或药理学）遭受打击的可能性要高于其他领域（例如极地科学或宇宙学）。

安全区的边界总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它们是由不断变化的科学和政治因素决定的，但我们可以遵循一些经验法则。例如，在识别风险时，重要的是要区分尖端科学所需的工具和科学本身的风险。某些国家因为担心某些科学工具（如传感器或半导体芯片）具有实际的或潜在的军事价值，而不愿意分享这些工具的研究细节。但他们仍然可以参与数据的共享和合作，因为这些数据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军事敏感信息。

中美在科学领域的合作应聚焦于安全领域。为推动这一目标，两国科学院应成立联合小组，正式定义“安全领域”的概念，并确定优先资助的具体方向。在可能的情况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及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C）等资助机构也应采取类似举措。

明确的合作战略不仅能为资助机构提供更多政治保障，还能为争取私人资助提供指导。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构建这样的框架，虽然面临反华言论的挑战，但可能具有较强的政治可持续性，并可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明确安全领域的界限后，人们也将意识到，一些科学家可能仍在这些领域之外开展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应采取谨慎态度并制定风险管理策略，以降低潜在风险。

批准资助渠道科学界

必须与资助机构合作，明确跨国合作的资助来源。在中国，此类资助大多来自现有机制，不过也许会有专门拨款用于中美科学家的合作项目。美国则需要做出更大的改变。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能源部等联邦资助机构，应明确指出哪些领域的合作是安全的。然而，联邦资助所能发挥的作用可能有限，因为政治干预（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无处不在，且正在迅速增加。去年8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莫妮卡·伯塔尼奥利（Monica Bertagnolli）曾发表声明，承认研究界存在反华偏见，但并未真正解决这一现象。这反映了联邦资助的一个更大问题：他们正愈发频繁地审查中国在美科研事业中的参与情况，并且这种审查是难以预测的，加剧了合作风险和行政负担。

在美国，研究人员可以从中国获得资助或通过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等项目接收中国学生和博士后，这些项目旨在培养中国未来的科学工作者，意义重大，在职业生涯早期建立的联系往往能促成长期合作，有助于消除误解并改善双边关系。（我们六位作者都从这种互动中受益。）然而，这种做法正遭遇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构成了美国科学界面临的又一特殊挑战。

除此之外，在美国接待中国访问学者的难度正在增加，而中国的政策导向也在发生变化，开始降低对海外经历的重视程度。美国相关机构亟需明确表态，在安全领域范畴内，允许接待由政府资助的科学家，同时为非安全领域的项目增加更多保护措施。

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很少有美国科学家直接在中国开展研究，大多数合作都是通过学生和博士后交流进行的。由于中国为该国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大约一半的资金，人们错误地认为美国科学家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如果美国科学家能够获得更多资金支持，而无需依赖东道国的预算，将有助于消除这一误解。

促进中美科学合作的良好基础已经具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曾有一项支持联合研究或交流的项目，该项目中，双方基金会分别对本国科学家提供资助。在采取上文所述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应该重新启用这一方案。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全球中心计划”资助美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合作，其他参与国科学家则通过本国协调但独立的配套资金获得资助。该计划可扩展至涵盖中美合作项目。

基金会也可以考虑采取类似的方法，作为政府资助的补充和支持。长期以来，慈善事业在支持美国科学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相比之下，慈善机构更善于承担风险并在政治逆风中保持定力。

阐述交流收益

科学家必须更好地解释合作的收益，根除并抵制虐待、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并让科学回归其真正目的——依靠集体而非民族主义的推动，共同追求思想的进步。

诚然，科学家们通常不擅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政府和公众解释自己的科研活动。但是，对于那些渴望参与合作，特别是安全区以外领域的科学家们而言，他们必须成为政治上敏锐且善于倡导的先锋。为了化解日益加剧的敌对言论、清晰展现合作所蕴含的即时与长远价值，良好的沟通必不可少。

情报界人士、科学政策官员、研究新星、资深教职员工，以及来自商业和民间社会的受益者之间亟需建立沟通桥梁。众多科学家已深刻意识到，参与并推动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对美国而言大有裨益，而携手应对全球挑战更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然而，他们仍需做出努力，通过具体趋势和案例来阐明这一立场。

向这些群体说明合作的好处将促进面对面交流，并增进对彼此社会的直接了解。在实际操作中，中国应该优先接待美国研究人员和学生，并为他们的中方合作伙伴提供直接支持。在美国，签证申请流程亟需提升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美国必须展现出更为友好的姿态，开辟不受全球地缘政治及国内政治波动影响的协作渠道。我们已无法再假装不需要积极的保护措施了。

新举措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STA）早该续签，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双方合作道路上的一大障碍。然而，该协定在2023年8月到期的事实无疑削弱了任何关于未来合作的外交声明的可信度。更为关键的是，新协定对合作范围做出了明确限制，仅限于基础科学领域的合作，并将所有涉及安全敏感领域的项目排除在外。两国科学院必须积极介入，向科学家们指明切实可行的前进方向。去年10月，中美两国科学院共同发布中美星球健康联合计划，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该计划旨在通过研讨会、联合讲习班、联合共识研究和联合研究所促进中美两国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双方必须建立信任，以便让学生和科学家能够跨越国界，寻求合作发展。美国可以通过制定更加清晰明确的政策，特别是在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签证的发放与保障方面，迈出第一步。

从长远来看，应该由一群政治敏锐的新兴科学家来建立科学合作的生态系统，并设立划定安全区的目标，在安全区中，合作不仅为两国所接纳，更受到鼓励和支持。

两国在许多领域都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共赢，科学家们可以展现如何从合作中受益。在科学界明确表达其对于合作方式的愿景之前，政治家们会试图填补这一空白。过去数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做法无论是对于科学的发展，还是对于全球的未来，都是极为不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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