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结婚的茶园少女 | 人间

我无法理解这片温柔的月色如何包容了那些暴烈与侵犯。

配图 | 《末路狂花》剧照

跨越半个地球，我从温妮身上看到特定文化中的女性群像，也看到我自己。这是一种很奇异的力量与共情：即使穿越过再庞杂的历史、再绵延的大地，经历过再多的话语变迁，总有个声音在告诉我们——无论你是否抗拒——你不仅是作为一个人，更是作为一个女人，在活着。

我以为绿色只代表生命和希望。来了非洲以后我方发觉，绿，原来也可以是殖民的颜色。

几年前我在肯尼亚实施为期五个月的研究项目，以性别与土地资源为课题。作为一次短期田野调查，日常不外是对当地居民的观察、走访，及与政府或相关机构进行不定期交流。我住在某村落的寄宿家庭里，离内罗毕约四十公里。由于交通和网络都极其不便，我工作之余做得最多的便是去家附近的茶园散步。

我是在茶园遇到温妮的。

此时正值南半球夏季，赤裸的太阳下，大片大片的茶叶绿得明晃晃，偶尔来一股热风，无边无际都在舞动：这是英国人的茶叶公司。肯尼亚已独立半世纪有余，英国的影子仍铺天盖地：英国移民，英国人的生意，他们的饮茶文化；教育，交通，行政区划，一派的英式。

茶园被分割得整齐而紧凑。本地黑人们头也不抬地穿梭在一个个绿色方块间，边走边掐着茶叶往背上的筐里送。如画的蓝天白云之下，大家都十分静默，大概是热与累的缘故。

这个下午，他们已在做收工的准备。我在这里初次见到了温妮。她一头短卷发用一条黑色方巾系住，贴身穿件绿色短袖，胸口被汗水浸湿，起起伏伏。

这样干练又带点稚气，我便留意她。茶叶筐已经满了，她仍弯腰采着。见太阳实在是毒辣，我走到她跟前问：“需要帮助吗？”

周围人见到个外来客贸然闯入，都笑嘻嘻盯着我看。温妮先是瞪大了眼，然后害羞地咯咯笑起来：“你抬不动的。”

我伸过手，才发现毫无重量的一片片叶子，积攒成堆之后，竟压得人喘不过气，于是问她：“你每天都做这个吗？”她还是咯咯笑：“当然能做就做，这是工作嘛！”

我见她黑色的肌肤亮闪闪，双眸极晶莹，俨然还是少女，体态又带点母性的丰腴，便问她年纪；答曰二十岁。又知道了她家和我的住处离得很近，于是当日帮她收拾完毕，和她结伴回家，边走边聊。

温妮的英语比大部分村民都要好。肯尼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与斯瓦西里语，未受过教育者大多只会后者。这样我以为她起码念完了中学，但事实又并非如此。

“我12岁就结婚了，婚后我立即生了第一个孩子。跟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她平淡而温和地微笑着：“不知道生孩子是什么，就生了。很疼。”也不忍心问她是指作为母亲的疼，还是作为少女的疼。

她的丈夫没有工作，日日游荡且不常着家，三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很自然落在她的肩上。采茶叶并非她的正式工作；乡间年轻女孩，干活以日为单位，今日为这家公司采茶叶，明日为那个家庭洗衣服，聊以维生。

没聊多久，温妮就要到家了。为保持联系，我与她互换了手机号码。她的手机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的老式小砖头机，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古早”，令我想起小时候我母亲第一台手机，只是更破旧些，九键被磨损得彻底看不见字母，黑白屏不停闪烁。

她兴致很高，我们约好第二天再见面。但次日我在内罗毕城内工作抽不开身，于是给她发了短信说下次再约。可当晚我听邻居说，“今天有个女孩在你家大门外等了你一下午”——我这才知道温妮那部砖头机通常不是坏了就是没有余额，短信几乎是看不到的。从此，每天下班回家前，我都会绕道去她家看一看。

一来二去，随着我们交往的逐渐密切，她开始叫我“姐姐”。我从温妮的故事中一点点拾起她生命的零碎，开始拼凑起她的各个角色。

受英国影响，肯尼亚居民多信基督教，每周日寄宿家庭都会带我去教堂做礼拜。村民的礼拜，大多是唱歌跳舞，或是主教用我听不懂的语言高声做几小时的祷告。这天下午，我从教堂出来，昏昏欲睡，和温妮一起走回家。下过雨的泥泞地，我穿着球鞋不停打滑，她穿着拖鞋，却稳当得不得了，于是一路紧紧地拉着我，生怕我跌倒。

她说：“我没有什么可以说话的人。”

我问：“你的家人呢？”

这样我便了解到温妮的身世。

她来自内罗毕一个条件尚优的家庭，从小生长于内罗毕的富人区“Karen”——聚集了欧美白人、肯尼亚本地有钱人的地方——她的英语也是自幼习得。

温妮对她作为女儿的那段日子并没有太多记忆。女儿的角色，消失在她母亲的死亡里。一夫多妻制下，她的父亲有两个妻子，温妮的母亲是为“正室”：

“另一个妻子一直很受宠……为了巩固地位，她给我的母亲下了毒。从此我便被赶出内罗毕的家门，父亲没有过问，我和母亲的姐妹也断了联系。我捡过垃圾，吃过橘子皮、香蕉皮，也吃过别人吐出来的甘蔗渣，总是在生病。”

温妮继续说，“一开始我每天边想母亲边哭，想着如果她还在，我现在应该在哪？后来哭得少了，梦见母亲也少了。就这样一天一天过。”

那年她八岁。

十二岁那年，温妮有了另一个角色：妻子。

从教堂回家的路相当长，要经过另一个小村落、一片树林、一片茶园，然后才到我们的村子。林子里的树高而多，我担心迷路，每次都是绕着外面走。来非洲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住的地方附近会有这么茂密的树林。就像我想象中的非洲是干涸的、棕黄色的，但其实这里却有那么多绿油油的茶园。

走过树林的时候，温妮开始聊她的第一任丈夫。

十二岁的某天夜晚，她在这片树林里第一次见到那个男人——一个陌生的侵犯者。他比温妮大许多许多，侵犯过后带温妮回了家，即是娶了她。

十二岁。作为一个外来者，我的常识告诉我那当然是彻底错误而暴戾的、违反法律与道德的，然而温妮的的确确是在那之后才结束了捡垃圾流浪的日子。如果是我，我怎么办？

“他向我道歉……并且一直对我很好。他一直照顾我。他告诉我，他爱我。”温妮微笑起来，豆蔻少女一样，带点羞涩，又带点不可置信的困惑。

“我以为生活可以好起来。至少他给了我住所，我不再整天捡垃圾了。直到有一天，一只黑猫走到我们屋前坐了许久，赶也赶不走。我们这里人都说，黑猫是女巫派来的，是带着诅咒的。”

我只凝神听着，毕竟黑猫的诅咒这种事我只在西洋童话里读过。

“那时我们结婚还没多久。后来他突然就病了，没过几周就病死了。这一定是黑猫的诅咒奏了效。之后，经人介绍，我又很快嫁给了现在的丈夫。”

描述这一切的时候，温妮是那么平淡而和气，好像她在叙述另一个人的故事，轻松、有趣、甚至有些猎奇的，与她毫不相干的。

此时我们快走到温妮家了，温妮提议：“姐姐，下次我们到你没去过的地方散步吧。”

“好，我们去玫瑰农场。”玫瑰农场是英国人在这个村子附近建的一所花园，在当地很是有名，培育出的各色玫瑰娇艳欲滴，被卖到内罗毕的富人区，或是欧洲。

“我还想带你去那片树林，里面非常漂亮的。”

“那是你遇见你第一个丈夫的地方吧？”

“是的。”

“那就算了。我不想让你面对难过的回忆。”

“我不难过的，那件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的呀！”

温妮依然那样笑得平淡而和气，她简直是我见过最爱笑的人了。没有影响当然是最好的，可我这无知多事的外来者，仍想从她的笑意中摇晃出无数个为什么。这种落差令我对自己不齿——所谓现代社会来的拯救者可不就是如此，对落魄者的情绪有种居高临下的期待。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和过去的大英帝国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作为同性，我实在希望看见温妮的情绪。我想情绪是一种觉醒，是一切的开始：表达立场，反抗，重生。我没注意看路，一脚踏进只水坑，溅起满鞋的泥泞，像脏了的血点。我开始怀疑：愤怒，到底是一种本能的情绪，还是被社会常识教育后的结果？如果从没有人来告诉我们道德、法律、性，那女人在受侵犯的时候，究竟会不会有愤怒？或者其实只是，惊慌失措地疼痛着？

在肯尼亚待了两个多月，雨季来得更加彻底。热辣辣的茶园被洗刷成深绿，暴雨雷鸣中静得带点神性。

几场倾盆大雨后，气温很快降了下来。晚饭前，我撑着伞去温妮家找她。山地的雨猛且急，短短几步路间，鞋裤也湿尽了。

这天我在温妮家第一次见到了她的丈夫。他是本地村民，瘦瘦的，不会英语，边紧张地笑边倒茶递给我。就像这里其他无数不做家事也不工作的年轻男人一样，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常而普通。

我准备了一堆话要对温妮说，一时竟无语凝噎，只得抱歉地问她：“能让他先出去一下吗？”她丈夫也很客气，听了温妮的话，转身便出了门。

我立刻拉住温妮：“温妮，你想去内罗毕吗？我们可以去找你父亲——坐一台Matatu（当地的公共交通工具，拥挤逼仄的面包车），两个小时就到市中心了！”

温妮的眼睛亮起来，又带点怯意：“真的吗？”

我更加来劲，拿出手机给她看照片：“我们去喝葡萄酒，吃日本菜，这家店就在Karen……我陪你去见你爸爸，见你的继母。我和你一起，不用怕。”我十分明白温妮连面包也没有，但我没有时间，我也太急了，想直接给她一块蛋糕。一块无力鲁莽的、授人以“鱼”的奉献。

意识到自己语气里的无知与潜意识中那份“先进社会”的自大，我几乎羞惭得面红心跳。而其实我只是想和她去内罗毕城，见她的父亲，经历她未曾有机会经历的。

这时温妮看到我相册里一张聚会的照片，“姐姐，你喜欢跳舞吗？”

我仔细一看相片，是去年冬天我与朋友们在布鲁塞尔聚会，流光溢彩下大家都笑意盈盈——也不过是半年前的事，我却感觉隔了半生。太远了。

我想回答，但被浓重的煤气味给堵了回去。我进门前温妮在准备晚饭，一个破旧的煤气炉她用了多年，这会儿炉上的锅热了，狭窄的小屋内满是煤气的味道。

我对温妮提过多次，即使不为自己，单为了孩子，用煤气的时候也一定要把门打开通风，可她还是没有记牢——其实即使开了门、开了那扇报纸糊的小天窗，浓烈的煤气味也无法消散，但总少了点心理上的窒息。

煤气味在我相册里的灯红酒绿周围弥漫开来。“也不算跳舞，就是普通的聚会。你喜欢跳舞吗？”

“喜欢！我特别喜欢唱歌跳舞。”

这是我第一次听温妮提到她喜欢的事。我兴奋起来，“你想跳舞的话，我就带你去，跳一整夜都行。”

温妮又笑了，“不可能，跳一整夜更不可能。我丈夫肯定会生气。”

“生气了会怎么样，他会打你吗？”

“我的耳朵就是被他打坏的。”她又加了一句，“但他已经很久没有打我了。”

“他上一次打你是什么时候？”

“半年前。”

我在布鲁塞尔和朋友们欢度时光的时候，温妮在挨打。“你不反抗，不生气吗？”

“生气没有用，他只会变本加厉。你知道，在这里——男人打女人，本来就是家事。”

没有人尊重她的悲伤与愤怒，久而久之，她也就不再悲伤，或愤怒。

到了某些地步，连情绪都是奢侈。

而我能做什么？我去骂他，扇他耳光，上法院告他，替温妮出气？他是这么正常而普通，这份正常和普通令我觉得极其无力。我软弱地逃开了这个话题，“并不非要过夜……选一个白天，我们早上一起去，下午就回来。”

“我要照顾孩子，太难抽身了……”

温妮年轻的面庞有时会令我忘记，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这天我的腰很疼。温妮给我递靠垫，一直关照我。二十岁的她有无比的细心和耐心，是真正做母亲后才会有的那种细心和耐心。我笑：“不要紧，可能是要来月经了。”

温妮说了句什么。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我一向喜欢雨，暴雨总叫我想起海洋、草原，所有鲜活的意象，激动喜悦的心情；但我从未意识到雨水可以这样吵。

温妮坐在我身边，我听不见她的声音，耳边只有哗哗声。我觉得这座屋子似乎随时会被雨水压垮。

我凑近问：“什么？”

“月经——是每个月流血的。是吗？我从来都没有。”

雨落得密不透风，连喘息的空间也不给我了。“从来没有过？”可她有三个孩子。

“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我年纪太小，流了好多好多的血……我以为我会死。后来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有时候我想，我是不是有问题？又猜，身体里面的血，在生产的时候就全都流光了。”

屋里唯一的吊灯丝毫不起作用，昏暗暗令人窒息。外面开始打雷，轰隆隆，我的腰更加疼，只说：“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好。”半晌又加上，“月经的疼……也是很难受的。所以没有说不定还是好事。”

我发觉在这里，自然而然地，我开始十足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这和在日本时，在意妆容打扮的“女性身份”是不同的：那一种，日语叫“愛嬌”，是掺杂了取悦与柔情的“女”。是一种——现代的父权社会下——甚至有人相信，女性可以用性别来讨便宜的那种“女”。

而温妮在这里的女性身份，可以是最最本能的，动物性的，是欺凌与被欺凌；是直面兽性、弱肉强食，是夜里的丛林一般的危机感。在欧洲的妇解分子讨论投票与产假的时候，数千公里外，浓绿的森林中，女性，被缩解为最原始的形态。

很奇怪，之前温妮告诉我她母亲的死亡，她的新婚，她的生儿育女，但都不如“没有月经”这件不算稀奇的事给我的冲击之大。这令我疑惑而汗颜，似乎我是一个性别战士，在甩着鞭子质问她：你是女人，你是女人你怎么可以不每个月都流血？

我想这是因为我以为月经是极少数的、我和温妮会共同体验到的一件事。但这层连结也没了，我成了一个彻底的旁观者。雨依然在持续不断地下着，我缩在单薄的外套里瑟瑟发抖，我以前不知道，赤道上的国家也可以这么冷。我不知道的事情这样多。

而温妮早早就穿上了一件在这里几乎没有必要的、厚厚的棉袄，她一直告诉我她是怕冷。我以为只是因为早晚温差的缘故，现在想来，她的身体，实在是很弱的。

当日，寄宿家庭中的母牛死掉了。我目睹她被几个男人拖走：胃和脖子都被切开，脑袋似断非断地挂着，眼睛是睁开的。这雨想是不会停的了，大颗大颗砸上母牛的尸体，混着血水落在泥泞地上，好不壮丽。

在肯尼亚的时间过得非常慢，一日复一日，转眼又是一两个月。我们最终还是去了那片树林，因为我要回欧洲了。

温妮打扮得很漂亮，穿了条黄色的连衣裙，健康而明亮。走在树林里，我们聊东聊西，几乎要把一生的话都说完了。温妮很是难过，捧着那只破手机：“我能给你发短信吗？”

“回了欧洲以后，我就不会再用肯尼亚的号码了。你能上网吗？”

温妮答不可以。我顿一下，还是说，“我把电子邮箱给你。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用网络，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你也可以给我寄信。”

“姐姐，你走了，我又会天天想你了。我的手机里本来就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她给我看她的通讯录。

我也很难过。“离开之前，我想和你去内罗毕，我带你看场电影，好吗？”

她的眼睛又亮起来：“你喜欢肥皂剧吗？”

我笑了，觉得有点惊讶：“你喜欢肥皂剧？”我上次见这个词好像还是在小学的英语课本里。

“对，我在广播里也常听。”

我笑：“很浪漫，是吧？”她也笑，我们俩就这样开始大笑起来。

我接着问：“你觉得你爱过谁吗？”——我不敢相信自己问出这么阳春白雪而又不经过大脑的问题。温妮却思索得格外认真，眉头紧锁，像是想从记忆里挖掘出一切与爱有关的碎片。“我不知道爱。十二岁，在树林里，他告诉我，他爱我……结婚以后，我不敢接触别的男人。我十二岁就跟着他，之后是现在的丈夫，我不知道是不是爱。”

“没有想见一个人，想起一个人的时候，心中像有蝴蝶在飞？”

二十岁的温妮仰着脸想了很久，很遗憾地说：“没有。”

此时正值五月，肯尼亚的雨季尚未结束，但这天却是难得的晴天。阳光投向成群高大的树木，从叶与叶间层层叠叠的缝隙中倾洒到地面上，布下一片辉煌的绿意。我没有见过树林在夜里的样子，但我也可以想象月色是怎样温柔地穿透过那些树叶，融化在地上。

我无法理解这片温柔的月色如何包容了那些暴烈与侵犯。

我从内到外都想带给温妮新的世界，想带她去这去那，想带她体会爱，可我能做的却是这么少。

最终我连电影院也没有带她去，因为我的计划有变，提前离开肯尼亚。

离开那天，车在村口接我。温妮哭得不能自已，身后的小女儿不知发生了什么，看见母亲这副样子，也是跟着大哭起来。旁人微笑，是笑我俩姐妹情深吧，——偏偏此时温妮又抽泣着喊“姐姐”。我伸手给她整理外衣帽子，今天天气回暖，她却也还是穿着那件厚棉袄，好似一个被季节隔绝出去的人。

我说：“记得去医院检查。”又叮嘱，“煮饭烧水的时候，再冷也要把门窗大开才行。那气体有毒的——即使为了孩子，也要牢记。知道了没有？”温妮只是抽泣着点头，也不知她听进去几分。

我叹气，紧紧抱她一下，“我走了，温妮，拜托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们会再见的。”

她急急问：“几时？”我说不上来，“明年……可能。”

温妮掏出她摔得快不成形的手机，“是不是给你发短信，你也收不到了？”我告诉过她，我离开以后，就不会再用肯尼亚的号码了。

我的心揪起来。我想带她看电影，想带她跳舞，吃日本菜。我想带她去看看医生，想和她一起去找她父亲，去见她的继母——温妮原谅了他们，我没有。我心中有那么多悲伤又无用的质问，它们铺天盖地死死堵在胸腔，几乎刺痛了。

“我会每天祷告，上帝是听着我的，”她话音未落又掉了眼泪，“不要忘了我。姐姐……”她的哽咽是这么细，这么弱弱的，却似粗暴的手扯着我的思绪。我只使劲点头，鼻子一阵酸楚，便把一直戴着的一支水晶项链取下来给了她——作用也不明，给了便是了。担心别人面前流泪，我挥挥手，转身便上车了。

两件行李塞在后备箱，我的旅程告一段落。十小时的飞行，回到井井有条的欧洲——实在也是很简单的事。温妮呢，她需要把人生打包进几只箱子才能离开这里呢？

车窗外，村民稀稀拉拉地招着手，随即男人们又回到田埂上去坐着，女人们又去地里工作了。窗外的风景开始流动，温妮和她的小女儿们很快就消失了，我的眼前只剩树林，还有大片大片的茶园。晴朗朗的蓝天下，明晃晃的绿色倒退着倒退着，满是生机与希望。

尾声

在肯尼亚，童婚、性暴力依然普遍，且堕胎基本被视为非法；在2014年正式通过的《婚姻法》里，一夫多妻制被明确承认为合法婚姻形式。从旱季到雨季，我在肯尼亚深入接触了70余名背景各异的当地女性，发觉她们的诉求惊人地相似——从联合国官员到贫民窟的艾滋病患者，在大部分权利都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她们的呼声里没有“女权”等现代标签，只有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些土地，一些自由，和一些握在手中的命运。

而我与温妮的邂逅极其偶然：她年轻得尚未社会化，没有加入任何团体，她的出身也令她更加边缘化——倘若不是那次茶园的散步，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的存在。我听过一些这类边缘女性的故事，有些加入当地女性组织，自立门户，也有一些在贫病交迫里消失。我无法预见温妮的未来，只希望灰烬能成为她的养分，大火烧尽，春风吹过，又是一片鲜绿。

编辑 | Terra 实习 | 思宇

孙枪枪

冷静、自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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