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思维》：真理与自由之间这惊险的一跃如何可能发生

真理（Veritas或Truth）是诸多大学的校训。真理使人自由（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的格言更广为传播。但是，世间的道路又如此的漫长，充满太多的崎岖和波澜，在各种偶然和突发中我们逐渐感到恐慌和无助，开始感叹：“为何听了如此多的道理，却依然无法过好这一生?”

逐渐，对真理的怀疑在我们内心野蛮生长。天地悠悠，最终我们选择妥协和退让，将自由托付给戏说人生、笑看风云，安慰自己一半清醒，一半醉。公共管理和公共事务研究著名学者何艳玲教授所著《源思维：洞穿本质的深度思考法》（以下简称《源思维》）呈现的不是成功之路，也不是策略性的思考方法、生活习惯，更不是可以快速习得的实用主义成功技巧，而是探索真理与自由之间这惊险和漫长的一跃如何可能发生。如何在坚守对真理的追寻中求得自由，在领悟科学精神中驾驭日常生活，在驾驭日常生活中增进人生厚度。其中的文字不仅是作者本人的所思所感，更是她的来时路——少小离家后，如何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为自己的家庭、子女、生活和工作带来自由。

撰文 | 汪广龙（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

《源思维》，作者：何艳玲，版本：中译出版社 2024年8月

勇敢地运用理智

运用理智、直面世事本身，并不一定让生活变得更加“容易”和“轻松”，而同时可能伴随着艰辛和危险。因此，去洞穿本质、深度思考的第一步不是各种思维方法，而是勇气。在放弃真理之前，先被放弃的也是勇气。

伊曼努尔·康德说，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非常之艰辛和非常之危险的，因为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因为一旦脱离自己靠模糊经验和笑看人生就可以适应的舒适区，各种不确定性便会扑面而来。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虽然大自然早己赋予了他们思考的力量，但他们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所以康德呼喊着，要敢于认知（Dare to know），要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要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运用自己的理智。而伯里克利则说，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何教授并没有将勇气作为书中特别的关键词，但这却是一切故事的原点，是真正的源思维——但当那个内向害羞又不善言辞的小女孩，脱离自己的舒适区，勇敢走上辩论场，直面世界，对艰辛和危险采取迎面而上的态度，后面的人生故事才徐徐展开。那些看起来毫不费力的故事背后，都付出了百分之两百的努力，这也是何教授的故事。

知识就是力量

C.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到，普通人战胜自己的困扰，需要的不只是信息，也不仅仅是敢于理性思考。他们还需要一种心智的品质，这是奠基于社会科学知识之上的想象力，从而使他们能更有效地利用信息和理性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布迪厄说，要超越表面现象，对于人们的自由及其对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合理愿望的无数侵害，就必须追溯到其经济的和社会的真正的决定因素。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严谨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和公共事务专门研究者，《源思维》的何教授试图呈现的不是鸡汤，也不是成功学（前者是非理性的，后者是不真实的），而是深度思考的力量。何教授认为，停留在现象层和事实层的都是浅层思考。在这种思考方式下，我们可能会了解到事实，但还是无法了解事实发生的机制和机理。我们在生活中遭遇的种种困扰、不解和冲突，都可能因为我们仅仅拘泥于现象的表面，从而无法深度理解事实的真相，更无法探究到事物的本质。这是米尔斯谈论的“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或者布迪厄将其表达为“通过寻找不幸的社会根源，从而免于自责”。

如果回到思考的运作机制，深度思考与浅层思考的最大区别是:单一断定思维主导浅层思考，多元因果思维驱动深度思考。每个理性个体都有强大的逻辑给出能力。但越强大和自洽的逻辑给出能力，也越容易制造各类“合乎情理”的解释。突破感觉的、经验的和虚假的日常逻辑并非易事。1996年，杰弗里·萨克斯在《经济学人》上面讲了一个古老故事：农民向牧师请教如何拯救奄奄一息的鸡群。牧师建议祈祷，但鸡还是继续死去。牧师又建议在鸡舍里放音乐，但鸡的死亡仍未减少。牧师再三考虑后，建议将鸡舍重新粉刷成鲜艳的颜色。最后，所有的鸡都死了。最后牧师却告诉农民“真可惜，我还有很多好主意呢”。这个故事表明，每一个逻辑都能找到一个相对应的“现象”，而每一个现象也都能够找到相应的“逻辑”，但这个逻辑远非世界的真实或者本质。如果缺乏一个标准，“现象”和“逻辑”之间的链接事实上是轻而易举的。我们需要寻找科学的“关系”，突破感觉的、经验的和虚假的日常逻辑，即那些“并非知识的信息、没有原则的主见和没有信念的直觉”。

因此，多元因果思维的实现，需要的不仅是思维和想象，更需要借助人类的集体智慧，也就是系统和广泛的知识。知识是有清晰边界的、被证实的或者被广泛相信的系统认识。例如，我们一般都明白，现实中的个体既不会像原子一样孤立在他们的社会网络之外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也不会盲目遵从社会、群体、组织给他们所写的表演脚本。近来流行的“草台班子”表明，那些看似绝对的权力、看似光鲜靓丽的偶像、看似严密理性的规则、看似不可思议的“超人”，其实却是漏洞百出的、临时性的、简陋的、普通的、非正式的、非人格化的，超出我们一般性认知的、低水平漏洞无处不在，成功的“天才”其实只是信息差、权力差别、决策地位、资源调动，神秘色彩都是滤镜。但是，如何把这个观点变得更具有分析性呢？社会网络和经济社会学大师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个体有目的的行动都嵌入在具体且不断发展的社会关系系统中。这些关系网络构成了联结个人行动、社会制度和文化间的中观层次的关键部分。通过研究不同的关系网络，我们不仅可以对个体，还可以对更广泛的社会制度运行进程差异化分析。可以看到，知识如同有色眼镜与望远镜，把世界拉近、放大、重新着色，进而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是一种寻找世界结构和DNA的方式。

理论是全人类的，问题仍然可能是你自己的。系统性的知识学习，是我们得以定义事实、辨析因果进而锚定切口的关键基础，通过对世界更深层次和结构化的理解，为我们建立一种“控制感”，在更广阔的世界中锚定自己，重新对情侣关系、家庭、组织甚至时代中的自己进行深度思考和定位。控制感为我们科学地熬制心灵鸡汤，让我们不被情绪漩涡所左右，冷静下来慢慢找到出口。不仅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寻求“理解的必然”，而且能找到更多的缝隙和可能性，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让思维训练成为习惯

“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做不到”。何教授认为，很多时候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这些道理，却没有深入地思考和理解它们，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反复地思维训练。只有这样，当我们的潜意识接受了这些思想，并形成了内在的信念时，才能爆发出持续动力。

这是让思维训练成为习惯过程：首先，我们需要将这些看似空洞的道理与具体情境、具体行为联系起来，形成逻辑行为链条，转化为自己的角色、价值、目标与行为策略，产生对自己的控制感。控制感，意味着自己说的话、写的文字、形成的判断、做出的行为都是“受控的”，自己知道这句话后下一句要讲什么，这段文字后面应该继续展开，这个判断成立的边界和后果，以及这个行为选择的逻辑链条。第二，持续进行思维劳动，形成某些能诱导思维快速启动的触发点，或者是推动思维展开的结构化框架。这个过程，是用自己的语言重新阐述知识点，将其融入自身既有的经验或知识，然后在具体的情境中应用它，将其变为某种行动或者是解释。第三，可控的思维控制一旦形成，便有了自我增殖机制，只要保证养分的充足，它便会蓬勃生长。这个养分就是不断的知识学习和经验累积，让外在世界的现象和观点不断与自己碰撞，让它们滋养自己的知识大树不断成长。就如同经常有人问我，“哪一点是导师交给我，但是我还没学会的”，我回忆何教授说过的话后回答道：“保持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价值的人进行频繁对话，让多样的世界实践推动自己深度思考”。最终，对自己内心和外在世界的控制感便演变成具体的理想力、规划力、猎知力、专业力等人生支持力，以及决策力、靶向力、沟通力、调适力等人生纠偏力。

从前的日子很慢，距离很远，歌声里面有着去岁今年，带着告别相见、故乡的云和远方的理想，故人和今宵。那时候，父亲的经验、母亲的唠叨和自己的努力，似乎就足够应对这个世界了。但在这个互动频繁、时间和空间压缩、创造力层出不穷的时代，不确定如影随形。我们需要更强大的自我，才能维持人生的航向。重建旅途的控制感，不是用线性思维去对抗世界的不可预测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事实上，世界不需要如此地整齐划一，如果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固定和可预测的，那该多么令人绝望。旅途的控制感，让我们明白，每个个体所处的现实既是结构的、延续的，但是又是现实的、充满偶然性的和实践能动的。面对世间滔滔两岸潮，我们不能只是沧海一声笑，而是值得更加自由的淡然。

也因此，《源思维》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旅途自白，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汪广龙；编辑：张进；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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