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无：周先生讲，我们要做的学问，是王国维、陈寅恪的学问

徐兴无教授

王：请您谈谈学术师承。

徐：我的硕、博士都是跟周勋初先生和莫砺锋老师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后来知道，1983年我考大学时的语文卷子也是周先生参加的全国高考命题组出的，那年《新华日报》刊登两篇优秀作文，用了我和南大新闻学院院长杜骏飞教授的作文。大学毕业时，南大把高考卷子发给我们留念，阅卷人签字当中还有南师大的郁贤皓先生。所以这些老辈也是我的本科座师。

我的导师周勋初先生学问广博而精深，他和程千帆先生有一点很相似，就是他们虽然思想很开阔活跃，但文献学的功底都出奇的好，在文献学上都有站得住的传世之作，然后又都能在此基础上去做问题的研究，做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做文学史、文学理论方面的开拓。所以程先生说考据与批评相结合，周先生讲文献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这些都是我们硕士到博士期间很重要的学术导向。现在想想，他们不仅在传统的学术训练方面有很好的造诣，而且特别有理论的自觉，就是方法的意识和创新的意识。

程先生的《治学小言》、周先生的马来西亚博士生余历雄编的《师门问学录》以及他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治学访谈文章，影响都很大。我记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周先生的“当代学术思辨”，这门课是他给研究生开的选修课，当时他那本书还没有出来。他讲课的方法就是两个，第一个是选一些重要的能代表文史类治学方法的论文，给大家细读，读了以后总结出一些方法。比如说他选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选陈寅恪先生的《论韩愈》《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等文章，他在讲这些文章的时候不是讲这个文章的内容，而是讲这个文章是怎么样出新的，在方法上有什么启发。第二个就是结合我们院里面一些学术前辈，比如胡小石、罗根泽、方光焘、程千帆先生的治学方法，作一些总结来讲。我觉得他们对学术前辈的尊重，最主要地体现在不断总结他们的治学经验，比如我上博士的那年是1990年，程先生、周先生主持举办了“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三教授百年诞辰学术纪念会”。后来陆续出版了《胡小石论文集》《汪辟疆文集》等文献。程先生一直关心他的老师黄侃先生的日记整理与出版的事，周先生不仅写了不少研究上述学术前辈治学方法的文章，还编辑胡小石先生的论文集。巩本栋教授在1997年就编纂了《程千帆沈祖棻学记》。我们为周先生举办八秩华诞、九秩华诞庆祝活动，出纪念文集，也都是莫老师写序言，来阐发周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很有启发。

2008年周先生八秩华诞庆典与周先生和师母合影

所以，一个学科的传承，不是只培养学术继承人，还要有学术方法传承的自觉性，这就是佛教里说的“法门”。这样讲方法就很具体，就是佛教里说的佛陀“现身说法”。不像我们现在讲方法，是一套逻辑性的，学了以后也不知道自己懂不懂。现在理论流行得很快，一年当中流行很多理论，特别是进入后现代以来，说是反对理论，但理论流行得更多，特别是西方的文化与文学理论、文本理论等，可能是对我们挑战和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理论，我们不得不面对。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像程先生、周先生他们，在教学当中，特别注重在理论和治学方法上专门开一些课，而且他们开课也不是空讲理论，他们都是用一些治学的实例，一些学人的实例，还有一些经典的论文来讲。“鸳鸯绣了从教看”，我们做学生的也要能够看懂门道，因此，读学术前辈和自己导师的论文，研究他们的治学经验，是我们学习治学方法的入门途径。

王：周先生如何教您从事学术研究？

徐：周先生写了不少讲文史领域治学方法的一些文章，他一直对此有兴趣，但他用的方法不像我们现在是用纯理论展开，而是讲学术史，或者对我们讲现、当代的学林掌故。

周先生有两个观点对我影响很大，第一个是说中国古时候做学问，一直到乾嘉，基本上用归纳法，但是从王国维开始，知道演绎了，胡适后来从西方带回来治学方法之后，推论、假设、演绎的逻辑在现代学术里就用得比较多，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和古代学术最大的一个不同。也就是说古代学术，包括乾嘉诸老，他们写札记都是归纳的方法，他们觉得归纳出来就可以了，其实现在看起来，包括民国早期很多老先生其实不会写论文，他们写论文都是自己说一句话，下面给自己的话做个注释，排一些材料，但是现代学术的起步，就是要会在局部归纳的基础上发现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一种假设，然后你要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之下进行推论、研究，这才是现代的学术。这是我从周先生这里学到的。实际上，科学，包括自然科学都是这样，假设带来问题，并不意味着发现了真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学术界老是认为程先生主张考据与批评相结合，周先生主张文献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认为我们南京大学“两古（古代文学、古典文献）”专业都讲这两点，但是他们两位怎么讲，大家不大关心，其实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周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启发，就是关注方法。

《当代学术研究思辨》

第二个是在“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课上——后来课的内容成书出版了，大家现在能看到——周先生区分了晚清到民国时期三个重要的学术流派。通过分析这三个学术流派，他告诉我什么才是我们要做的学问。第一个是章黄学派，代表中国的民族学问，是中国古代特别是乾嘉以来的学术（到章太炎、黄侃的时代）的集大成，所有的精华在他们这里都得到了提炼。他们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太民族化了，还没有形成现代学术的体系。第二个是康有为，严格地讲，这是致用的学术，他所用的手法是清代的文献考据，但是他的学术的目的不是纯学术，而是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康有为做出来的学术成果，只能首先作为研究康有为思想的资料，而不能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依据。第三个是王国维和陈寅恪，代表着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现代学术的融合。周先生讲，我们要做的学问，是王国维、陈寅恪的学问，同时要吸收前两派的学问，但是只有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学问才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问，真正的中国现代学术，是文史领域现代学术的开始。他们研究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时代课题，不再像章、黄、康有为那样了；他们可以对现实有很多说法，但他们做的学问是另外一个样子。王国维、陈寅恪不仅做的学问是客观的，他们选择的问题不仅是引领学术潮流的，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学者最关心的中国历史和民族的一些根本问题，既是最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有文化关怀在里面。所以，周先生给我的第二个启发，就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总之，关注治学方法，分辨学术脉络，这是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两个重要的治学门径。

还有，周先生有一次跟我讲为什么要把博士论文写好的道理。他说一个人一生能够写得最大的文章就是博士论文。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精力最好。他说：“徐兴无，你到五、六十岁的年纪，想写大的书，你可能都没有精力写啦。”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做博士论文是给自己开模具，要给自己一生的学问开出格局，如果一开始做论文就做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你将来就只能做这个。一开始做个大一点的，哪怕空一点，甚至里面有一些硬伤，都不要怕，都不要觉得可耻，年纪轻，只要坚持做学问，可以慢慢积累、慢慢改、慢慢磨、慢慢修正嘛。现在我回头看看我的博士论文，里面有很多很可笑的东西，还有不少常识性错误。但现在想想，这就是我年轻时候做学问的样子，有点莽撞粗疏，就应该是这样，对吧？尽管我现在也没做出什么大学问来，但是我也不后悔。我觉得当时周先生给我的教诲，我还是自己去努力地做了，尽管没做到他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但是我还是努力去做，这一点很重要。

徐兴无教授博士论文

中国的文化发展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一百多年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出现了，为什么？我认为我们的学术格局和学术制度不太好，现在这样的学术体制对人文学科来说更不利。博士生从业以后，如果一个学人只是知道发C刊的论文，拿项目，申报获奖，出去开会，过得忙忙碌碌，患得患失，学术工作就不再是一个心性修养、心灵升华和创作的过程，而是一个生产和劳作的过程，那就完了。汉娜·阿伦特把人的境况分成三种层次：为满足生理需要而必须进行的“劳动”；为了实现某种动机和效果而进行的“工作”或“生产”；以及为了实现卓越、伟大和非凡而进行的“行动”。学术、艺术等行为应该属于“行动”的层次。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做学问是“大学”，即使做“小学”，做文献整理，都要知道：我为什么整理这样的文献，那样的文献我就不去整理，这里有我的关怀和行动是吧？在现实中我们做不到这个境界，但我们心里不能忘了这个理想。回头看看，像程先生、周先生，也没有承担过什么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也没有关注什么论文发表刊物，但是他们组织了许多大型的学术工程，研究领域和写的文章气象都很宏大或者深邃。在他们的心里，做学问就是为了学问，而不是为了评价和利益，甚至还有比做学问更大的事，就是培养学生。

周先生对学生的成长管得不细，从没有问过我学习的过程和生活上的事，但他对我的培养节奏把握得很好。他跟我讲过，一个人越早发现自己的才性，他成功的把握就越大。也就是说，你越早发现自己适合做什么事情，你就去早点做，就赢得了时间和机会，对吧？所以做什么研究，还要看各人对自家的觉悟。我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发现自己的才性，所以也没做出什么事，但如果当初我学了别的专业，进了别的学校，老师给我的影响和熏陶就不会有了。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话，都是我现在回想出来的，我平时不是很自觉，但是现在有这个机会串起来想想，这就是整个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给我的影响，我的老师们在一些关键阶段给了我许多暗示。很多时候老师给你的暗示，你都没悟到，而老师也不会有意为你设计一些暗示，庆幸的是，对他的一些暗示，我还是心有灵犀了一两点。我能在现在说出来的东西，应该是塑造我和建构我的东西，只是我没有达到老师塑造的目标。

王：其他人对您学术研究有影响吗？

徐：除了学科里的老师们给我的影响之外，我自己受到影响比较大的首先是顾颉刚先生，此外就是刘师培、王国维、钱穆、余英时的书读得比较多。跟着周先生做学生，陈寅恪先生的书也读了一些，因为做谶纬研究，闻一多先生的书也读了一些。大概这是求学时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学者。为什么呢，下面谈到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时再说。

我不像很多人把学术看得很神圣，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是最重要的。尽管我在学生面前经常讲学术的价值关乎我们很多很多根本的意义，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做学问就像体育运动一样，我们是思想运动员。比如说你们都看奥运会，运动员的短跑速度是多快，证明了人类这个生物体做某种肢体动作能达到的极限。我们做学问也是这样，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认为学术是我的事业，我要把一个领域都探究尽了，做一个很大很系统的学问。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当我介入到做古代思想、古代学术的时候，就某个问题，我这个肉体能思考多深，做出来的成果就是一个记录，记录我的思维运动和学术行动能达到的程度。我们做的都是象牙塔里面的学问，和现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事实上，做纯粹的学问就是在挑战人类思考某一个问题的时候能发挥出来的思想能力。因此，如果做学问，就要能在其中感到兴趣和快乐。我的兴趣比较广泛。本科的时候，每个礼拜都去杨公井和新街口逛书店，喜欢看里面各种各样的小说，还有笔记小说我也很感兴趣，有一阵子想研究笔记小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很想做一个作家，郁达夫的书我基本上全看过，后来看到他的日记、游记，看到他的散文的时候，就喜欢古典文学了，就觉得他写的小说都不如他写的这些文字好，还有他的旧体诗。鲁迅的东西我读过好些，能感受到他的古典文化修养，到了大学四年级，我就对古典文学感兴趣。那时候考研究生，就考上了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