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列朝列国志】南朝梁（九）：梁简文帝萧纲

南朝梁（九）：梁简文帝萧纲

（7）为政举措

萧纲自普通四年（公元523年）至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担任雍州刺史约七年多时间。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曾经发教原减民间资费、又发教革除贪惰。在东宫时，视察京师监狱，同情囚徒配役既枉且滥，上启论事。从这些事迹来看，他能够体恤民瘼。至于他的政治业绩，主要是在雍州刺史任时，北伐有攻城略地之功。《梁书·简文帝纪》曰：“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这里是综合萧纲普通、大通北伐业绩而言的。

萧纲养德东宫十八年，与通常的太子一样，没有特别的政治业绩。在攸关梁朝生死的侯景之乱当中，萧纲最初虽然积极投身救亡，但是，从范桃棒事件的处理，可见他个性优柔寡断。台城攻陷之后，先作俘虏，再当傀儡皇帝，最终仍死于敌手。

论萧纲与梁朝政治，萧纲与朱异近二十年的矛盾不应忽视。在梁朝的中后期，朱异是最受梁武帝宠信的权臣。中大通三年萧纲继萧统之后任皇太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初入东宫，萧纲就非常不快乐。他在《与湘东王书》中透露过心中的压抑与郁闷。朱异因为嫉恨自萧纲小时就随侍的徐摛受梁武帝赏识，马上将徐摛排挤出京城。奸臣擅权，对于经历过边镇辛苦的萧纲来说，很看不惯。他答书在新安太守任的徐摛，感叹自身虽居监抚之任，不能去朝之奸臣。文曰：“山涛有云，东宫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遑，无忘夕惕。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观夫全躯具臣，刀笔小吏，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玉馔罗前，黄金在握，浞訾栗斯，容与自熹。亦复言轩羲以来，一人而已。使人见此，良足长叹。”

大同年间，萧纲亲信的侍臣韦粲又被朱异排挤外放。侯景之乱爆发之前，相关事件的处置失当，与朱异颇有关系。侯景之乱爆发，叛军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诛杀朱异等奸臣。据《梁书·朱异传》，侯景叛军包围台城时，城内文武百官皆怨恨朱异弄权，皇太子萧纲作《围城赋》直指朱异为招祸之首；又据《南史·朱异传》，萧纲作《愍乱诗》也指斥朱异误国。这一现象值得读史者深长思考。萧纲其实也是因为受父皇宠爱才被越次拜为皇太子的，贵为王储，仍要身受一位权臣几十年的挤压，直至国家灭亡前夕才能一吐心中的愤怒。可见君主专制政体的严重弊端。

（8）学术成就 ①文学

萧纲在政治上的成就远没有在文学上的成就大。萧纲自幼爱好文学，因为特殊的身份，以他的幕僚为主，围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鲜明的文学集团。随着萧纲于中大通三年被立为皇太子，这一集团的文学影响逐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开宣布并倡导文学史上著名的宫体文学，形成风尚，影响于文学史不止一个时代。

中大通三年（531年），昭明太子萧统去世，萧纲正位东宫，从此成为梁朝中央文坛的领袖人物。晋安王文学集团成为东宫文学集团，这时，湘东王萧绎虽然远在荆州，大略具有萧纲文学集团副领袖的地位。萧纲与萧统同父同母，情义甚笃。萧纲与萧绎不同母，但是，兄弟情好亦甚至。萧纲入为太子之后，当时赋诗作文，常以“曹丕”比萧纲、“曹植”比萧绎。萧纲、萧绎真地象曹丕、曹植主导建安文坛那样携手领导着当代文坛，中大通后期至大同年间，新文学的风气有声有色，流行一时。所以，隋唐之际的论者论宫体诗风的流行，必归罪于“简文、湘东”。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对于萧纲东宫文学集团来说，萧子显（487年—535年）的加入，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件。萧子显为齐高帝之孙、齐豫章王萧嶷之子，与萧梁皇族同族，辈分与萧纲同，但年长十六岁。子显已于天监年间撰成《南齐书》，《南齐书·文学传论》表明当时子显对文学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见解。将《南齐书·文学传论》与萧纲《与湘东王书》对读，不难发现萧子显、萧纲是一对文学知音。所以，萧子显特别受萧纲赏识，就不足为奇了。子显与萧纲的交往，可考者，多在萧纲为太子之后。中大通四年，子显作《春别诗》四首，太子纲作《和萧侍中子显春别诗》，湘东王绎更和太子，作《春别应令诗》。这组诗都见于《玉台新咏》，是典型的宫体诗。子显于当世有才名，颇自负。中大通五年，萧纲曾经赞叹子显为“异人间出”。

《梁书》卷三五《萧子显传》：“太宗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太宗谓坐客曰：‘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萧纲与子显交好，亦见张缵《中书令萧子显墓志》：“储君毓德少阳，情协陈阮。”中大通六年，萧纲主撰的《法宝联璧》成书，湘东王萧绎为作《序》，与修者，《序》作者湘东王绎以下，萧子显等共三十七人列名。萧子显于大同元年去世，与萧纲的密切交往虽然可能只有三年多，但是，这一交往值得重视，不应该被文学史论者忽略。

《玉台新咏》十卷是萧纲正位东宫之初开始倡导宫体诗时的一个配合的作品。该书由徐陵于中大通六年（534）编撰成功。

萧纲四岁封晋安王，七岁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量置佐吏。此时是萧纲“有诗癖”之始。而其“诗癖”的养成及其后来“宫体”诗的形成，又与此时如幕的徐擒和张率有直接关系。徐擒为萧纲侍读，而他“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其新变之体，其实就是宫体诗。张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与陆、任昉等友善，曾得沈约赞赏。天监初，他曾经被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馀条，勒成百卷……以给后宫”。可见，他早就具备写作宫体诗的基本条件。而且其今存诗中不乏艳情的内容。他“在府十年，恩礼甚笃”，对于萧纲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萧纲11岁为宣惠将军、丹阳尹时，有庾肩吾等人入幕；18岁为南徐刺史时，又有王规等人入幕，从而使萧纲文学集团初具规模。从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七年。此间其幕府中又有：刘孝仪、刘孝威等人入幕。其文学集团已自然形成，并且诗歌创作也日渐繁荣。至萧纲入主东宫后，文学才士更是济济一堂，如徐擒、张率、庾肩吾、王规、刘孝仪、刘孝威等。

萧纲的文学主张，在当时也具有代表意义。他既反对质直懦钝，又反对浮疏阐缓（《与湘东王书》），正面提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和萧绎主张的“情灵摇荡”互为呼应。《南史·梁简文帝纪》记其有文集100卷，其他著作600余卷。存世的作品，经明代张溥辑为《梁简文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②玄学

文、义之学并称南朝的显学，义学即玄学。与对待诗歌类似，萧纲在玄学上投注的热情也非常大。历史上的梁大同年间，宫体诗风与玄谈讲学之风之盛，大致并驾齐驱。萧纲、萧绎兄弟与其父梁武帝萧衍一起，充当了大同玄风的重大推手。《梁书·武帝纪》曰：“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

《颜氏家训·勉学篇》回忆说：“洎于梁世，兹风（引按：玄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金楼子·杂记上》记载大同五年萧绎自荆州还京师，“其日赋诗”,“其晚道义”。正是一时风气的写照。京师、郡国其它讲学玄辩的事迹，可以参看本谱的相关内容。这种风气，至太清、承圣国难之中仍在延续，萧纲的太子萧大器临刑之前仍在讲《老子》；西魏大兵压境、江陵势如危卵之际，萧绎亦频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真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或许如前揭《颜氏家训》所说，“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玄谈也有消除紧张恐惧的功能。

梁武帝崇佛闻名于史，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梁朝的佛教主要是佛学，佛学的理论，而非实践的佛教修行，所以，梁朝空前繁荣的佛学，梁武帝一再开讲所推动的佛教讲经的风气，某种意义上，亦可以与玄学的发展联结起来。以本谱所述天监十八年昭明太子萧统讲真俗二谛义，以及萧纲等人的谘问为例，其实就是一场玄学辩论。历史上西晋亡国，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玄学清谈导致的结果。清谈废事，对于梁朝的灭亡，也有史籍记载直接与玄谈的风气联系起来。

《梁书》卷三七《何敬容传》载，太清元年，何敬容迁太子詹事，“是年，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又有托名陶弘景的诗歌预言玄风再盛终将导致侯景之乱、断送梁朝：“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与文学藉文字以传不同，玄学重在谈论，多是口头之学，保存不多。萧氏兄弟的玄学著述与成就，今大略可考者如下。《梁书·简文帝纪》记载萧纲《老子义》《庄子义》各二十卷，《隋志》《唐志》也有著录，书名、卷数稍异。

③其他学术

萧纲的著述事业，除了文学、玄学外，还精医道，著有《沐浴经》三卷、《如意方》十卷，均佚；还体现出对杂艺、阴阳五行两方面的较多兴趣。杂艺有《马槊谱》《投壶经》《棋品》《弹棋谱》之作，五行有《光明符》《易林》《沐浴经》《灶经》《新增白泽图》之作。两部大书《长春义记》《法宝联璧》都是集合他人共同编著。顾野王《玉篇》系受萧纲之命而作。

萧纲的阴阳五行著作，大多今属道教领域，反映了一时风气。唐初贞观年间，鉴于阴阳五行杂书太多，唐太宗就曾经下令太常集合诸术士一起进行大肆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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